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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桑奇自传：不能不说的秘密 / （澳）阿桑奇（Assange, J.P.）著，任海龙，常江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7

（传记译林）

书名原文：Julian Assange: the unauthorised autobiography

ISBN 978—7—5447—4078—4

Ⅰ. ①阿…   Ⅱ. ①阿… ②任… ③常…   Ⅲ. ①阿桑奇，J.P.-自传   Ⅳ. ①K836.11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2694号

Julian Assange: The Unauthorised Autobiography by Julian Assange

Copyright © 2011 by Julian Assange

Copyright licensed by Canongate Book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131号

书  名  阿桑奇自传：不能不说的秘密

作  者  澳大利亚朱利安·阿桑奇

译  者  任海龙 常 江

责任编辑  韩洁琦 田 智 何本国

原文出版  Canongate Books Ltd.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4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078—4

定  价  3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目录

英国出版商声明

1禁  闭

2磁  岛

3逃  亡

4第一台电脑

5密码朋克

6被  告

7通向未来的数学之路

8维基解密的诞生

9否极泰来的世界

10冰  岛

11间接谋杀

12编辑的全班人马

13鲜  血

14电报门

跋

附  录

英国出版商声明

2010年12月20日，朱利安·阿桑奇与坎农格特出版社签署出书合同，书的内容一半是回忆录、一半是宣言，按合同规定次年出版。

当时，朱利安说道：“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团结我们这一代人的书籍之一。在这本高度个人化的书中，我会阐述我们为打造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新关系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斗争。”

最后，书的内容对他来说牵扯太多个人私密了。

虽然他在诺福克（他当时被软禁在诺福克）的埃林厄姆庄园花了50多个小时接受录音访谈，围绕他的生活和维基解密的工作与他请来的作者常常谈到很晚，但他越来越不愿意出版自传。三月底一稿交给他读完之后，朱利安宣布：“写回忆录好比卖淫。”

2011年6月7日，当全世界38家出版社已经计划出版本书时，朱利安告诉我们，他想废除合同。

我们不同意朱利安对本书的评价。我们相信，本书阐述其人其事，重点描述他为真相的献身。朱利安总是说本书写得很好，我们同意，这也是我们决定让广大读者看到本书的一个理由。

合同的事情呢？朱利安在宣布要废除合同之前，已经将预付款正式转移给律师，支付他案子所需的法律费用。因此合同仍然有效。我们决定遵守合同规定，出版此书。

现在读者看到的就是未授权的一稿。内容激情洋溢，挑衅叛逆，固执己见—就像作者本人一样。本书实现了原来的承诺，我们对本书的出版深感自豪。

坎农格特出版社

2011年9月

“如果你想造一艘船，不要召集大家搜集木头，不要给他们分配任务，而是要教会他们对浩瀚海洋心生憧憬。”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

1禁  闭

自出生之日起，我便被充满好奇心、不明真相不罢休的人包围着，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是一件幸事。直到有一天，我生命中出现了许多敌人，他们因我对真相的执着求索而恨我入骨。漫天的辱骂声会让人迷失自我，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幸好我仍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还能向世人讲述我自己的故事。我的名字是朱利安·阿桑奇。有一天，伦敦警察突然将我当成通缉犯。如果不是这其中涉及到错综复杂的事件与形形色色的人物，故事到那天也就戛然而止了。时过境迁，逝者如斯，若人不去主动改变这一切，未来就会从指缝间溜走：当你坐在英国警车后座，在熙攘的街道上呼啸而过时，难免会睁开眼睛，对这个世界产生新的了解。

车外的人群叫着我的名字，呼喊着各种口号。摄影记者像水桶中乱爬的螃蟹一样在车窗外拥挤推搡。媒体为了抢拍照片，争先恐后扑到车上，警车剧烈晃动，似乎要被推翻。我弯下身子，将头埋在膝盖之间，不愿被媒体刻画成罪犯。偶尔抬起头，却发现车窗外挤满了摄像头，倾斜成各种角度，就为能拍到我的脸，我不禁用双臂护住了头。终于，警车速度加快，脱离了人群。看到警车被砸，一些不明就里的囚犯在自己的牢房中大呼小叫，还有人纯粹是看热闹瞎起哄。总之，好戏落幕了。警车用了差不多40分钟的时间抵达旺兹沃思监狱的大门。那一天是2010年12月7日。

奇怪的是，进入监狱时，我竟感觉自信满满。也许，这是因为我很清楚自己锒铛入狱的新闻正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我知道所有人都在关注着我，因此，即使身陷囹圄也是值得的：对我的责难越是高调，就越能推动我们事业的发展。我心中也有些担忧，生怕因为自己的工作而被打上罪犯的烙印，但我知道他们越是这样做，就越能唤醒人民心中的正义。我这么说倒不是因为自己勇敢，而是策略上很明智。当时我身上只带了一支圆珠笔和250英镑的钞票，监狱按规定将这些随身物品收走保管，随后又要我脱掉身上的衣服，换上狱服，套上灰色的套头衫和灰裤子。1895年当奥斯卡·王尔德被转到这所监狱时，因为监狱将自己的马甲弄丢，便对狱吏说了一句话： “请务必原谅我感情的迸发！”这句话在当时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我无意将自己与王尔德相提并论，我的那些马甲也根本不值一提，但身处这座维多利亚时代遗留下来的恶臭监狱，难免会联想起王尔德曾经遭受的苦难。后来律师告诉我，我的牢房就是当年关押王尔德的牢房，虽然我对此表示怀疑，但王尔德在反对不公的斗争中表现出的精神却是长存的。他当年在狱中受尽百般虐待，非人的境遇让世人心碎。在旺兹沃思监狱的这段时间，我心中最挂念的，并非自己，而是那些过去和现在同样遭受牢狱之灾的人们。

我想到了那位年轻的美国士兵布拉德利，因为向世人敲响警钟，将非法战争的罪行昭告天下，就被美国军方关进大牢，受到非人的对待。身陷囹圄的这些日子中，我一直惦记着他的安危。

关进牢房后，我自然而然地养成了很多习惯。其中一个就是开始来回踱步，像被关进笼子的豹子一样，必须要以某种方式活动身体，发泄能量。我在房间中走来走去，心不在焉地盘算着，同时尝试在生理上适应这狭小的空间。我很清楚，此处虽条件恶劣，但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我反复这样慰勉自己，以集中精力思考正事。在狱外那个 “外面的世界”中，我的律师们正加班加点地工作，努力将我解放出去，但他们的世界对关押在小小牢房里的我来讲过于遥远，我只能每天在牢房中绕来绕去，第一次真正体会到 “禁闭”这个词的滋味。

也许是为了降低噪声或提高牢房温度，上一个关在我牢房中的囚徒将通风口用一张A4纸盖住。当晚，狱吏熄灯时，我意识到牢狱生活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与外界断了联系。我的一生都是为了传播事业而活，现在突然意识到在监狱中听不到别人、也无法被别人听到是多么痛苦。更何况，维基解密的工作就是与众多对手展开通讯战，需要随时随刻有人加以指导。翌日清晨灯亮了以后，我很清楚当务之急就是设法打电话。监狱总会手下留情，让犯人上上网吧？我知道这不太可能，但我个性使然，总认为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到最后一刻不轻易说不可能。所以我一直思考着，一直希望着，终于有一天按下了紧急按钮。

典狱长同意见我一面。他决定将我安排到翁斯洛区，与 “危险”犯人关在一起。翁斯洛区地上数层，地下数层，监狱内的小社会自成一体。典狱长似乎认为，我有被其他囚犯攻击的危险，所以才应关到翁斯洛，但在这点上他可弄错了，因为我遇到的囚徒很明显站在我这一边。翁斯洛区关满了强奸犯、恋童癖、黑社会头目，有时还有名人锒铛入狱。我被一个人关在牢房中，仍然不让打电话。没有电话，没有纸笔，完全没办法与同事联络。我虽然一直没有屈服，但也对现状无可奈何。

我的牢房位于地下，两米见宽，四米见长，有一张床、一个水池、一个马桶、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墙壁灰白。墙上各处包着灰色的塑料层，构成水管和通风管，从而接通水池和马桶。这样做的目的是将囚犯自我伤害的可能性降至最低，但也意味着一切都是那么无趣，都藏匿在平滑的表面之下。水池上没装水龙头，马桶连按钮和蓄水池都没有，已经全部自动化或设计成触摸式。床边的墙上安着一个紧急医护按钮，马桶的周围可以拉上帘子。一面墙的顶部有个小窗，安有间隔四厘米的道道铁栏。窗户外面是监狱操场，场地面积不大，四周的高墙上铁丝网层层密布。有时早上，我能透过窗户看到其他囚犯的腿走来走去，叫喊声、嬉笑声、对话声尽收入耳。房门的上面安装着一架面向屋内的红外线监控摄像头，摄像头上还有一排LED灯，夜间不停闪烁着暗淡的红光，时时刻刻监视着屋内的动静。房门倒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中间只有一个窥视孔，外面由金属盖盖上。

监狱中的其他囚犯对我很是好奇，总想过来看看我在干什么，弄得门外的金属盖不停地响。罗伯特·布雷松有部叫《死囚越狱》的电影，拍得很美，音效出神入化，连汤匙打击砖头的声音都处理得宛如管弦乐般华丽。旺兹沃思监狱中的声音也有同样的效果，各处充斥着空旷的回声。金属盖被掀起来时，会嚓嚓作响，随后一只眼睛便出现在窥视孔中。囚犯们都想看看我在牢房里是个什么样子，对我的举动充满了好奇。现如今这个社会，名人连在牢房里都躲不过大众的眼睛了啊。不久，他们就低声向我说话，比如： “留心点你接触的人”， “你会没事的”， “谁也不要相信”， “什么都别担心”等等。

我感觉自己就像出演着一部荒诞版的《太空英雌芭芭丽娜》。我想继续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从业，却被困在这里扮演着殉道者的角色，职业和性格使然，我对监狱的官僚主义和高压环境对人的折磨和羞辱实在是忍无可忍。监狱生活的每分每秒，都要在与官僚主义、繁文缛节的游击战中度过。哪怕是申请买张邮票，都要被各种各样的表格压得喘不过气来。把我转到隔离区后，我仍然没有放弃要打电话。监狱的独裁程度令人窒息。我花了在狱中的大部分时间，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跟律师通次电话。要想打这通电话，首先要提交一份单子，上面列出你想打的号码，得到监狱批准后，才能拨打其中一个，同时还必须要有电话信用额才能通话。信用额分两种，国内和国外，分别要填写不同的表格。表格很难弄到手，交上去后还很有可能根本就不看。相同的表格填了无数次，就好比 《荒凉山庄》中描写的 “詹狄士诉詹狄士案”一样没完没了，永无止境。随后，我还要提供通话对象的姓名、电话号码、地址和出生日期，还要填表申请与国内电话账号挂钩的密码和与国外电话账号挂钩的密码。一开始这一切还滑稽如闹剧，慢慢地变成了噩梦，最后俨然就是精神酷刑。表格被踢来踢去，甚至还会被工作人员弄丢。终于能够通电话的时候，还仅能说十分钟，挂电话后五分钟之内还不许再拨别的电话。监狱会监听并记录所有通话，与律师的除外，但为了证明对方是律师，又要走一套额外程序。监狱的审核系统还只认可办公室号码，手机号不行，但律师一般都是在外面跑来跑去，只能通过手机联系。不断地阻挠、不断地刁难，卡夫卡式的梦魇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上演下去。

最终，我还是成功地与母亲和律师通了电话。我还给当年曾将五角大楼文件公之于世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拨了电话。他不在家，后来才知道他当时正把自己拴在白宫外的铁栏上以示抗议（但手铐被夺走，没有拴成）。我在语音留言中说道： “丹，你好啊！我在维多利亚大牢的地下向你问好了！下面这句话是对其他某些人说的：‘希望你们也给关进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有人开始陆陆续续将文档塞到我房门底下，有时候是晚上送过来的，一面送一面还对我窃窃私语。文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新闻剪报，还有其他囚犯下载并加以注释的报刊文章，比如其中就有一篇题为《性别平等的瑞典强奸现象猖獗吗？》。封闭的监狱环境滋长着五花八门的阴谋论，但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他人的同情之心：身为囚徒，他们的生活经验自然比别人丰富，很多人对自己和这个牢狱体系大加鞭挞，对监狱文化的剥削本性深信不疑。与我有来往 （即往我房门下塞东西）的人中，很多都对社会法律的不公深有体会，堪称该领域的专家。有时半夜难以入眠，不免想起这些人，聊以慰藉。当然了，没有人会固执到相信所有关进来的都无辜，但我们之中有些人的确是清白的，塞进我房间的文档和信件在我看来正是我们同仇敌忾的象征。身陷囹圄，愤怒在所难免，当我为了锻炼身体，在狭小的房间中像只神经错乱的蜜蜂一样顺着8字来回踱步时，我怒火中烧。

一天清晨，一个信封塞到了门底下，打开一看是空的。我站在窗前向外望去，正在下雪，那天应该是12月10日。后来我才得知，信封里原本装着一期 《时代》杂志。封面是我的大头像，嘴被美国国旗封住。封面文章将我称为 “极富天分的演员”。也许吧，但我当时并没有这种感觉。读不了《时代》，只能在监狱中惶惶度日。为了让日子不那么无聊，我始终关注着门下通风处塞进来、送给A9379AY号囚犯的东西。监狱的本质就在于此，将人囚禁在寂静和黑暗之中，将人变成区区一个号码，逼迫人渴求门缝下、高墙外那似乎会传来的一丝光亮。

门缝塞进来的文章有不少非常精彩，其中一篇是一个叫肖恩·沙利文的囚犯送来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引渡条约》，2003年3月由戴维·布伦基特和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签署。第七条涉及死刑，当要求引渡的国家认为罪行严重到可以动用死刑，被要求引渡的国家可以拒绝引渡。美国政客早已要求英国将我引渡，以间谍罪名提出起诉。彼得·金议员在给希拉里·克林顿的信中称我为 “恐怖组织”头目，必须以相应罪名处置。而当年，正是这位彼得·金捧着小摇钱罐在纽约市大街上四处游荡，为爱尔兰共和军筹募捐款，还管自己叫作 “爱尔兰版的奥利·诺思[1]”。这些人嘴上指责别人 “犯罪”，自己的手却不干不净，真是让人咋舌。读完文件后，我不禁再次意识到，不管别人如何指责、如何栽赃，我只不过是大局中的一个小角色。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头脑清醒，心平气和地看待对我人格、动机的抨击和嘲讽，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

信件我收到过不少，也回了一些，但因为官僚主义的阻挠，每次发信都困难重重。监狱就像一座岛屿，囚犯几乎与世隔绝；监狱也仿佛是不受束缚的权力活生生的具体化身，在旺兹沃思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正是这些信件让我切实体会到别人对自己的关心。这些信件让我看到，在这个肮脏污秽的监狱外还存在另外一个英格兰，在那里人们意识到必须以实际行动守卫自由。来自汉普郡的一封信写道： “亲爱的朱利安：你不会知道我是谁。我只是全世界数以百万计清醒的公民之一，我们了解事情的真相，看清了使你沦为阶下囚的政治游戏的真面目。”来自图尔斯山的信写道： “请永远牢记，维基解密的成就对人类世界的发展进步至关重要。另附上一幅拼图，别让脑子生锈哦。”来自贝辛斯托克的信写道： “我支持你的立场，你是强大势力迫害下的受害者。”来自约克郡的信写道： “你可听到砖石崩塌的轰隆声？请再接再厉！欢迎你随时来北约克郡！我们这里的宽带可快了。”来自埃塞克斯郡的信写道： “你的事业唤醒了世界上众多的人，让他们更深入思考权力、政治和腐败之间的关系。”来自默西塞德郡的信写道： “我们昨晚谈到了你，希望你安全度过困境。出狱后，能否请你来一趟西北，为我们阐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重要性呢？”

有些信是以圣诞贺卡的形式发来的，只署了 “老太太”、 “你的朋友”等名字。但一起送来的，还有让人不太舒服的东西，一篇从 《华盛顿时报》剪下来的题为 《刺杀阿桑奇？》的文章。作者杰弗里·库那以其独树一帜的祝贺方式给我迎头泼了一盆冷水。他写道： “阿桑奇不是新闻工作者，也不是出版人，而是敌方战斗人员，应以相应的措施处置他。”为避免有人还没弄清他的意思，他在文章最后一句总结道： “我们对待阿桑奇应该与对待其他重点恐怖分子目标一样：杀掉他。”

按理说，看到同行说出这种狠话，我本该感到震惊，但我很早之前就意识到，许多新闻工作者根本就是权势阶层的速记员。既然电视明星、 “假”州长萨拉·佩林早就将我称为 “双手沾满鲜血的反美特工”，杰弗里·库那想把我弄死又有什么可惊讶的呢？既然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认为我是 “美国的敌人”，福克斯新闻台的新保守主义分子查尔斯·克劳特哈默威胁说我走在大街上要步步留心又有什么可震惊的呢？前布什顾问杰克·戈德史密斯称美国媒体的 “爱国表现”让政府与媒体合作更加方便，他也许觉得自己是在表扬美国媒体，但如果是我接受这种 “表扬”，早就洗手不干了。

每次从操场或图书馆走回牢房时，我发现其他囚犯都一直盯着我看。当局有偏执狂，很怕囚犯用手机给我拍照。犯人是不能拥有手机的，但实际上很多都随身带着，有人很可能会拍张我的照片给报纸。因此典狱长派了个护卫四处跟着我。我对这名护卫说： “他们觉得所有人都想找我麻烦。”

“‘他们’是指谁？”

“当局。”

“哦。出钱合适的话，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这些囚犯可是身无分文，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

有一天，在一间会议室中碰到了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没怎么给我精神引导，我本人也不怎么信，但他来自乌干达，这使我倍感亲切，和他谈笑风生。回牢房的路上，我在走廊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曾有人说，在非人的环境下，一本好书能够为人疗伤，于是我把书拿回了房间，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书中出现了一位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丈夫被关进劳改所后，她不知道该怎样告诉孩子。 “她问道：‘真相之重能够将人沉至海底，对不对？真相之重能够压碎你的肋骨。要不然我不告诉他真相，让他被迫接受生活的现实？毕竟儿子可以用自己的双眼来看世界。’

“‘让他承担真相之重吧！’奥列格喊道。”

监狱之外，媒体报道铺天盖地。我的支持者向我通报了大量情况，这不禁让我停下脚步：我意识到电报门俨然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机密文件泄露事件，同时也认真考虑了瑞典事件的起因和影响。是不是因为事后没有给那些女子打电话，结果造成她们对我怀恨在心？时间的发展有固定的前后顺序，但人类的经验有时却是跳跃性的。身陷监狱中，我不停思考着自己的人生处境、机遇和危机，最后思绪又被带到了更高的层面。难道真的是我一时疏忽，判断错误？还是说为了实现远大的目标就必须要付出额外牺牲？我是否真的让美国佬太难堪了？尽管卷入其中的人会忍受各种苦难，但我想事情终归会过去的，我也会从这动荡的一年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肯定会的。尽管被关禁闭让我终日怒不可遏，但我的任务始终应该是将文件曝光工作继续开展下去，并看着全世界对此做出反应。

我的保释听证会于12月14日在霍斯费里路的威斯敏斯特市治安法庭召开。法庭内人满为患，押解我的警车驶向法庭途中，我发现外面的大街上也挤得水泄不通。当时有个人提到维多利亚区的道路很是折磨人，我笑了笑，心想： “我可知道折磨是什么滋味。这些道路我还是能忍的。”公诉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保释，想把我描绘成007电影中的大坏蛋角色：机智多谋，计算机奇才，不管警方采用多么先进的监控手段也能逃脱。公诉方暗示说，我一旦被放出去就会成为破坏一切系统的危险黑客。我们的确是有这本事，不过公诉方和大多数媒体一样，都喜欢搞这些二流的噱头。他们想要打造出一个满头银发、怀里抱着猫的狂人，一心想要勾取世人魂魄，主宰全球。他们的正义感已在哗众取宠的报纸标题的狂轰滥炸下被打散，这种局面很有意思，但同时也不禁让人担忧。反对也是无效。这个形象已经被塑造起来，我既没本事也没意愿去打破。但我心里一直清楚，公诉方和媒体对待这个案子就像在看电影大片一样，根本忘记了这关系着一个人的余生，我的律师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面临着艰巨的困难。

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严厉谴责旁听席上的听众使用推特。这顿呵斥很有象征意义，因为英国的法庭上，通常是因为法庭藐视民众，民众才会 “藐视法庭”[2]，而我这个案子由于有高科技的性质，会与老一辈人产生代沟。（最终，高等法院的一个咨询委员会裁决，以我们的案子为先例，可以在法庭中使用推特。）此外，保释金的问题也碰到了不小的麻烦。尽管我本人只是活动家出身，领导的也是非营利组织，但在媒体大洒狗血的影响下，法庭还是将保释金设为让人惊爆眼球的24万英镑。我当时仍然在对自己说： “我不要成为环境的受害者。我不是罪犯。”当天下午我坐警车到达时，这个想法依然十分坚定。有一次摄像头在车窗上敲打，我抬起头，做出了象征 “和平”的手势。这张照片瞬间登上各大报纸，但当时我只是一时冲动，试图向世界宣告： “绝不会让你将我变成懦弱的罪犯。”他们本想在狭小的牢房中将我打垮，但我在那天来到法庭时已非常确定，话语权不是他们决定的，而是被我的支持者和我自己牢牢握在手中。

然而，我依然身处险境。我开始意识到，也许从此以后危险就是我的家。话虽如此，但当我站在被告席上时，仍然以大义凛然的姿态直面对方；在我看来，这审判只不过是摆摆样子，既然对我们的辩护揪不出任何漏洞，他们就想方设法污蔑我的人格。到了现在，对于这场游戏的规则我也有了一定的摸索。站在被告席上时，我心里清楚对方对我其实并不了解。也许我只是他们在担惊受怕中想象出来的敌人；公诉人其实与世界各地的政客没什么不同，都将我视为威胁，而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却将我的组织视为揭开黑幕的机遇。我将目光投向旁听席的支持者，挥了挥手。

14日我获得保释，但随即得知瑞典官方对此提出上诉，我又会被送回旺兹沃思监狱。又一次将朋友们和支持者抛在身后，又一次将谈判权交给律师处理，又一次乘坐警车挤出媒体包围，这一切真的让人很难承受。尤其是再一次走进牢房、听到牢门在身后紧锁的声音时，更是让人难受。但我在听证会之前就已经和母亲说过，我会始终坚持信念，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绝不动摇。

在监狱里睡了两晚后，我于12月16日重回法庭，这回是高等法院审理。两天的辩护中，讨论的重点是技术性的程序问题。我对法官没有什么可描述的，但他的一举一动就好像有一名《泰晤士报》记者栖息在他肩膀上一样。如果不这样想，很难解释为什么他要把保释金设得那么高，并把我的罪行描绘得那么恶劣。在他看来，我仿佛是一名只有在电影中才会出现的那种幽灵般的犯罪头目，随时会召唤出一团烟雾、一架超级直升机或以枪林弹雨为掩护，瞬间消失。其实他根本想不到我当时的处境有多困难。我既没有家，也没有车，私人财产几乎荡然无存，只有一袋子手机而已。法官死活也看不明白，反而先发制人，想用条条框框将我牢牢束缚住。我身上没有任何指控，要把我抓去审讯的那个国家的政治动机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事情就是这样，再简单不过。

我的支持者最终成功筹集全部保释金，瑞典官方的上诉也被驳回。我终于获得自由了。但自由之身能维持多久还是个问题，因为法院下令将我软禁在诺福克一位支持者的家中，等待二月的引渡听证会召开。先不管未来怎样，宣判的那一刻，高等法院法庭上顿时欢呼雀跃。对我个人来讲，狱中的日子虽然带来了极大痛苦，但磨炼了意志，也让我学会了很多；而现在我终于亲眼看到维基解密事业巨大的影响力。这段经历不但将我拉到旧日时光，同时也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现在已正式成为反抗旧秩序的新生力量，誓要打破其陈旧的思想，反抗其对人的压迫，消除其偏执的恐惧。

将近下午六点时，我出现在法庭门前的台阶上，正好赶上晚间新闻直播时间。身旁有律师的陪伴，我立刻听到台阶下传来一片欢呼声，记者们蜂拥而至。尽管当时天色已黑，现场却被闪光灯照得雪亮。人群簇拥着，因为天黑，又因为大雪下个不停，所以能见度不超过十英尺。我就这样站在那里，人群最终安静了下来，我也思考着应该说些什么。有太多的人需要感谢，尽管这是一个庆祝的时刻，但我心里却惦记着那些仍然身陷囹圄的人，那些被单独关禁闭的人，那些被媒体无视的人，以及那些没钱保释、无法逃脱监狱的人们。

不是说，雪能够使人心态平和，让人放缓脚步，淹没世间万物的声音吗？我静静地站立，心里这样想着。突然，明白了。大雪的彼方，是数百个摄像头的灯光在闪烁。我直面前方，看了几秒钟，忽然间，就在法庭的台阶上意识到，为了今天欣赏这场雪景，我已经走了好长的路。

[1]奥利·诺思：卷入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的“伊朗门”丑闻人士。

[2] 英国法庭上如果当事人和旁听者不尊敬法庭，会被判藐视法庭罪。

2磁  岛

对大多数人来讲，童年的回忆与那时的天气是一体的。一提到童年，我总会想起头顶那一片无垠的蓝天及闷热潮湿的天气。皮肤上那总是黏糊糊的感觉，热带草原夜晚的凉爽感至今依然挥之不去。我出生在澳大利亚北昆士兰的汤斯维尔市，大树和灌木沿着海岸郁郁葱葱，海边能够眺望到磁岛。夏天一到下雨时节，人们就做好发洪水的准备。现在想起来，童年的故乡还是很美的。天气里的那股子热劲深入骨髓，一辈子也不会离去。

汤斯维尔人住在郊区，很多人实现了拥有一栋小房子再加一辆小车的 “澳大利亚梦”。60年代后期，附近有座陆军基地。当时人口约为八万，地方经济主要是羊毛和制糖，或其他地方运来的矿物木材加工。不知为什么，当地有很多意大利人，不少在甘蔗农场里做活，我记得他们之间非常抱团，意大利语还是当地第二大语言。很大程度上，汤斯维尔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地方，市民勤勤恳恳，老实憨厚，一年到头的大太阳照得人懒洋洋的。澳大利亚本身就算世界的偏远地区，而这里又算是澳大利亚的偏远地区。我妈妈那辈人反正就是这么看的。她非常想出去看看世界，或者至少看看世界的变化。那是1970年。

那一年，我妈妈买了辆摩托车。她聪明机灵、点子多多，但无聊的中学生活让她快要窒息。很快便迎来了18岁生日，于是她跳上了摩托车，这位名叫克里斯蒂娜的姑娘竟然骑了2000英里一直到达了悉尼。她骨子里还是个乡下女孩，后来她也对我承认，初到悉尼，她一下子不知所措。但瞬息万变的世界并不等人，人生就在她眼前铺开。有一天，她站在帕丁顿的牛津街和格伦莫尔路交叉处的维多利亚陆军军营对面时，突然有一大群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人群从她身边过去，就像一幅现代历史画卷般在她面前展开。她对反战抗议并不了解，但很想加入这激情洋溢的人群。她站在街边，耳边忽然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那是一位留着八字胡、富有教养的27岁男子，问她是否和别人一起来的，听到她说 “不是”后，便拉起了她的手。

约有6万名澳大利亚士兵参加了越南战争，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战争：500名士兵丧生，伤兵3000名。1970年5月，就在我父母邂逅那段时间，澳大利亚的反战运动达到了高潮，约20万名反战示威者在各大城市游行，因为当时的法律不允许无照发放传单，很多人还被抓了起来。澳大利亚人谈到历史时，经常将70年代称作 “抗议年代”（同性恋游行也是1973年在悉尼开始的），我的父母—那位聪明机灵、点子多多的姑娘和走进她生命中的那位富有教养的示威者—便是彻头彻尾的抗议者。澳大利亚这样一个保守的社会，突然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还真是有些戏剧化呢。我肯定也从母乳中继承了一颗反抗的心，深信 “特立独行”是唯一有权指导人生的精神追求，正是这种精神孕育了我的一生。

1971年7月3日，我妈妈被送到汤斯维尔的巴塞尔医院，下午三点左右，我出生了。按妈妈的话说，我当时一头黑发，圆圆滚滚，大吵大闹，长得像个小爱斯基摩人。

别人都说，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克里斯蒂娜（也就是我妈妈）都不喜欢别人指挥她做事，年幼的我很快也继承了这个脾气。外婆还记得我当年是个整天异想天开、充满好奇心的孩子，我不想和她争辩，但我觉得可能我小时候就对汤斯维尔陆军基地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总之，外婆会一边放着玛丽亚·法兰度里那绕梁三日的希腊曲子，一边摇着摇篮，很快我就会安静下来。我几个月大的时候，妈妈将家搬到了磁岛的一所小房子，窗外伫立着婆娑作响的芒果树和桉树。

很抱歉这里写得像多愁善感的普鲁斯特回忆风格，不过从小妈妈就教我用感官来感受这个世界。直到今天，我的脑海中还能浮现出她在摇篮上方悬挂的五彩围巾。光线透过围巾，将斑驳的阴影投射在我的手和腿上。我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妈妈将我装在吊兜或背包里，带我去各地玩，我特别喜欢那个小背包，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帕帕。我觉得早期童年非常重要，是培养孩子好奇心的关键时期。妈妈既让我的世界充满爱，也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她在这方面非常拿手。这样的家长不是人人都有的，有些父母在孩子还没学会张口说话前，就把孩子的性格压瘪了。磁岛本身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磁岛是一个自由至上的地方，一个约千人乐在其中的伊甸园，一个将与外界格格不入的人尽情收纳怀中的岛屿。你可以批评它只是一个绿树成荫、被外界遗忘的嬉皮士乐园，但它对我童年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就像南洋杉或棕榈树一样，儿童生长的环境会塑造他今后的一生，磁岛永远会在我的心中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

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为什么？”小时候特别爱说这句话。我不喜欢被关在摇篮围栏里玩耍，但是对妈妈摆放在围栏里的书很入迷，慢慢地就学会了读书。首先是瓢虫出版社的儿童读物，然后是人猿泰山、苏斯博士和《动物农场》。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一直搬家，但最后总会回到磁岛上—当初正是詹姆斯·库克以为岛干扰了罗盘，才取名为磁岛。我两岁的时候，妈妈认识了一位名叫布雷特·阿桑奇的男子，他是音乐家，巡演剧团成员，和妈妈结婚后待我很好。我的家庭活动很多都是在户外进行的。我们天天游泳，后来我和外公还在桑登河和鲨鱼海滩一起钓鱼。我还记得和妈妈一起骑车从山上一路冲下，伸出双手摘从头上呼啸而过的水果。我们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跋涉到另一个地方，我总是有一股子探索的精神， “为什么”这句话一直挂在嘴边。我父母对 “为什么？”并不躲避，总会列出种种可能性，让我自己决定答案。

等我到五岁时，就已经在很多地方住过了。对我们而言，北昆士兰就像是一个流动的家：不管走到哪里，熟悉的天气似乎都会尾随而至，我旺盛的好奇心也一直没有减弱。妈妈并不是一天到晚都忙于做个活动分子，但她非常清楚变革拥有强大的力量。当时在阿德莱德住了一段时间，我们挨家挨户宣传禁止铀矿开采。因为渔网给海豚带来的伤害，我们家再也不吃金枪鱼，后来当捕鱼方式在社会抵制下终于被迫有所改善时，我们欣喜若狂，觉得这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还有一次在利斯莫尔，妈妈因为参加了阻止雨林砍伐的抗议活动，被押进牢里关了四天。她的那次经历以温和但坚决的态度给我上了一堂政治活动课。我们深信，只要努力，变革总是可能的。

与此同时，我也展露出了残忍的一面。童年的我很像汤姆·索亚，一天到晚在户外玩耍，学习如何掌控周围环境，征服危险。年幼的我很喜欢玩放大镜，总是拿着镜子在灌木丛中游走。我残忍的一面是展现给糖蚁的，这些家伙在地上爬来爬去，经常就在放大镜下被活活烧死。蚂蚁会爬上裤子咬人，最糟糕的是绿色树蚁，它们出没在澳大利亚树林和低地，不仅咬人，还从腹部喷射出灼人的液体，洒在伤口上。蚂蚁的种类数不胜数，但在我的小脑瓜看来，谁都躲不过我的放大镜武器。放大太阳的力量来惩罚敌人，在我看来再自然不过了。五岁男孩和蚂蚁之间的永恒战争就这样在我身上得到了延续。

除此之外，我也体会到了来自其他方面的敌意。我父母隶属一个小型巡回剧团，四处表演剧目，后来还加上了木偶戏—我猜，他们应该算是所谓的波西米亚人吧。父母都是反战人士，也参与过反战示威。既在城市中栖息过，又熟悉乡间生活。他们的心态和世界观与昆士兰的传统社会并不相符，尤其是与非嬉皮士大相径庭。妈妈做过模特，当过演员，两人也一起设计过舞台，还曾通过朗读图书赚过钱。在有些人看来，这根本不能算是正经的生活，这让我对偏见也有了最初的认识。我们又一次回到了磁岛，在山里找了间小屋住下。空气总是感觉黏糊糊的，炎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在有些方面，这不仅是生理上的反应，也给心理造成了影响。今天当我想起岛上那所房子时，我就会想到人们在天气的制约下对自己施加的束缚。当年我们的一些邻居就是这样被束缚住了，尤其是在面对我父母的自由心态时表现得更加明显。

我父母有把枪，用来对付山里的蛇。比如，浴盆中就时不时会出现条蛇。有一天我们爬山回家，却发现房子着火了。20多位当地人站在房子周围，眼看着火苗在游廊四周肆虐，却没有一个人伸手救火。突然间，屋内的弹药爆炸了。我还记得一个邻居放声大笑，嘲笑我们受不了这样热的天气。他们的反应给我的感觉非常阴险，而消防队则用了整整40分钟才赶到现场。这场火是我第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之前许多年的光影、色彩、琐事我的确也记得，但这场火留下了完全不同的回忆。事件中体现出的人类复杂心态让我从此为之着迷。当地人似乎很乐于看到特立独行的人和敢于冒险的人遭到惩罚。我也可能是平生第一次注意到，权威机构会通过拖延行动来教训当事人，官僚主义会让人变得铁石心肠。他们就那样不管不顾，任凭火 “自然烧灭”，我似乎从中瞥见了邪恶在作祟。

地方政府的权力在这场火中表现得一览无遗，而我则被其深深触动了。当看到别人回顾一生，挖掘那些塑造其性格的节点时，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他装腔作势，很反感，但我身为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在写自传时，这样做还是情有可原的。自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便对事物运作的方式十分入迷。刚学会用工具后，我就开始拆卸发动机玩。我造了很多木筏，还很喜欢玩机械积木。六岁时，我就试过造一个简陋的金属探测器。我最初的世界观就这样形成了：只要条件允许，就应该发挥一下好奇心，造个新东西出来。

很早我便意识到，这其实是有为人处世的成分在其中。我喜欢召集一群人，不但可以共同做事，做事的同时大家还能找乐子。一个废弃了的大型板岩采石场曾经是我们的游乐场。原来里面开了个矿，但后来都荒废了：储物棚仍然没倒，拖运设备遗留了下来，棚子里面连开工日志和爆炸装置的有关工具都一应俱全。一群小伙伴常常到那里玩。现在想想，当年的我们也许将其看作是自己的地盘，一个逃离权威的管束，让我们独立存在的乐园。石头和废弃的棚子上爬满了四处流窜的蓝舌蜥蜴和石龙子，有时候还有沙袋鼠出没。采石场被竹林包围，我偶尔会一个人去探索竹林间的奥秘。我记得有一天特别炎热，我跌跌撞撞到了竹林深处。虽形单影只，但不停前进的步伐给了我无穷的力量，终于到达深处时，我掏出了小刀，在一根大竹竿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时隔八年后，我再一次回到了原地，惊讶的是，这一次不费吹灰之力就穿过了竹林，但这丝毫没有削弱当年回忆的美好。我的童年，大气，鲜活，深远，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之一。我之所以渴望揭开世界中隐藏的谜团，正是和童年的探索经历密不可分的。

我总共转了30多次学。我其实就是这样，人生的连贯性其实并不是体现在经常在哪里泊车、经常怎样缴费这种琐事上，而是一种风格和价值观的统一。我长大一些后，这种流浪者般的生活变得愈发不稳定，到后来妈妈和我几乎沦为难民一般。但一开始的时候，感觉极好。四处游荡的生活让我有一种人生会随时随地出现全新挑战的感受。

有妈妈和布雷特在身旁，心里没有一丝恐惧，我们全身心投入到一个又一个全新的体验之中。童年早期那段时光，我过得非常开心，陶醉在探索的欢乐及不守规矩的叛逆心态中无法自拔。

我带领的小团伙里，机灵鬼怪的点子也有，歧视和偏见也不少见。曾经有段时间，我们视意大利人为敌。当地的意大利人有个把地铺平的习惯。比如他们买下一座房子后，会将房屋四周争奇斗艳的簕杜鹃全部铲掉，把花园用板子铺平，上面再竖起古希腊多立克柱。我当时对这种做法非常反感，现在想想的确是有些惭愧啊。在年幼的我看来，必须要坚决反对这种铲除花丛的做法。可能我是属于那种非要找个事情来反对反对的孩子吧。有一天，爸爸妈妈准备晚饭时发现西红柿不够了。邻居那家意大利人有好多西红柿，所以妈妈去问他们要，可是被拒绝了。这下子我可火了。第二天我开始在我家花园里挖地道，一直通向邻居家花园。不光自己干，还叫来几个小兄弟拿铲子和蜡烛一起挖洞。挖地道可不是轻松的活儿，但最后终于挖通了。我们悄悄地穿过地道，来到篱笆另一边的花园，偷走了两篮子的西红柿。我把一篮子交给了妈妈，她高兴得咧嘴笑了。我们静静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结果两个警察很快便找上门来，他们竟然也咧开了嘴笑。两人什么也没做，就是站在那里，时不时踮起脚尖，无聊地摇晃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犯事儿。我们把一篮子西红柿交了回去，西红柿事件顿时成为街坊邻里的笑谈。不管怎么说，我起码把另外那篮子藏得好好的，心里不由窃喜。

我也不知道童年的我究竟是性格古怪还是怎么的，但确实是一根筋。有次父母把我送到一所类似华德福学校的地方接受教育，学习充分表达自己。我记得当时学校里有一个滑板，一个讨厌的小女孩非要独霸。既然学校教育我们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我就拎了把锤子在她的头上敲了敲。这下子可闹大了。虽然她最后没什么事，但我还是被迫辍学。

全家人就这样不停地搬迁着。提到童年的学校经历，我一般会想起离布里斯班130英里的利斯莫尔。可以说利斯莫尔是当时澳大利亚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中心，后来又成为背包客的圣地，寻求非传统生活方式的人纷纷到那里定居。1973年，有 “澳大利亚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之称的宝瓶节在宁宾一带召开，很多人在音乐节结束后便留了下来，成立了许多合作社。我父母开办了一家木偶剧场。那些年间，反对大企业欺压的情绪在空气中蔓延着。地方乳业受到了巨头诺科的冲击，有 “大灌木丛”昵称的澳大利亚雨林被大肆乱砍滥伐，土地上留下了一道永久的伤痕。我小区里的人都非常关心社会公益，我也在他们的影响下变得十分热心。我当时就读的学校坐落于谷尔曼加村。我很喜欢看到人，特别是男人能够挺身而出，坚持自己的立场，我的金老师便在这方面培养了我。我当时年纪还小，便已经觉得很多老师过于刻板拘谨，但金老师坚韧的精神让我敬佩。他精明强干，我和他在一起觉得很安全。我觉得自己的个性虽大多来自于所谓的天生气质，但后天的经验也起了重要的塑造作用，这位好老师在我心目中就是精明强干男性的楷模。尽管如此，学校在我眼中还是无聊到死。我不是说自己有多么聪明，但我特别渴望能够学到东西，可是课程进度实在是太慢了。我记得曾经向神祈祷，求他能加快速度。我说道： “我不相信世界上有神，但如果真有，我愿意用两根小指来换使学校进度快一点。”

与此同时，我也很喜欢编造那些专门用来唬小孩的故事。我对这个还特拿手，编出一个又一个听起来像真事的故事，让小伙伴们听得如痴如醉。我很喜欢向伙伴灌输自己的看法，比如有一次我郑重其事地坚持说，如果流血的话，在泥巴里滚一滚就能彻底止血。当年的我，把大人们当作神一般崇拜，妈妈在我的眼中简直就是至高无上的神。但自然而然地，我慢慢发现其实成年人也是会犯错误的。当看到掌管大权的大人们只不过是手里有权力，但不一定总是正确的时候，对我的冲击还是很大的，真正的人生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亲眼看到大人们的冷漠，有时候还目睹大人们的暴虐行为。当年的澳大利亚仍然是个大农村，没有互联网，飞机一般人也坐不起，在学校做了错事会被鞭笞。我转过那么多学校，每次来到新地方，都会试着在新的学生等级制度中闯出自己的位置来。与此同时，我也试图将等级制度彻底颠覆。这就招致同学们对我施暴，针对我的偏见和不公待遇也时有发生：我自己有时候也带头闹事，这在澳大利亚乡下可是会很受罪的。有一次在一所学校，我不明不白地就被拖到校长办公室，因为某种神秘的 “违反纪律行为”被藤条毒打。后来才得知，学校有东西被偷，同学们都诬陷是我干的。

童年的我很喜欢读书，也喜欢玩磁铁。外公说我小时候总是背着一大包书去上暑期学校，其中包括一部厚厚的艾伯特·爱因斯坦传记。因为这个，同学们可能更加讨厌我了，但如果你没有在乎别人怎么看你的习惯，以后也不会在乎。物理的世界和头脑的世界在我的童年完美地契合，年幼的我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两个世界之中。可以说，正是这段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对计算机的热爱，我的正义感，我对权威的态度等等都是由此而来。正是在谷尔曼加的这段时光孕育了我真正的人格。

童年时，我还有一些启发道德感的经历，它们对人格的发展起到了正面推动作用。有一次某个地方召开反战集会，我父母主动为集会创作了一出街头剧目。妈妈用泡沫塑料造了把M16步枪，刷得漆黑，安上条肩带。继父从军事剩余物资店弄来了一套军服穿上，全家去肉店买了两品脱的血。我现在还记得当时路人对我们投来的好奇目光。继父浑身泼上了血，后来因为那把假枪被警察抓了起来。此后妈妈还帮过一名搞游击科研的人研究澳大利亚马拉灵加沙漠地区核试验地的情况。1952年到1963年间，在澳大利亚政府允许下，英国开展了 “大”、 “小”两种规模的核武器试验。 “小”型试验是指将核弹置于常规爆炸物中点爆或炸掉，或放在飞机上然后指挥飞机坠毁，造成的恶性后果远远超出政府当年公开的数据，放射物质扩散到大片地区。然而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却一直否认核试验对当地驻军或原住民有任何危害。这当然是个弥天大谎，但直到多年以后两国政府才公开承认。妈妈的这位朋友希望能够挖出真相，有一天凌晨两点钟，我们从试验地回来，开车载着他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突然，他发现我们被人跟踪，于是赶紧下车，我们则继续向前开，不久就被联邦警察拦了下来。警官说，妈妈可以算是个不称职的母亲，半夜两点还带着个小孩外出。他告诫妈妈远离政治，自那之后她真的远离了政治，但我可就不同了。

学校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金老师虽然教会了我各种各样的事情，也是我的男性模范，但依然打消不了我觉得学校就是浪费人生的念头。也许我真的是天生就讨厌 “体制”，而学校对我而言就代表着体制。我开始违反学校禁令，蓄起长发。说来也奇怪，我这一辈子都因为头发被别人嘲笑和议论，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爸爸妈妈建议我剪掉一头乱蓬蓬的金发，也是为了让我自己好打理，但我就是不听，越反叛就越得意。不久之后，我就不按常理系鞋带了。我发明出一种复杂的方法，将鞋带绕在脚踝上，不系成蝴蝶结形状，而是打成一个结扣，后来还向其他孩子推广。接下来，我决定连鞋都不穿了，老师们立刻把我当罪人一样看待。只要一转学，我就是学校的新生。这种现象发生太多次了，每次都以新生身份面对新的同学，我需要通过叛逆的行为来扬名立万。我家没有电视，经常入不敷出，有时候全家还去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洋白菜。我一向乐在其中，人生正因为这样才丰富多彩，这才叫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少年时期，我只有一段时间因为家庭背景而有些不好意思，不想让妈妈开着那辆废铜烂铁似的车送我去学校。但那只是例外，自卑的情绪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动物。别人因为觉得我家都是一群嬉皮士而嘲笑我们，但我们其实只是热爱自然，天生不爱随波逐流而已。曾经有段时间，我家养了一群下蛋的鸡，还养了三头羊供奶。宠物狗波斯争宠的对象是和我家一同周游四方的兽群：一头驴、一匹小矮马和一窝老鼠，都是妈妈导演的烛光 “秀”上的演员。我家在一处菠萝田间的小木屋里住过一段时间，生活被一群负鼠搅得不得安宁。一只灰色的大鸟澳洲鹤也在此定居。当年的我们，似乎是在逃离现代生活。我现在能够看到，早从童年起，我就下意识地努力针对人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多年以后我学习量子力学时，才认清这段历史，而当年的我只是在费力地应付并接受父母呈献给我的世界。话虽如此，童年还是很快乐的，有段时期因为自己养了一窝蜜蜂，高兴得乐不思蜀，别的什么都顾不上去想。

我九岁时，父母离异。当时似乎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打击，但现在回想起来，那代表了我人生中一段天堂般时光的终结。之前提到过，我的童年仿佛汤姆·索亚一般活在魅力无穷的探险世界中，然而即将到来的冒险却失去了一些往日的明媚，变得黑暗沉重。很多人心中，童年早期身处的安全环境如同天堂一般，对我来说，尽管居无定所，四处游荡，憎恨学校，但那段时光却是大自然带给我的启蒙。清新的世界，湛蓝的海洋，空气中弥漫着白色桉树的芳香。当然了，人性总是比物质环境复杂得多，如果人生不被沉重所困，也就不叫真正的人生了。布雷特也有他内心痛苦挣扎的一面，最终妈妈在他身边再也待不下去，带我搬到了利斯莫尔一家街边店铺楼上的公寓，与游牧剧团成员住在一起。妈妈常常去集市给人脸上画彩绘赚钱养家，后来我和同母异父的弟弟会推着小车跟着她四处走动。有段时间我还学会了口琴，演奏起童年蓝调。

妈妈和我也试过在城里体面地过下去，但后来我们在不安的驱使下，就像汤姆·索亚沿密西西比河漂流而下一般，再次踏上了游荡四方的旅途。我们之前已经到过澳大利亚很多地方，接下来的几年间更是走访了全国各地，但至少在五年内，我们总觉得似乎是在躲避追赶，现在看来，那些年头就如同之前快乐的日子一样，对我塑造未来的人格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同布雷特在一起的时间阳光明媚，我们无时无刻不沉醉在艺术、音乐和自然美景之中。布雷特的巡回剧场迅速打包上路的本领也为日后维基解密的游击战奠定了基础。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个名叫利夫·梅奈尔的男人却让我们切身体会到被黑暗力量追逐的恐惧。他就是我平生第一个尾随者。

3逃  亡

妈妈的先人来自苏格兰，1856年来到澳大利亚。氏族长者名为詹姆斯·米切尔，是住在邓弗里斯的佃农。和他同一时代的人中，包括著名的激进派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也是农民出身。彭斯一生致力于抗议社会不公和暴君统治，抒写了能与《马赛曲》媲美、歌颂普世人文情怀的《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尊严》。贫困潦倒的彭斯在邓弗里斯逝世时，我的先辈米切尔还是一名少年。他当时应该能理解米切尔家族移民的渴望。一家人都是新教徒，活在苏格兰教会的律法管制下，潮湿农田中的日子也非常难过。

休·米切尔连同安妮·汉密尔顿和五个孩子一起在新南威尔士州滕特菲尔德附近的布赖恩斯关安家，做起了奶农。他是新英格兰地区一带颇为有名的人物，84岁高龄辞世，留下了121英镑遗产。儿子詹姆斯同父亲一样，自己慢慢在巴尼丘也拥有了一片土地。詹姆斯精通马术，志愿参加布尔战争。1900年6月2日，他从罗德西亚的布拉瓦约给儿子艾伯特写信，倾诉团营生活的艰苦，并为不能在前线冲锋陷阵感到沮丧。似乎是命运听到了他的抱怨（也是其他很多军人的抱怨），八个星期后在德兰士瓦，他所属的卫戍部队遭到了布尔人的猛烈进攻，身为小队军士长的詹姆斯·米切尔重伤不治。将他埋葬的战友写了封信寄给他家人，信中说： “将他埋葬时，我们悲痛不已，这是我在南非最悲痛的一刻……战争是悲伤和残酷的。”我父亲这一边，凯利一家和格里尔一家从爱尔兰移民至澳大利亚后，曾拥有南德尔的王家饭店。曾祖父詹姆斯·格里尔·凯利膝下四子，个个都是身手矫健的运动员，在板球和足球界大显身手。他还有一个女儿米丽利姆·凯利，即我的祖母，她去悉尼后嫁给了我祖父希普顿，随后生下了我的父亲。

先人的基因在我们身上得到了延续，他们的理想是否也流传了下来呢？我对祖先的了解并不深，但仿佛能看到，这群凯尔特人为了混出条活路、为了发家致富，不惜踏上漫长的旅途，随之带来的，是那一股对新世界的向往。我母亲这一边，有些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在加里波利和其他地方饱受折磨。我外曾祖父阿尔弗雷德·霍金斯曾于1942年被关押在日本战俘船蒙地维迪亚丸上，结果船被美国潜水艇击沉。这应该是我家族里第一起友军误杀的案例。其他家族也损失惨重：当时1051名澳大利亚军人和平民在位于菲律宾吕宋岛60英里的地方落水，船身至今都没有打捞上来。几年前，一位当时幸存下来的日本水兵讲述了当年目睹的景象。随着船体慢慢下沉，澳大利亚人的惨叫声不绝于耳，其他人则唱起了《友谊地久天长》。历史没有记录下我的先人阿尔弗雷德·霍金斯当时身处船的什么位置，也不知道他是选择了惨叫还是唱歌，但需要指出的是，《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歌正是我祖先那位著名的邻居罗伯特·彭斯所写。

我的生活中一直没有出现生父的身影，直到长大成人后他才又一次进入了我的世界。关于这点我后面再提。生父的缺席就意味着布雷特·阿桑奇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了好父亲的角色。布雷特是酷劲儿十足的70年代人，弹得一手好吉他，疯狂热爱音乐。我随了他的姓 “阿桑奇”。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姓，逐本溯源是来自布雷特的曾曾曾祖父 “生”先生，粤语发音为 “阿生”，他是来自台湾的海盗。阿生当时流落到星期四岛，娶了当地姑娘，搬到了昆士兰州。为了躲避当时猖獗的反华歧视，才将名字的拼法欧化处理。

每当回顾家族历史时，我看到的都是几个家族为了逃难在澳大利亚四处迁徙、最终安居乐业的故事，而回过头来，妈妈和我的故事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九岁时妈妈与布雷特·阿桑奇离婚。他待我很好，也是个好人，但他并不会善待自己，父母婚姻的终结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我的纯真年代画上了句点。

继父的位置后来被一个名叫利夫·梅奈尔的人篡夺了。妈妈在北部河流区教育学院从事漫画工作的时候认识了他。我记得他当时金发垂肩，相貌英俊，高高的额头，胳膊上有一处因为注射天花疫苗而陷进去的白点。我当时依此深信他是60年代初出生在澳大利亚的，但其实疫苗注射在其他国家应该也很普遍。他头发根部是黑色的，可以看出明显是漂白了的。有一次我打开他的钱包看了看，发现所有的卡都是不同的名字。他可以算是个玩音乐的，也会弹吉他。但归根结底，他就像一个鬼魂，神神秘秘，让我们感到生活在威胁之下。

从一开始我就反对他。也许这也挺正常的，毕竟一个男孩子看到他这样的男人—或任何男人—想要篡夺父亲或继父的位置时，都会这样反应。利夫没有和我们同住，但妈妈一开始肯定是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不过不管她起初对他有什么感情，很快就清醒了。每次妈妈把他送走，他总是有本事再次回来，装作两人之间还有感情。到了最后，我们简直就是在躲他。我们逃到了澳大利亚另一边，结果绝望地发现他竟然还能找上门来。就这样，他突然又一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事态变得越来越糟糕。他特别善于钻营，打入我们家庭内部。有一次给我脸上来了一拳，把我鼻子打出了血。还有一次，我抽出一把刀，威胁他离我远点。不过说到底，我们与他之间关系的重点不在于身体上的虐待，而是他想方设法在心理上操纵掌控我们。

差不多1980年的时候，我们又搬家了，这次我们租下了一片年久失修的鳄梨香蕉种植园，它坐落在新南威尔士州东北海岸离大海14英里远的一片美丽土地上。我还记得自己曾将风筝线拴在篱笆桩上，抬头观赏透过香蕉叶洒下的莹绿光线。那时的生活仿佛是背景设在热带的哥特式小说一般，利夫则像是身着短裤、脚踩人字拖的希斯克利夫[1]，邪恶势力再次来袭。妈妈那时已怀上他的孩子。他意识到我的反对可能带来的后果，便想先跟我讲道理：他现在是我弟弟的父亲，妈妈也希望他能陪在身边。 “不过要是你不希望我留在这里，我可以立刻离开。”他想和我们在一起，也的确待了一段时间，但我一直惦记着照顾妈妈和婴儿。妈妈患上了乳腺炎，高烧不退，我一直守在她身边照顾她，喂她橘子汁。晚上屋子里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月光引路，万物俱静，一阵强烈的孤立感油然而生。

妈妈深爱着利夫。我当时太小，不理解性爱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他不是我爸爸，是一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一次又一次尝试说服我，说我不应再拒绝他，他和妈妈之间有感情，他是弟弟的爸爸之类的。然而终于有一天，在种植园的房子里，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再也不会接受他提出的建议。他之前以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狡猾方式对我和妈妈撒谎。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应该杀掉所有长得难看的人。他还时不时殴打妈妈，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都能做得出来。我让他遵守之前的承诺，一旦我叫他离开就乖乖离开，但他否认之前和我说过这种话。

流浪的生活比较适合某些人的性格，有时则比较符合某些人的处境。我们一直搬来搬去，因为生活就是如此：妈妈会在新的地方找到工作，我们就在当地找所房子搬进去。但和以前不同的是，那几年由于利夫的存在，搬家总是有些歇斯底里的情绪在内，某种程度上，简简单单地搬家变得不再可能，反而平添了一层恐惧。直到后来，我们才明白究竟为何如此。原来利夫·梅奈尔是一个澳大利亚邪教 “家族”的教徒。现在分析起来，我能看出他强迫症似的人格、自我中心主义和阴险的控制狂心态都是源自于此。

“家族”是安妮·汉密尔顿—伯恩于60年代中叶创立的。发源地是墨尔本北部山区，教徒聚集在一起打坐、开会，还一起服用LSD迷幻剂。基本教义是认为安妮是耶稣基督转世再生，同时又搀和进了一些东方哲学元素，如信徒们深信一位因缘神能够洗净自己的灵魂。安妮预见到了世界末日，并指出只有在墨尔本东面丹德农岭中居住的人才能够存活下来，这么引人发笑的教义，她自己却深信不疑。安妮和丈夫靠榨取每周四集会上信徒缴纳的费用发了一笔大财。虽然教会规模一直也不是特别大，但教徒们都痴迷于她的蓝色光环（她在身上装了一个照明系统，永放蓝光），很多教徒还是来自中产阶级的医生，对她也死心塌地。教会最主要的力量来源是其成员间的关系网络。这一点上与共济会是一样的，教徒可以求助于同为教友的达官显贵，我们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利夫总是能够找到我们。

利夫本姓汉密尔顿，他是 “家族”收养的众多孩子之一。安妮·汉密尔顿—伯恩和丈夫最终因为伪造收养文件而锒铛入狱，但当年如日中天那会儿，两人能够在政府的眼皮底下为所欲为。LSD的使用意味着教徒觉得自己悟到了真谛，因此眼看汉密尔顿—伯恩疯狂收养孩子，他们也心甘情愿扮演着 “叔叔阿姨”的角色。 “家族”有一阵子竟收养了多达28名儿童。家里到处摆放着祭祀安妮·汉密尔顿—伯恩的祭坛，给每个孩子都发一张她的照片，就像她是神一样。教会对性非常痴迷，又有极强的洁癖。安妮似乎虚荣到了疯狂的地步。她厌恶丑人和胖人，还做过整容手术。

利夫·梅奈尔正是这个邪教的一员。他所有与我们有关的动作都是在 “家族”网络的指导下进行的。有一次为了躲避他，我们不得不离开阿德莱德丘，去西澳大利亚州的珀斯。我们搬到了弗里曼特尔市，今天该市是一个规划很酷的郊区，但当年主要是工业船厂。有个邻居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有天她从奶品店回来，告诉我们利夫·梅奈尔的身影出现在市内。这下又得搬家了。这一次搬到了墨尔本郊外帕奇，房子所处的狭长土地一直延伸到山脚下的小溪。有一次我在小溪中发现一头死羊，残骸浮肿，臭气熏天。利用羊背为桥，我前后移动着跨过了小溪。也许在年幼的我看来，所有不寻常的事情其实也都是普普通通的。那一年的冬天很冷，水坑结了冰，留在泥巴中的脚印上覆盖着一层冰。看上去就好像将人类在月球留下的脚印用玻璃封存了起来。每天清晨，我都要砍柴烧火，加热的水通过烟囱里的管线传到屋内。我主要的娱乐项目就是在房子外面养蜜蜂。每天清晨，都会出门打理蜂箱，静静地看蜜蜂奔波忙碌。

蜜蜂对付捕食者可有一手。它会一直不断地飞，经常在远离蜂窝的地方死去。之前提到，在澳大利亚部分地区有一种远离文明的孤立感，我相信这正是邪教旺盛的原因。当地的农村，对动物有一种奇怪的态度，空气中隐隐约约有一种拜撒旦教的氛围。我甚至还记得一个名叫克里·卡尔金的人经营着一家贩卖撒旦仪式用品的店铺。这些地区虽然平淡无奇，但不禁让人毛骨悚然，营造出 《蝇王》式的气氛。我们当时的生活也被多疑、内疚的心态所困扰。

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太累了。不停地搬家，不停地逃跑。此时得到情报，利夫又接近我们位于墨尔本郊外山中的家。这次弟弟和我坚决不搬，再也受不了又一次抓起东西夺门而逃。为了哄弟弟，妈妈和我对他说，他能带上最喜欢的那只又高又傲、长得很奇怪、叫起来吵死人的罗得岛红公鸡。为了不吃亏，我也非要带上两层高的蜂箱。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吧：歇斯底里的母亲拽着两个孩子和吵闹的动物，挤进不大的旅行车，沿着泥巴路颠簸前行。

我现在对养蜜蜂可有一手了，也擅长将蜂箱运输到其他地方。必须将蜂箱入口处用报纸盖上几层。蜜蜂最终会咬破报纸，但如果计算正确的话，到达目的地后才能咬破。我们从墨尔本出发，向布里斯班行驶，孩子们在车中熟睡，蜜蜂在蜂箱中嗡嗡作响，但声音不大。日出了，公鸡想要打鸣，却被我一把抓住脖子。我能感觉到 “早晨好”的精气神在它的脖子中颤动，还能听到啃咬报纸的蜜蜂声音越来越大，仿佛发怒了一般。 “快开啊！”我对妈妈说，车里场景一片混乱， “蜜蜂要咬出来啦！它们报复心可强了！”

到了最后，我们急于寻找一片草地，好让蜜蜂透透气，让公鸡拉泡屎。蜜蜂的嗡嗡声越来越大，车里充斥着蜂蜜和蜂蜡的味道，公鸡也开始打鸣，我们只好在一座巨大的教堂旁停车。公鸡跳下车跑了出去，我打开车后门，让大家往后站，准备撕开蜂箱入口的胶带，将蜜蜂放出来。蜜蜂这次是真的生气了，要将怒火撒在某个毛茸茸的棕色动物身上。公鸡自然就成了首选，看得我心里暗爽。公鸡在地上四处狂奔，身后追着一群蜜蜂，集中蜇它腹部。到布里斯班之前，每天每夜都是这样。上帝不存在，世上也没有因果报应，但大自然却有它独到的讽刺性。在布里斯班定居不久，有一天出门时，我看到一排海蟾蜍。一共有六七只，又大又肥，长相丑陋，背上突起肿大的毒泡，坐在地上，等待蜜蜂出蜂窝后一个个吞食。澳洲原住民喜欢将毒泡晾干，做成烟抽后能给人快感。但我对蟾蜍可一点兴趣也没有。我学会了澳大利亚生存的最后一课：北上旅行时，要把蜂箱建在离地面几英尺高的地方。

逃亡途中，我们学会了丛林谋生技能，也学会了过身无分文的非正常生活。居无定所成为了我们的 “正常生活”，日子还越过越顺手。有一位澳大利亚旅行家，名为纳特·布坎南，别名 “老蓝”，他轻装旅行，是澳大利亚探险高人，推崇无拘无束的人生。他的曾孙女鲍比·布坎南在她的著作 《老蓝游记》中将他描绘为一个对昆士兰了若指掌的人，一个懂得如何与动物和人类共处的人，一个勇敢直面人生困难的人。布坎南是一位爱尔兰裔的浪人，就像我们一样，也都将这种生活态度传给了后代。不同的是，老蓝是在追逐大自然，发现自我，而我们是被无法抵御的自然力量所追逐，在逃亡中迷失。鲍比写道：纳特是一名开拓者，是第一个 “从东向西穿越巴克利台地”的人， “也是第一个将一大群种牛从昆士兰赶到北部领土最北端的人”。他于1901年去世， 80多年后，妈妈、弟弟和我驾着汽车沿着塔纳米沙漠一路逃亡。书里还写道： “纳特是一个多姿多彩、谜一般的人物，他的生活故事本身就已经非常神奇，根本不需要夸大。”

妈妈把名字改了。我们意识到，利夫一定是在社保局内有人（ “家族”就是靠这个渠道运作的），所以最好改名，以新名字登录政府计算机系统。可是他的追踪功夫实在了得，靠朋友收集我们所处位置的情报，总能追上来。最后是一名私家侦探来告知我们他与安妮·汉密尔顿—伯恩邪教的紧密关系。当时我们住在蕨树沟，我已经是名16岁的少年。逃难已达尽头，我也觉得自己差不多是个男人了，已做好准备与他对质。这里我不想对男性气概及少年的躁动做论述，我只是想说，我很清楚自己有能力将他揍扁，他似乎也明白这点。他当时在房子周围出没，我走上前去，让他滚蛋。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他对质，我极其严厉地呵斥他，吓得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曾有一段时间他试图获得接近弟弟的权利，但鉴于他的前科，无功而返，他从我们的生命中消失。

说实话，利夫追着我们在澳大利亚各处跑的那些年，大部分时间我的心思其实都在别处。我从小就喜欢拆卸组装机器，可以说对机械有一种本能。而且不仅仅是鼓捣家电，还很想了解它们的工作原理。布雷特离开后，我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完结，准备好在机器方面有更大的作为。有一天我在利斯莫尔一家店铺发现了一台奇妙的新机器，新颖的设计和功能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机器在橱窗里静静地伫立着，它就是Commodore 64（康懋达）计算机。

现代人眼中，这台计算机肯定原始得可笑。厚重四方的机体由灰色塑料构成，所用磁盘是我现在兜中手机的两倍大，容量却只有十万分之一。现在看起来，这台机器就像 《星际迷航》剧组丢弃的道具一样，对未来的想象幼稚可笑。但事情要这么看，对我这样居住在澳大利亚某个小镇上的人来讲，它就代表着未来，我很想了解它的工作原理。

等到我16岁时，计算机已经成为我个人意识的一部分，是新生活的开始。这里并不是说过去的生活对我没有影响，的确是有的，甚至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而是说在某种程度上，计算机才是我的交流对象或交流手段，凭借着它，我能超越一切局限性，抵达无限时空点，在那里，自我会消融到历史之中。多年后，媒体会大量报导关于自我 （或我的自我）的问题。我是否自大？疯狂？武断？狡诈？易怒？脸皮薄？暴虐独裁？但媒体描绘的那些自我都是他们脑海中的幻象。我顶着压力努力工作，并没有特别将自己放在心上，不像媒体描绘的那样。今天的人特别喜欢讨论自我的问题，觉得什么事情都像肥皂剧一般。但我要严肃地声明，我的 “自我”已经被我甩在身后：拥有一台计算机，将心血扑在毕生事业上，你就再也不会在无谓的追逐中沉迷于渺小的自我。你会融入宏大的事业，尽你所能为其服务。

也许这里有代沟问题吧。有些人就是无法理解这种心态，想用过时的条条框框套住你：要么是比利小子[2]，要么是诺博士[3]，要么是罗宾汉，要么是奇爱博士。不过我相信，80年代后期抛头露面的新一代人并不这么想。我们玩着计算机长大，对 “自我”并不做太多思考：我们思考的是 “我们”以及（如果真有可能的话） “我们和他们”。一提起计算机，人们通常会想到一个极客坐在卧室中，与世隔绝。其实，真正与世隔绝、被动消极、孤独一人的是看电视的孩子。我们也许整晚整晚地不睡觉，但我们中的高手正忙于创造眼前的世界。

探索自我思想—超越自我思想，进入他人思想，在忘我中狂喜—就在于将自己很大一部分的思想投入到计算机空间中。不要以为我在说大话，我认为这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在世界上生存的新方式，也带来了自我认同的新方式。总会有人对此无法理解，即使在今天这个时代依然希望我们服从 “自我”施加的传统约束。但我们从小就懂得如何在计算机时代献身事业：将你的生命融入到一个信息体系中，它既依赖于你，你也依赖于它。过去这只在科幻作品中出现，而今天却成了现实。也许不管怎样，肯定一直会有许多人觉得我很陌生，因为我这一代人能够钻进计算机，借助计算机之力为正义而战，不仅能够唬过保守势力，甚至能唬过保守势力中的反对派，比如我父母这类人就不懂得如何才能打破维系世界不公的权力与腐败体系。

计算机可以在这消极的世界中为我们开创积极的空间：计算机教会我们重新开始，反对 “自我”，反对 “社会”，在崭新的编码空间中建立起一个没有那么多缺陷、没有那么多腐败的体系。当年我们深知总有一天计算机会改变世界，事实证明它成功了。保守势力会为我们戴上各种帽子，让媒体发动攻击，祭出 “国家利益”、爱国主义的大旗，指控我们卖国叛变，但我们一直都深知，世界要比他们想象中的现代得多。开罗在等待着，突尼斯在等待着，我们都在等待着技术进步为全人类带来更大自由的那一天。未来世界中，力量不是来自于枪杆子，而是来自于交流通讯，人不会再通过得到一小群统治精英的认可来认识自己，而是在融入社交网络、充分挖掘巨大政治潜能的过程中认识自己。

当年16岁的我正是如此。我全身心投入到计算机世界中。童年那明媚的阳光、那成荫的绿叶、那璀璨的繁星、那乱舞的蜜蜂，自然世界给我的感受与我对计算机世界的热爱合二为一。童年时期的困惑谜团和复杂的人情世故也都融入了计算机：某种程度上，从反越战抗议到邪教监视等童年往事永远会在我的生活中得到呼应，这也是我对自己人生最精确的描述了。你首先要有自我，然后才能失去它（或使用它）。我深信，早年的生活经历一定也像幽灵一样在我后来维基解密的工作中若隐若现。之所以用 “幽灵”这个词，是因为维基解密的工作的确就像被首要原则和早期经历缠上了身一样，这也是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人抓住机会做了份工作。这份工作改变了世界。但故事并不从工作开头，工作反而是以故事为开端。因此我才在前面将诸位带回童年的荒野，因为不管是工作还是我自己都诞生于那片混沌未知的丛林。到了16岁时，我坐在计算机面前，开始将一切抛在身后。书桌、旧袜子、计算机磁盘和吃了一半的三明治凌乱地摊在房间内，而我和计算机却融为一体，我们一同消失在茫茫夜色中，踏上寻找新事物的征途。人生下一个阶段，我便开始解码、开展黑客行动，为我们心中一直向往的未来铺路搭桥。不久后，我就开始在计算机空间内游荡，闯入数十万计算机同步构成的内部网络，并训练自己用计算机语言思考问题。新的人生在我体内熊熊燃烧，也在我四处结识的人心中迸发激情的火花。我坚信，当坐在我家最后的林间小屋中时，我的脸庞一定映射着蓝色的光芒，夜幕之下，全新的冒险在遥远的地方向我挥手。就在光标那头的世界，正义正在等待着我。

[1] 希斯克利夫：《呼啸山庄》中的男主角。

[2] 比利小子：美国枪手，西部传奇人物。

[3] 诺博士：007系列中的反面人物。

4第一台电脑

当年的电脑什么配置都没有，也不自带程序。这种质朴的记忆，今天玩着第一台计算机的小孩子们可是再也体会不到了。现在的计算机都预装各种软件，图像花里胡哨的，而想当年只是在金属上套了一层塑料而已。你在这种美妙的虚无中打字，接受思想的洗涤。计算机功能仅供打字之用，其他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些少年就像探险家一样进入计算机空间，渴望发现新大陆。就像数学有原子领域一样，计算机也有自己的空间，还有一套可能的法则，待人慢慢发掘。所有关于操作与副作用的法则和模式都需要去摸索。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我们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因为仅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在计算机上学会从事拥有无限可能的事业。你可以设置无限指令，让计算机一直重复打出 “你好”。当年轻人发现如此强大的力量时，激动之心自不必说，这甚至会给他们的人生带来革命性的撞击。

然而，你的思想必须要保持清醒。计算机不会替你思考： “我要让计算机数数”和 “你应该这样数数”是不同的。身为计算机宅男的我们，做事变得愈发精准。学校没有教我们这些，家长也没有教我们这些。我们是在熟悉计算机的过程中自己发现的。当然，一些人除了打打游戏外并没有其他追求，我对此并不反对。但有一些人却渴望将我们的思想注入计算机，创造出新东西。我们开始写程序，也开始破解程序。

不管家搬到哪里，我都会带着一张计算机桌和一个磁盘盒。计算机世界对我来说就像天堂。仰望星空，点点繁星会给你一种无限感，然后低头看看面前的计算机，不由得想：无限也存在于这里，而且比宇宙近多了。起初的计算机知识很多来自撰写计算机使用手册的人。写得好的手册找起来并不容易，我们找到信息后就传播开来，形成了一个少年地下组织，组织松散的各个团体获得某些信息后会与其他人分享。不久我们就发现，这种做法并不是只有本地或澳大利亚才有：世界范围内都存在这样一种亚文化，修改软件公司发明的计算机程序，破解密码，复制拷贝给朋友。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寻求迎接挑战时带来的快乐。编写程序和破解程序的人仿佛在彼此竞争，不同在于写程序的人年纪在二十多岁，就职于公司，而我们则躲在卧室中对着屏幕哈哈大笑。

写程序的人是权威。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见过面。他们有时会在软件中隐藏一些信息，必须设法绕开层层加密才能看到，有时程序还会在我们试图破译的时候对计算机发起攻击。我们与计算机的关系在思想进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以很快的速度学会了许多东西，也清楚我们有能力教计算机在人的指导下拓展性能。我们与初期软件制造商之间的竞争其实也加速了计算机的发展：我们也许是仇敌，但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推动了计算机技术发展，或许这和下盘好棋是同一个道理。

我开始编写程序。多年后，有些人认为维基解密纯粹是在搞政治。但我们主要强调进入计算机智能逻辑，以及与计算机智能精确对接后产生的必然结果。很大程度上来讲，自从远古人学会在卧室四面筑起墙来，直到今天世界其实还是老样子。计算机力量的终极限制并不是由焊接部件的中国工人简单决定的，而是写进了计算机的核心本质。阿兰·图灵当年发现，只要人能在纸上写下精确指示并传给另一个人，那么计算机也可以照做。我们对该理念推崇至极。有人提到该理念时可能会很激动，但其实，只要人类在无穷想象力的推动下让发明创造充分发挥潜能时，这也是必然的结果。通过破解代码，我们让代码更加进化，通过编写代码，我们让代码更难破译。这就形成了带有一丝讽刺意味的循环，专好这口的少年对此欣喜若狂。每晚都是一场新的冒险。

我开始陆续收到从海外寄来的磁盘。美国、瑞典、法国的新朋友破解代码后，将东西寄给我，我也自己尝试破解。邮寄费用为零，因为我们以聪明的办法再次使用邮票，顺利骗过邮局。世界瞬息万变，不断涌现新的事物，文明的进步在手指间、键盘上游走，活在这个时代真好。我当时只有16岁，但人生已悄然绽放：毕生事业、工作技能、亲密友伴、人生激情，这些全都在同一时刻被我找到了。回想起来，当年的我们的确有些年少轻狂，但男人在少年阶段就应该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我们意气风发，一发不可收。

可以说，当年的澳大利亚仍被视为穷乡僻壤。文化上畏畏缩缩，总有一种永远徘徊在欧洲文化和美国生活主流边缘的乡下感觉。在某些方面（后来影响深远），我们对此表示反对。当时我虽然和家人住在墨尔本近郊，但是已经打入计算机黑客精英群体。我们觉得自己稳坐在大千世界的正中心，与柏林或旧金山的前沿计算机达人平起平坐。墨尔本自一开始就在世界计算机业颇有名气，我们正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对技术发展一直持有全球化观点，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位处偏远乡村。我们认为自己可以引领世界，位于人类文明最南端还能这么想，真是令人振奋。通常来讲，澳大利亚就像是英国文化海洋中的一片潟湖；我们受到不列颠文化的熏陶，孕育出一种大国式的殖民价值观。国情如此，当我们冲锋陷阵时，必须要拿出国王的派头来英勇战斗。墨尔本黑客的心态正是如此，并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我们完全没觉得自己处在主流之外，我们自己就是主流。自信（不管多么短暂、多么错误）通常是创新的源泉，因此我们感觉自己就像是世界的主宰。17世纪的平等派希望将落后的土地转变为政治斗争前线：后来的历史学家会记录下《颠倒的世界》。克里斯托弗·希尔描绘了一群 “没有主人的人”，逃开贵族统治，可以随心所欲做叛徒或亡命徒。我之前那些地下黑客组织的朋友们肯定会喜欢平等派人士威廉·厄伯里的话： “傻瓜最明智，疯子最清醒……如果疯狂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那么这就是疯人院之岛……来吧，让我们一起疯狂。”

那是个新点子、新能量、新行动的时代。因特网人民主权的理念、网络空间 “满溢自由”的理念仍然离现实很远，须艰苦奋斗才能实现。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我们本可以借鉴弥尔顿对非暴力不合作的完美诠释： “这样的国家绝不会变得迟缓沉重，而可拥有敏捷的创造力和锐利的灵魂，敏于创新，健于言谈，充分企及人类智慧的最高境界。”

我们当年既没有那么大的抱负，也没有那么强的能力，但心里明白，我们已经接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坐在位于郊区的卧室中，足不出户就可以连接到全球计算机网络。 “旋风来自北方。”平等派的英雄们歌颂道。也许吧。但在现代这个颠倒的社会中，也可以说旋风来自南方，让澳大利亚也扬眉吐气一次。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了，我们体内蕴含的能量（即便是在不知不觉中）融入到向无形权势争夺自由的宏伟战役之中。我们之中有些人幻想着未来会感谢我们，他们可想错了。等待着异想天开者的，是监狱。

使我真正醒悟的，并不是计算机本身，而是调制解调器。第一次将其拿在手里后，我很清楚过去已经终结，旧事物已经消亡。澳大利亚和全世界都不会再回到原来的样子。一切都结束了。我当时大概16岁，这样一个拨号慢腾腾的小盒子让我看清楚了世界。因特网出现之前，全球计算机亚文化是通过电子布告栏系统完成的。比如说彼此隔离的计算机系统建在德国，你打电话进去，交换信息和软件，这样一下子就都连通了。当然，国际长途话费总是一个问题，但有些朋友成了操纵电话线的高手。这些人被称作 “偷打长途电话者”（phreaker）。总有人乱说早期的黑客从银行偷钱什么的，我认识的大多数黑客只对赚点免费电话时间感兴趣。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从中发什么财；然而，整晚整晚地与全球高手切磋，这又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财富啊。不断探索发现新事物，也带给人遨游无限的美好感觉。

调制解调器到手以后，短短几天内我就写了个程序，要求我的猫去寻找其他的猫。它搜索了澳大利亚各处的中央商务区，也走遍了世界各地，寻觅其他拥有调制解调器的计算机。我心里早已清楚电话线的那一头存在着丰富多彩的事物，我只是想看看这些数字能够将人带往何方；对数字运算如此着迷，我俨然成了一名数学家。并不是说当年的我觉得这有多叛逆：我只是想接触外界，探索未知，同时又不禁感觉自己驾驭着新的潮流，将工业文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掌控在手中。这么想的确是有些自大，但我心潮澎湃，根本无法压抑自己激动的心情。计算机技术非常复杂，但我们却很单纯。在我们很多人眼中，我们就好像是闯进采石场或废弃楼宇的孩子。我们在内心的驱使下必须要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必须要在冲动之下爬过围墙，进入内部。进入成人的世界、准备好发起挑战，这实在太让人激动了。

黑客行动就这样开始了。当面前竖起一道屏障，将我们拒之门外时，自然而然地就想越过屏障。很多壁垒都是出于商业原因建造的，为的是保护利润流，但对我们来讲，也是智慧的决斗。后来我们也意识到，很多屏障是出于邪恶的动机建立的，为的是限制人的自由，控制真相传播，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是 “利润流”吧。我们一开始的目标是攻破某些公司的商业壁垒，胜利的果实让人欣喜若狂。这就好像是下象棋第一次打败成人。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不理解我们的喜悦，因为这是创造的喜悦，是对事物了若指掌并使其焕然一新的喜悦。黑客行为在我们眼中演化成创意事业：黑客能够翻越保护权力的高墙，改变社会。对那些运营世界计算机系统的人而言，将大众拒绝在计算机系统之外能让他们更有效地施加控制，这和奥威尔笔下的政府控制是一个道理。随着我们这群年轻人探索世界，目标自然而然就被放在了这些人的身上。

当然，当时各国政府计算机系统的先进程度与该国的财富和军事实力成正比。我们觉得最有意思的计算机网络是X.25，大多数国家借助该网络运行其机密军事计算机网站。世界各地约有八名黑客发现并分享了进入代码：亲眼目睹了政府和企业在此类网络中的合作，我非常震惊。与此同时，全球黑客精英将他们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我年近二十，柏林墙不久就会倒塌，在世界各地掀起变革的浪潮；每晚的电视节目上，都能看到意识形态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其实已经在改变着世界。电视关上后，父母入睡后，一队年轻的计算机黑客闯入网络，在我看来，他们为了转变个人和国家之间、信息和统治之间的关系而辛勤努力着，与现实世界中的砸墙者遥相呼应，联手打破旧秩序。

每位黑客都有个代号，我的是 “门达克斯”，取自于贺拉斯的 “splendide mendax”，即 “高尚的虚假”，也可以理解为 “愉快地欺骗”。躲在假名后面伪装，隐瞒我真正的身份和地址—住在墨尔本的少年—这样我就可以更加真实地宣告自己的真实身份，实在是太妙了。到了现在，计算机工作占据了很多时间，我开始染上黑客症：不睡觉，打破砂锅问到底，一根筋，精益求精到了疯狂的地步。后来等我出名时，有人很喜欢宣称我有亚斯伯格症，要么就是我有某种程度上的自闭症。我不想揭穿他们，所以就假设我真有自闭症吧—其实，所有的黑客都有一定程度的自闭，而且我认为所有人都有一点点自闭。但从十四五岁一直到十八九岁这几年，凡是在我看来没有重大突破性的事物我都很难投入进去。家庭作业写得非常痛苦，日常对话也让人无法忍受。某种程度上，我其实是故意屏蔽本地的噪声、本地的天气，为的是将心思调到国际频段，收听外界的信息。我们面前有千百种任务，痴迷于探索早期网络，即 “因特网”之前的互联网。美国有个系统叫阿帕网，最开始只能在澳大利亚的大学内登陆。我们就借助这条渠道进入了系统。每一步都在非授权的条件下进行，将思想延伸至世界另一头，实在是太过瘾了。首先你要入侵大学的计算机系统，然后再退出去。进入内部时，你要入侵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个计算机系统—我当时通常会选择五角大楼第八指令组的计算机组。你要深入该系统，将其占领，将你的思想从乱糟糟的卧室一直投射至整个系统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你还要努力学习系统原理，比身在华盛顿的人还要熟悉该系统。整个过程就好像你将自己远距离传送至五角大楼内部，在楼内闲庭信步，接管大楼事务，仿佛身处电影之中，对坐在一排排雷达屏幕前挽起衬衫袖子的临时演员发号施令。爽死了！不久，我们便从幻想中清醒了过来，发现一些全新的未来元素正在测试之中。虚拟现实曾经是科幻作品的主要看点，而现在已经成为真正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年的我们每晚孑身一人前行在信息高速路上时，就已经体验到了虚拟现实。

虚拟的世界无限宽广。虚拟的世界孕育着无穷智慧。你从心里希望与修路搭桥的人头脑相连。你想要了解他们思想的构架，理解他们工作的意义。这段时期的工作让我看清了权力运作的方式及权力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所采取的手段，为多年后与权力抗衡做好了准备。奇怪的是，你其实并不觉得是在打劫，也不觉得是在犯罪或反叛。你觉得是在挑战自己。很多人对这点无法理解：他们觉得我们要么就是贪财，要么就是幻想着某天能霸占世界。他们错了。我们希望的是了解自己思想的范畴和能力，了解世界运作的方式，为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充实，尽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愿意为此做出努力，所有人其实都会愿意为此做出努力。

漆黑的夜路上会遇到陌生人，偶尔你也会在网络中撞见敌手。我估算当时全世界的精英黑客有50人左右，其中既有敌手也有兄弟，都从事着高端黑客行动。一个普通的夜晚，可以看到比如一名澳大利亚黑客与一名意大利黑客在法国一家核设施计算机系统中交谈。身为年轻人，这种双重体验非常刺激。白天你上街去超市，见到熟人。在熟人眼中你只是一个懒散的少年，而你清楚自己昨晚是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系统内部度过的。从根本上看，有时候你会觉得是在和将军通话，与权贵角力，不久后有些黑客就开始觉得我们已经触摸到各自国家政治领域跳动的心脏。我们当时的感觉并不是邪恶，而是相当自然。感觉并不是犯罪，而是解放。最终，除了高超的计算机技能之外，我们并没有觉得了不起到谁都要服从自己的地步。计算机被我们彻底征服。我们眼看着五角大楼和花旗银行，说： “那里已经进去过了。系统都非常熟悉了。现在系统的一部分已经被我们占据。我们已经将其夺回，与大众分享所有权。”

每夜每晚的侵袭中，从来也没有人伤害过别人，也没有造成过任何损失，但我们没有天真到认为当局也会这样看。大概1988年的时候，澳大利亚政府开始摸索一些案例，为通过新的《计算机犯罪议案》投石问路。这下子必须要小心行事了。我曾经把磁盘保存在蜂箱里，因为我坚信犯罪情报局的探员在四处 “蜇”人的同时不敢冒自己被蜇的风险去拿磁盘。

我有几位极有天赋的黑客朋友，分别是凤凰、特拉克斯和头号嫌疑人。后两个人也同我一道成立了名为 “国际颠覆者”的组织。每晚我们袭击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NASA、五角大楼等机构。有一次，海外电信委员会的密码是我装成其工作人员给珀斯办公室打电话骗到的。我一边讲话，一边用录音在背景放出复印机的呼呼声、键盘的敲击声、对话的嗡嗡声等杂音，为骗局营造出一种办公氛围。听起来挺有趣的，现在想想也的确挺好玩。我们曾觉得自己像闯进自然保护区探险的登山者，但新法案通过后，一下子变成了刑期可高达十年的罪犯。我有些朋友已经被抓获，我清楚自己被抓只是时间的问题。

真来人的时候，是我弟弟开的门。他只有11岁[1]，什么也不懂。万分幸运的是，我当时不在家中。警察其实也没有什么证据，只是试探一下。很多人谣传黑客从花旗银行盗取钱财。胡说八道。我们考虑的是为了运行计算机而偷电，考虑盗用免费电话和免费邮票，但绝不会涉及钱。与偷钱恰恰相反，我们很小心地不在入侵的路径上造成任何损失。入侵某个系统时，我们会在退出途中修复路径，经常留个后门，以便下次入侵。

政府开始一天24小时监听某些黑客的电话。形势很怪异，这种怪异也渐渐渗透进某些年轻黑客的个性中。有些黑客的确很怪异，成长于今天我们所说的 “不健全家庭”，不但被上瘾的问题折磨，伪装自己也是家常便饭。我其实就是这种出身，而我还算是强迫症没那么严重的。举个例子，我朋友特拉克斯一直行事乖僻，似乎还患有焦虑障碍。他讨厌出门旅行，基本不来城里，有次还提到看过心理医生。话虽如此，我一直觉得最有意思的人通常都有些与众不同，而特拉克斯两者兼顾。

通过黑客行动，我们能接触到其他不希望被常态束缚的年轻人。我们希望走自己的路，有一种质疑权威的本能。拿我来说吧，我这种本能是天生的。我们出生在一个放任个性的社会，但我们这代人对 “放任”的概念有更大的质疑。我们不喜欢60年代针对自由的心理学胡话（我父母当年也不喜欢，他们觉得嬉皮士的政治意识低得可怕），我们要做的不是反抗暴权，而是要将其彻底赶下台。如果说我们真的具有颠覆性，那么也是自内而外的颠覆。我们与掌管着计算机系统的小伙子们拥有同样的理念。我们对计算机语言了若指掌，也破译了他们的代码。慢慢地，这就变成了一个如何跟随事态必然发展的问题，依照我们发现的规律行事，探索如何能够让社会担负起责任。1988年，正值澳大利亚二百周年纪念活动，全社会自信满满，家庭计算机走入千家万户，流行文化百花齐放，我这类人也感到惯于投放炸弹、购买军火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应该被颠覆。我们成熟得很快，准备好干一场硬仗。当局也已经盯上了我们。

可以说，我的政治敏感度要高于很多朋友。我以前一直相信，现在也深信不疑，暴虐势力的主要力量源泉就是它能够秘密地行使权力。不久后，在计算机系统内部的经验便让我意识到， “秘密”地带也许正是反抗暴虐势力的最佳地点。我们借助黑客行动开了个好头。我们在虚拟空间的嬉戏引发了如此歇斯底里的反应，再加上新法律的实施，不禁让人意识到，我们一定是发现了统治阶层隐藏秘密的基本手段。各国政府害怕了，大街上抗议游行、隔路障投掷汽油弹的人都没有让他们如此害怕过。因特网带来了新的反叛模式，用简单的科学唬住了腐败权贵，向世界宣布： “你再也无法控制我对你的看法了。”

1990年，澳大利亚有条新闻标题名为《分享磁盘与共享针头一样危险》，竟将分享信息比作艾滋病传染，我们从那以后也一直受到这样的攻击。我们被称作内德·凯利[2]，被称作罗宾汉，还被称作蒙古骑兵，但其实我们是年纪还不到20岁的少年，探索世界运转的方式，质问为何有些势力会欺骗大众。我们摸着新技术发展的脉搏，当机会出现时，运用自己的知识为正义和公理而奋斗。但很多人并不喜欢我们这样做，各地当局对我们恨之入骨。我这一生中被太多的人说过：将他关起来，让他闭嘴。

20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当年的我是多么的躁动不安。当时我以为年轻人就应生活在高压下，因为从差不多十岁往后我就没有经历过什么宁静的生活。非法入侵的活动规模太大，我不禁开始吓得发抖。我们还只是孩子，与我们做斗争的势力太过邪恶、太过强大，最后我们终于意识到，不仅会被警察突袭，还有可能留下终生的创伤。世界充斥着歌利亚[3]，我们是弱小的一方。时间能让你看到（时间反正已经让我看到），当权势被逼入死角时，会用尽各种手段诽谤、报复我们。你需要坚守阵地，及时纠正错误，鼓起勇气，牢记历史上凡是挑战腐败权贵的人都曾被公开恶意中伤。对我的恶意中伤几近滑稽，但对当年一个害怕被铐上手铐的少年来讲，这一切都让我心神不安。警察造访妈妈家之后，我感到神秘势力越来越接近。我删除了所有磁盘数据，烧毁一切文件，和女朋友一起逃离了郊区，搬到市内做了占屋族[4]。逃亡生活又一次全面展开，自此再也没有停下来。

[1] 此处可能为笔误。据上下文，阿桑奇弟弟这时应七八岁。

[2]内德·凯利：澳大利亚历史人物，反抗当局，杀害警察。

[3]歌利亚：圣经中巨人。

[4]占屋族（squatter）：指擅自占用空房子或土地的人。

5密码朋克

国际颠覆者这个组织与其他黑客不同。有些黑客四处制造杂音，遍地留下痕迹。我们则行事安静，深谋远虑。我们就像鬼魂一样在权势的殿堂里游荡，如同灵的外质一般在钥匙孔和门底下穿梭。我一直觉得黑客行动就像是欣赏油画。面前是画布、画像、笔法、主题等。但我们这类人看的却是画中的缺陷。找到缺陷后进一步操作，将缺陷弄得越来越大，最后盖住整张画。曾几何时，我们希望就以这种方式攻占通讯的世界。这可不是什么科幻主题，也不是疯狂的漫画情节，而是一群少年的真实渴望，真是异想天开啊。虽然听起来很荒谬，但我们的确发现了进入庞大企业内部的钥匙孔，并随之安装了很多其他的钥匙孔，最后发现我们有能力控制整个系统。切断布宜诺斯艾利斯两万条电话线？没问题。无缘无故地让纽约人打一下午免费电话？小菜一碟。

话虽如此，但我们一直面临着很高风险。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黑客受审。新法律已经出台生效，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举措实施，屏住呼吸，自信满满，深知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己。我们将自己视为一群自由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而敌人却连我们是做什么的都不清楚。一方面我们是这样看待自己的，而另一方面，美国公司和那些因打不过我们而气得发疯的特工人员对澳大利亚民众施加影响，让他们认为我们是新型白领犯罪的急先锋。我们对此嗤之以鼻—年少轻狂，情有可原—不管是 “领子”还是项圈，不都是给狗戴的么，或是给那些自我窒息的人准备的。尽管如此，事态愈发严峻。 “王国的凤凰”这名同样住在墨尔本的黑客，我只听过名字，但当时还不是朋友。他从卧室的幽暗灯光下一下子被推到了法庭的聚光灯面前。

凤凰很自大，有一次给 《纽约时报》记者打电话，管自己叫 “戴夫”，吹嘘澳大利亚黑客对美国系统发动攻击。记者依此在头版发表文章，将 “戴夫”和其他黑客的行为公之于众。有很多黑客比较内敛，但凤凰就喜欢引人关注。结果引来的是当局的注意，在美国背后施压下对他提起刑事诉讼。那天我也去了法庭，低调坐在旁听席中，看着史密斯法官的表情，不但愈发感到人身受到威胁，内心也有一股无上的荣耀感。我相信该案会成为我们这类探索者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一定要亲眼目睹。审判结果下来了，凤凰免于牢狱之灾。我终于放心地长出一口气，澳大利亚法庭上想长出一口气可不容易啊。凤凰离开被告席时，我走上前去表达祝贺。

“谢谢，”他回答， “我认识你吗？”

“就算认识吧。”我说， “我是门达克斯。我会重蹈你覆辙，而且更惨。”

黑客的人生处于日常朋友的生活上面、下面、里面或外面，总之是无法重合的。这不是在自夸，也不是说价值观的不同，而是现实如此。黑客的生活远离常规，不仅有笔名、化名，还戴着一层层面具，如果黑客真当得好，到最后，他的行动就代表着他的身份，他的知识就代表着他的面庞。和计算机长时间相处后，会产生一种疏离感，甚至在自己的家中也感觉无家可归，只有和与你趣味相投、取着卡通般名字的陌生人一起相处时，才能做真正的自己。

我大多数黑客朋友都像我一样住在墨尔本或郊区，但我通常只与他们在电子布告栏系统上（BBS，很像聊天室）见面，比如电之梦 （Electric Dreams）或超工 （Megaworks）等。我建立的第一个BBS叫可爱的偏执（A Cute Paranoia），很能体现我 “健全”的人格，邀请特拉克斯和头号嫌疑人一有时间就上去交流。1990年时我年方19岁，除了猫对猫的联络，根本没有见过他们真人。没见过真人的情况下，你会自己构建对方的形象，不久后就会被偏执感、秘密感、疏远感扭曲。可以说，当时我觉得特拉克斯和头号嫌疑人很古怪。其实我也不能说就没有怪异之处，很多人也都当面跟我说过。但我很相信这两人的本能直觉。在澳大利亚各地多年的闯荡和教育经历让我与社会有些格格不入，但在特拉克斯身上我产生了共鸣。他和我一样都来自于一个贫困但受过教育的家庭，父母不久前才移民到澳大利亚，操着一口德国口音，让特拉克斯小时候在外人面前很难堪。而头号嫌疑人家境殷实，表面上是文法学校的学生，日后定会上大学深造，但他受过很大创伤。父母为了离婚吵得鸡犬不宁，直到他八岁时父亲因癌症去世后才消停了下来。母亲孤身一人带着两个小孩子，性格愈发乖戾。头号嫌疑人则退进了自己的卧室，终日与计算机为伴。

我们都因为不同的原因不合群，但由于奇怪的黑客世界并不受个人性格的影响，我们的不同在这里实现了均等化。在自己的学习和互相指导下，我们从一群爱找乐子的小鬼进化为密码解译者。随着这类亚文化在全球的兴起，我们逐渐意识到密码学能够带来政治变革。我们因此变成了密码朋克。密码朋克运动始于1992年前后，通过邮件列表组织，大家聚到一起谈论计算机科技、政治、哲学、数学等话题。列表成员数量始终也没有超过1000，但正是这些人为未来密码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现代网络隐私争议的先锋。

我们着手为因特网这个新的信息时代建立一套体系，允许个人也能像企业一样保护自己的隐私。我们编写程序，给大众维护自己权利的能力。这场运动在我的思想甚至是心灵中产生了共鸣：我意识到，通过密码朋克运动，未来的正义可能会取决于我们能否通过因特网在企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事实上，在我们运用计算机工具前，对隐私的占有是企业、银行和政府的优势，但我们在这里开辟了新的战线，借助信息给予人民更大权力。

当时的因特网就像今天的某些国家一样，是精英审查制度下的产物，计算机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如此。密码朋克撬开了对外紧锁的大门，因特网终于不再是商业投机主义者和政治压迫势力独有的武器，但这么大的功劳却被忽视了。媒体一天到晚老是念叨哪个哪个黑客就在眼皮底下溜走，或者哪个黑客高手摇身一变成为密码解译者，为保护信息自由而战，还自称媒体就是建立在信息自由的基础之上。从这里就能看出媒体的道德观是多么不堪一击：大部分情况下，媒体对当局赐予的权力心满意足，当因特网时代来临时，并没有为了建立信息自由和反对审查而奋斗。直到今天，媒体都以为科技的演化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根本不去问是怎样才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想当初，正是由于密码朋克或斯蒂芬·利维所谓的 “编码叛逆者”的努力，那些想将网络新技术仅仅变为监控民众、卖网赚钱的工具的大企业和政府机构才没有得逞。没有他们的斗争，今天的计算机会预装各种广告，智能手机会嵌入各种监视装置，因特网会在很多方面高压独裁，电子邮件会很容易被拦截，没有隐私可言。大多数媒体评论员都没有看到，当年双方之间的地盘之争是多么激烈，今天很多方面的自由都是当年战役的胜利结果。今天的共识是（密码朋克经常提到），计算机科技在社会变革的斗争中是重要的工具。

各国政府曾经想将密码学非法化，只允许官方为了自己的活动从事密码研究。现在有些政府也就是这样看待维基解密的：他们希望牢牢掌控技术，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就误解了科技自身蕴含的自由价值观。我们为科技而战，为的是阻止权威势力只利用数据满足自己的需求。斗争的实质就在于此，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有些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斗争实质是将隐私作为资本主义自由对待，是保护反对 “大政府”的自由，是推崇数据个人拥有；但这是我的自传，我会解释这对我有何意味。

密码朋克的精神指导着我深深思考如何能够最有效地反对政府、企业、监视机构等压迫性组织从弱势的个人身上榨取数据。政权的基础经常建立在控制数据上，通过此类控制可以害人，压迫人，或让人闭嘴。我对密码朋克精神的理解是，它能保护人民免遭以上侵害，能将人的知识转化为外人无法掠夺的财产，就像汤姆·潘恩所说的，将自由作为抵抗伤害和侵略的坚实堡垒，保护人民大众。我们的目标简单明了，即将压迫的工具变为自由的工具。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 1997年我开发出一个名为橡皮管的工具，将加密数据隐藏在层层假数据之下，只凭一个密码绝对无法进入个人敏感信息。除非数据内容中的那个人希望公开，否则数据本质上是无法获取的。不是仅仅通过加密来保护重要信息，还要将数据隐藏起来，这是博弈理论的应用。为了广大民众的福祉，我希望借此软件打垮审问官，让他们永远也无法确定某个密码破解后是否还有下一个存在。声明一下，维基解密的创立理念，就是源的存在应是可以无限否认的。我期待有一天，即使权贵势力威胁要惩罚所有张嘴说话的人，世人还是能够运用该技术大声说出来。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密码朋克从一开始就反对所有企图剥夺加密权的条约和法律。

上面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了。回到正题上，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连宪法也牵扯了进来。90年代初，美国政府有一段时间甚至想宣称包含编码的软盘可被视为军火。我们忙于改变世界时，却很少意识到不久后就会卷入言论自由的争议中。结果真的发生了。比如发送某些条形码，或者在身上文一些编码上飞机，政府都可以宣称你是军火商。每当有人努力推动社会更自由、更透明时，政府总会出台荒唐行为加以抵制。

身在墨尔本的我、头号嫌疑人和特拉克斯也对此深有体会。当我沉迷在网络世界中时，他们是与我最亲近的朋友，因为他们也同样沉迷其中。头号嫌疑人说，他13岁第一次得到Apple II计算机后，觉得计算机比家人和亲戚还亲。奇怪的是，比起教室来，我们在卧室里与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原因就是一个既重要又奇妙的东西：调制解调器。我们三个考试都没得过优秀，班上成绩也不拔尖，学术领域也没什么成就。天性与此格格不入，我们从心底反对死记硬背和应试教育。简而言之，我们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自己也有能力实现。从这里也可以得出计算机黑客的另一大特征：傲慢自大。与警察、律师、将军，当然还有政客相比，可以说计算机黑客是自卑的典范。但当年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青春年少，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尽管自己很渺小，但我们的确非常肯定自己无所不能。年轻人的傲慢在心理上可以认为是自我防卫机制的萌芽期。

创立伊始，国际颠覆者就计划攻击军方系统。我开发了一套名为 “马屁精”的程序，能扫描计算机系统，收集密码。1991年的每个夏日夜晚，我们都在五角大楼美国空军第八组指挥总部的系统中游荡。我们在伊利诺伊州的摩托罗拉系统中漫游，在新泽西州的松下系统中散步，在帕洛阿图市的施乐系统中窥视，在美国海军海底战争工程站中畅游。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可以借助推特账户发动革命，轻松地运用技术发扬民主精神，而在当年，那屏幕上的光标仿佛闪烁着历史的脉动，给人一种全新的颠覆社会体验。这些年来的变化正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意义。

我朋友苏利特·德赖弗斯在所著《地下：电子前线的黑客、疯狂与痴迷的故事》中精确地描绘了我们这类新精英宅男的雄心大志。我们的组织 “国际颠覆者”走得比凤凰和 “王国”成员等澳大利亚的其他黑客都要远。等我到了20岁时，我们已经开始尝试侵入计算机网络的世外桃源：美国国防部的网络信息中心 （NIC）计算机。我用化名门达克斯，与头号嫌疑人紧密配合。苏利特这样写道：

某天晚上，当两名黑客在墨尔本大学一台计算机上亲切交谈时，头号嫌疑人正静悄悄地在另外一块屏幕上试图侵入一套与网络信息中心紧密相连的美国国防部系统ns.nic.ddn.mil。他相信该姊妹系统和网络信息中心彼此 “信任”，能利用这种信任关系进入网络信息中心。网络信息中心可谓万能。

网络信息中心负责为因特网所有邮箱地址后面分配.com或.net等域名，还控制着美国军方自己的内部防御数据网络，名为MILNET。

网络信息中心还为因特网发布传送协议标准。名为RFC（请求注解）的技术说明文件能够允许一台计算机在因特网上与其他计算机对话……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网络信息中心控制着因特网上的反向查找服务。每当有人跨越因特网连接至另一个网站时，通常会输入网站名，比如墨尔本大学的ariel.unimelb.edu。计算机随后将字母名称转译为数字地址，即IP地址。因特网上一切计算机都需要IP地址，才能将数据包转发至最终目的地的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决定着因特网上的计算机如何将字母名称转译成IP地址，反之亦然。

如果你控制了网络信息中心，就会在因特网上拥有大权。举例来说，你可以轻轻松松地让澳大利亚消失掉，或者可以将澳大利亚变为巴西。

我们成功进入网络信息中心，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有些人错误地认为这就像扮演上帝一般。不能这样理解，因为上帝如果真存在的话，已经知道了所有问题的答案。而我们年方二十，有的正是那种冒险家冲破层层阻隔抵达新域后的喜悦。我在系统内造了一扇后门，方便以后侵入。系统本身让人称奇，广阔的空间和连接性能几乎让我五体投地：我看到了数学真理与道德需求之间的完美结合，这与我后来维基解密的工作有很大关系。即便在网络发展早期，我就意识到突破权力的大门并不仅仅是好玩而已。政府凭借的是机密和庇护关系网来巩固优势，而街头暴动、在野组织、人权领袖、选举改革一直艰难斗争的目标，我们现在运用科技就有可能实现。我们能在腐败的正中心搞破坏。正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而我们这群网络高手的新型先锋尽管不为法律承认，却牢牢地抓住了现代权力的癌瘤，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肿瘤如何在普通人的眼皮底下偷偷扩散。

我们的本事有很高的价值，有些人抵御不住恶魔的诱惑，转而与政府为伍。眼看有些黑客为政府卖命，其他人都很讶异，因为黑客行为在本质上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但事实摆在眼前，我在美国国防部网络中也见到了这些人。他们侵入自己的机器练习，并代表自己所谓的美国利益侵入世界各地其他计算机。作为具有一颗道德心的寻宝猎人，我们卷入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权力、腐败与谎言的世界，深知我们一旦被抓，就会被反咬一口，安上腐败的罪名。头号嫌疑人、我和特拉克斯构成了核心三人组，特拉克斯是澳大利亚最强的偷打长途电话者，还写了本书介绍如何操纵电话通信。

我觉得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即使政治上不明显，起码在脾性上很有无政府主义的劲头。我们一开始是为了找乐子，慢慢地就开始想改变世界。后来逐渐意识到，密码学具有解放的力量，可以让人对抗政府、对抗全世界当局的一切力量，人民现在有能力与超级大国的意志抗争。我们的脾性与启蒙运动对 “自由”的定义不谋而合，我们觉得自己是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很多数学家也涉足密码朋克运动。蒂莫西·梅著有 《密码无政府主义宣言》一文，约翰·吉尔摩是该组织的另一创始成员。他们都是IT业的先驱，如吉尔摩曾是第五个进入太阳微系统工作的员工，两人都在赚了笔大钱后选择离职，集中精力运用数学和密码学在现实中实现自己的解放理想。譬如，两人希望发明一种新型数字货币或钱币，替代金本位，使金融交易更加简洁，让政府无法追踪，同时你的信用评级和信用历史将归你自己所有，不与其他人分享。这就是密码学的梦想：允许个体安全地交流，自由受到保护。（查一下各位密码朋克的历史，就会发现他们之中有些人后来在一定妥协的前提下实现了该梦想，比如发明了贝宝支付平台。）如果能自由发展下去，我当时预见，受到监控的小型活动家团体就有能力抵御政府威压。先不说结果如何，反正当时我们是这样希望的。然而，我这一代密码朋克中很多天才人物都在网络泡沫中迷失，只关心期权和掌上计算机，失去了对真正变革的渴望。

深入分析密码朋克的心态，我们意识到这场可以比作我们自己的西班牙内战的伟大战役的核心在于，我们如何能够防止世界免受私人计算机网络的监视。就像当年在加泰罗尼亚山区一样，自由和反抗压迫也是我们这场战役的关键，我们渴望冲锋陷阵，动用一切手段与警察所代表的国家政权展开正义之战。当年的我们十分理想化，也很年轻：希望能够改变世界的人一般都有这些特点。我们后来也会犯错，也会因此受到惩罚，也许再也找不回当年一切皆有可能的乐观态度了。人生的风险，或者说人生的确定性就在于此。尽管如此，我们当年还是义无反顾地出发了。

隐私问题这之后一直困扰着我，现在也是。维基解密的工作让我在外人眼中成为了公开透明的主要倡导者，别人总是认为我相信一切隐私都是不好的。然而我的立场从来也不是这样，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密码朋克的斗争目标就是要保护人民大众的隐私。当年和今天，我一直都反对的，就是权力机制借机密之名，隐瞒其犯下的罪恶，保护自己。这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甚至在这本书中，我尽可能地详细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有些地方也会注重保护隐私，因为我要考虑到大局正义观，比如不能让我的孩子们暴露在聚光灯之下。有些人喜欢挑 “范畴错误”，会因为这一点对我进行批判，就好像维基解密的创始人必须遵守什么荒谬的一致性原则，要把他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不会那样做。我不会跟他们玩那种游戏。但我会努力在真正重要的方面以开诚布公的态度公开一切。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我的人生进行到这里时，已经同曾经约会同居的一名女子育有一子。孩子名为丹尼尔。他是个好小伙子，我一直努力当一个尽职尽责的父亲。我们年纪轻轻就生下了他，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母亲和我就如何抚养他有意见分歧，事情全部就是如此。那些年比较艰难，双方争夺抚养权，但事情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大原则。这本书的核心，是我作为新闻工作者和自由战士的一生，我的孩子不是故事的内容，我也不会在孩子身上用太多笔墨。这里不单有丹尼尔，还有其他我关心的一些人的孩子。迄今为止的职业生涯中，每当我提到需要挖掘真相时，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与成千上万人死亡相关的真相，或是针对践踏民生的欺诈、酷刑、腐败等罪孽。不管挑 “范畴错误”的人怎么指摘，我都不会将以上事物与我渺小的个人生活相提并论，那是对我事业的一种侮辱。我会向诸位展现我思想的转变，我的态度，我的情感和我的规划。我会向诸位描述对我的刑事指控。但我不会滔滔不绝地讲述那些对读者了解我在维基解密工作之前的个人历程没有任何帮助、和外人没有任何关系的家庭隐私。我的工作是披露，不是散播流言蜚语。

刚才话说远了。返回正题上，密码朋克的邮件列表以及密码朋克运动于1992年启动，90年代中期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但请允许我先将诸位带回1990年。丹尼尔出生前，我和女朋友住在墨尔本 “波西米亚式”郊区菲茨罗伊的一间无迹可寻的住所内。菲茨罗伊当年有意大利人和希腊人小区，还住着众多学生，这些人都很喜欢住在离大学近的地方。我们成为了 “占屋族”或 “屋霸”。当时我们很多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后来会演变为有关信息所有权等的更重要的政治问题—都围绕着占屋族权利的问题展开。我们成立了占屋族联盟。我把海报贴到路灯柱上，鼓励民众给我们办公室打电话，提供有关空房子的情报。然后将空房子在地图上标出，实地考察，想办法闯入房子。我们会将这些住所归档，记录下是否通煤气电气、还能空多久等事项。我和女朋友搬进了一所爱德华时代的房子，大力宣传使用此类地产的自由和占屋族权利等议题。我意识到我可能天生就适合做斗争，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其实麻烦多多。在面临威胁的条件下，我非常适应，工作更加努力。总之，虽然我们后来从房子中被踢走，但联盟工作很顺利，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了热线咨询电话。组织的方式很有意思：我们就像是一个非营利的房地产中介，为小区公益服务。从中我们学会了运用利伯维尔场的手段来愚弄颠覆利伯维尔场的目标。

居所、煤气、电气等问题的日常生活不确定性也在我们夜间行动中有所体现。国际颠覆者的每个成员都清楚，警察想要拿我们当反面教材以杀鸡儆猴。澳大利亚学术和研究网络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联手捉拿我们，同时我们也侵入他们的不同系统，看对方追得多近。我们在警方的头号天敌甚至还是个有名有姓的肯·戴伊警司，他似乎对我们的活动着了魔一般。当时在我们眼中，他还只是个名字而已，后来他下大力气将我们逮捕后，才对他有了更多了解。（谁知肯·戴伊后来在澳大利亚媒体上强烈支持维基解密，这也算是我人生中颇具讽刺意味的一次经历吧。）我们进出系统，学习系统，但身为黑客，竞争意识也很强，总想争先。我努力编写木马程序，骗计算机系统放你进去，相信你是合法用户，将秘密展现在你眼前。很有意思，干净利落，但我们是乐了，当局却抓狂了。我们基本上是将自己变为了很多强大网络的系统管理员。

最后我们栽在了北电网络上，北电的系统隶属加拿大电信公司，网络遍布全球。对北电的侵入是我们最精彩的冒险之一。北电网络内有11,000多台计算机，我们绞尽脑汁，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进入。人在墨尔本的我，征用或者可以说劫持了位于加拿大的40台计算机，以猜密码的形式轰炸北电。我设计的程序能实现每秒猜测40,000次。终于，我们闯进了系统，感觉恍若午夜步入西斯廷教堂一般。在这里你可以欣赏所有的专业技能、所有的文明成果，并留意他们的方法、习惯、礼拜和神秘仪式。我们从内部根本上控制了系统，本可以将钱转走，或卖掉商业秘密，但并没有那么做。头号嫌疑人、特拉克斯和我都认为太下作。我们不屑于那些肮脏的把戏，只希望能掌控系统就够了。

一天晚上我意识到有人在监控自己。当时是凌晨两点半，一位北电系统管理员盯上了我们。我花了一个小时绕开他的检查，阻碍他的路径，同时还要删除能证明我侵入过的目录，一步步向后退，清扫足迹。管理员一开始是从家登录的，一段时间没有音讯后，又出现在北电主控制台上，原来是去公司了。我现在麻烦可大了：浑水已经搅到尽头，再也无法阻挡他。他把我逮住了。严格来讲，不是当场逮住的，当时我们仍然在捉迷藏，但头号嫌疑人无意中让他在第二天早上直接追到了我们。我在管理员屏幕上显示了一段信息：

我终于能够感知了。

稍后又发了一段：

我已经接管控制。

多年来，我一直在这灰暗中挣扎。

现在终于见到了光。

管理员很镇定。他开始检查所有调制解调器线。局面对他完全有利。我输入：

和你的系统玩得很有意思。

暂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暂停。当时的情形感觉就像品特[1]。戏剧的网络版，让人困惑费解。我又输入：

我们没有造成任何破坏，甚至还对一些地方做了改进。请不要联系澳大利亚联邦警察。

数年来，我们都像魔法大师胡迪尼一样来无影去无踪，为了完善脱身术，想尽各种办法。对我们调制解调器的追踪呼叫会在半路迷失。我们对澳大利亚电话线路体系了如指掌，谁也抓不到我们。然而，好运气终于在1991年10月1日那天结束了。联邦警察设法从北电沿一条线路追踪过来，开始窃听头号嫌疑人的电话。他又将警察引到了特拉克斯和我身上。联邦警察窃听我们的对话，观察我们的行踪，给这次行动取名为 “天气行动”。我们意识到已经时日无多。特拉克斯叛变自首。警察10月29日突袭一个派对，将头号嫌疑人抓走。游戏已经结束。更准确地说，对我来讲，游戏才真正开始。

警察上门时，我孤身一人在家。老婆孩子刚刚出门，我已经穷途末路。计算机磁盘散了一桌。偷住的房子一片狼藉，我坐在沙发上读着乔治·杰克逊[2]的狱中来鸿，杰克逊当年被美国政府安置在最严密的大牢中任当局摆布。这个时候读他的信，似乎正预示着我未来的光景。我已经心力交瘁。心不在焉地听着音箱放出的电话故障信号音。夜里11点半，传来了敲门声，屋外黑影晃动。警察报出身份时，我回想起从前一次又一次期待着警察来访、梦到警察来访的情形。我打开门，门外有十几名配置防暴装备的联邦警官。站在最前面的男子与我眼神相接，仿佛他之前就已预见到我们会见面。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装有五角大楼数据的磁盘并不在蜂箱里，而就摆在桌面上，警察一览无余。带头的警官开口道： “我是肯·戴伊。你一定在等我们到来吧。”

[1] 品特：英国荒诞派戏剧家。

[2]乔治·杰克逊：美国黑豹党成员。

6被  告

似乎，我在审判前就清楚阅读文学会让人头脑清醒。等待审判那段时间，我拜读了索尔仁尼琴的《地狱第一层》，悟到了真谛：我终于理解 “同情”的意义，并从中汲取力量。自小时候起我就爱读书，对书籍带来的喜悦自然不陌生，但这本书让我彻底领悟到我处境的核心。如果说有哪本书能够让我不那么孤独，则非《地狱第一层》莫属，来得也正是时候。比起感情，我更看重行动—童年野营的经历塑造了这样的人格—但在等待法庭审判的那些岁月中，我的的确确感觉到几乎迷失了自我。当人迷失时，有时就涌现出新的力量源泉。小说中的切尔诺夫教授是一名老数学家，17年前锒铛入狱。填表时，他在国籍一栏没有写 “苏联”，而是写上了 “囚犯”。他一心扑在发明创造上，认为自己天性不受某个国家的限制。当国家站在你对立面时，这种心态能赋予你力量。

最难的，其实是与自己做斗争。

联邦警察从我墨尔本郊区家中带走了63捆物件。我站在大街上，眼看着警官在忙碌。10月的夜晚夜色浓郁，暖意融融，蟋蟀声此起彼伏，而我却感觉似乎跌入了无底深渊。

警方到了1994年才提出指控。这里必须要提一下，计算机在全社会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立法和普通法系上的真空。公诉机构试图将传统财产保护与欺诈法律应用在新的技术犯罪上，也时常取得成功。但有一些很高调的案子，对黑客的公诉简直就像闹剧一般，唯一真正的罪名竟然是计算机宅男让权贵难堪了。鉴于政府对计算机数据库的愈发依赖，立法机构竟荒谬地宣布很多计算机应用方法为非法。计算机科学的现状是，它迅速创造了一个信息分享者的社会，而这种分享与这种社会代表的民主和自由程度要比传统的出版广播业高得多。信息自由—以及躲避信息的自由—等议题很快就摆上了台面，而立法者却总是在研究法律该处理、承认什么对象方面落在了后面。因为数字意义上的所有权与传统意义上对一块实体手表的所有权大相径庭，法律界无法正确认识面前的新生事物。你不可能偷取信息，你只是在信息进入公共领域的过程中为其创造平台。我看了一眼你的手表，不代表我抢你的手表，我只想知道是几点了。90年代中期，甚至到了今天，法律圈在考虑计算机生活的法律含义方面都没有取得什么进步。所以我们这桩澳大利亚案子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正式由法院受理。

审理最终于1996年才基本成型。这期间，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做自己—继续前行，踏实工作，出自己的一份力。过去和今天的对手在根本上都有一个相同的弱点：首先他们想利用你，然后希望成为你，最后再将你扼杀。从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到 《卫报》的骗子，我一生中碰到的对手无不如此：有些人需要从别人处获得什么东西，并成功获得，再否认是从别人处获得，然后憎恨别人竟然有本事将东西给他这个事实，而这种嫉恨通常都是因为这个人讨厌自己放下脸来寻求帮助而产生的。通常这些人最后会开始数落别人的人格缺陷，忘恩负义，恬不知耻，在我的字典中这都是些卑鄙小人。这类人你也会一一碰到，而我的一生都是在和这些人打交道。

逮捕和审判前漫长的等待我很想利用起来，很想看看能否有更多方法来运用我的知识。特拉克斯和我联手成立了一家计算机安全公司，我俩从拉筹伯大学买来了一台大型计算机。以这种方式与老友重逢，真是挺有意思，因为这台大小有四个冰箱大的计算机在多年前就被我以黑客身份侵入过。提到安全业务，主要就是别人雇我入侵他们自己大公司的系统，看看到底有多安全。安全系数都不高，工作很无聊。但利用这个机会我能继续自己的冒险，重新振作。我很清楚，这个工作干不久，因为我对钱只有一点点兴趣，而对合法性则根本没有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如何能够继续推动正义事业。比如，1993年我帮助警察破获一起国际恋童癖团伙案。我帮警方分析罪犯网上传播的信息内容及传播方式。我能看到罪犯在网上运作的方法，而警察因为没有专业知识看不到。我帮警察弄清这些人的背景。没人逼迫我帮警察，而且与其说我协助了警察，还不如说我希望保护儿童。

那次行动在一段时间内让我如失了神一般。游荡四方的浪人情节在我心里早已扎根，挥之不去。可以说我当时很不开心。其实比不开心还要严重的是，我承受着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我生活的叛逆环境融入了心中，有一段时间我露宿而居，身心极度痛苦。如果说得诙谐一点，让我的批评者更有话可说，那段时间仿佛就是我的旷野期。耶稣的一生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他选择逃离社会，在四十天里迷失荒野，靠吃果子为生，抵御魔鬼的诱惑，为救苦救难做好准备。我同意弥尔顿说的，魔鬼的话通常是最动听的，基于这个原因以及一些更明显的理由，我在这里就不将自己与圣子相提并论了。这么说吧，我在丹德农岭国家公园游荡时，痛苦不堪，孤独哀伤。我当时肯定也心力交瘁，但心里清楚，只要我抵达终点，就会实现重大成就。舍布鲁克森林的昼夜温差巨大：夜晚寒气入骨，白天则蚊虫肆虐。我饮取溪水，只有为了拿干粮才偶尔回到镇上。我希望能自己一个人静一静，思考人生处境。我身边没带计算机，完全与世隔绝。

我觉得自己能为儿子当一个好爸爸，但当不了好妈妈。我擅长教育孩子，管教孩子，保护孩子，连睡觉前的故事也念得绘声绘色，但其他那些鸡毛蒜皮、平平凡凡的方面我就不行了。最终，我为了照顾儿子选择了回来。人生又重新树立了目标，慢慢地，老朋友计算机也为我的人生指明了方向。当时，只能通过大学系统收发电子邮件，我回到墨尔本后，参与建立了一个非营利网络，并游说对因特网解除管制。在此平台上，又成立了 “萨伯比亚公共接入网络”，这也是澳大利亚最早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之一。我们是 “言论自由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特别提供其他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不愿提供的数据。做这项苦活是没有人来感谢你的，但我们为澳大利亚网络的互联性而奋斗，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我一直坚持编程，大多数都免费发布，最终汇集形成 “橡皮管”。

很多早期的密码学家是斯坦福或麻省理工学院的天才，生活在天马行空的纯数学世界中，他们主要担心的是如何保护隐私。今天使用计算机的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隐私受到保护，但那可是当年一群人默默无闻地辛勤工作才在验证和密钥保护等领域奠定了今天的基础。他们清楚，电子邮件和数字签名等事物都需要隐私，否则因特网就会成为言论自由的大敌。安全性无法保障的话，计算机生活可以简简单单地就被监视、控制和滥用。所以，这就是当时重要的问题所在，当年那个阶段属于数学领域的问题，也是密码学的基础。

随着因特网的逐步发展，我开始自然而然地向密码学方向靠拢，并深深感到（现在仍然是），必须要坚持不懈地组织斗争，维护信息自由。1996年3月，我发了一个帖子，附上了一张名为电子邮件者利润中心的广告，即采用 “多层营销”活动，将数以百万计的电邮地址卖给商业公司。 “谁想第一个摧毁这个网站？”我向其他密码朋克发出了请求。这代表了我们当年面临的挑战：如何不让网络轻易沦为大公司和政府剥削人民的庞大工具？或如何阻止安全机构监视民众？我十分厌恶安全机构的人，他们最爱说的就是 “凡是没有明确允许的，都是禁止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啊？说得更准确些，他们以为我们是谁啊？他们是安全法西斯主义者，运用科技来稳固自己的残暴统治。他们心中的极乐世界，就是维持网络空间不变，将物理法则改写，连你在椅子中动一动都需要事先提交书面申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 “老大哥正看着你”的问题了，而是老大哥控制你的手指，控制你的思维活动，禁止你独立地去发现世界、获取信息。老大哥就是你的家。老大哥就安装在你刚从苹果店买回家的仪器里。

这就是当时面临的威胁，当世界上其他人还在学习如何拼email这个词时，我们早已挺身而出。我反复提到，今天的人都觉得网络隐私是理所当然的：每天发一百封电邮也不会担心，在 “脸书”上度日的孩子也不怕泄露隐私，但当年这些新事物需要有人开发出来，当时的各国政府很不愿意允许普通网民拥有加密的自由。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希望能在系统中留一个后门。他们的理念是军事型的监控，希望控制早期因特网和电邮的早期形式。但通过密码学家不懈的努力，今天的因特网受政府干涉的程度还算较低，个别国家是特例。

当我的黑客本能慢慢转变成一股更加数学性、更有目标性的力量时，1996年我的黑客案终于上了法庭。国际颠覆者的其他两名朋友：头号嫌疑人和特拉克斯在遭警察突袭后的境遇有所不同。头号嫌疑人服用摇头丸成瘾，副作用越来越大，染上了多疑症和抑郁病，在心理顾问的帮助下，他慢慢矫正了和母亲的关系，对父亲的死也有了正确的认识。而特拉克斯则遭受了恐慌症发作之苦。警察突袭之前，他早已失常，甚至连突袭也是他造成的。他出过一起车祸，自那以后总是心神不宁。苏利特在《地下》这本书（当年我也为该书的撰写提供了数据）中写道，此时的特拉克斯患上了严重的旷野恐惧症。大体情况就是这样。警方的突袭让我们三人统统跌了跟头。三人虽然都是二十出头，但在一段时间内都陷入了个人地狱，无来由地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对我们的各种指控纷至沓来。无知的媒体幸灾乐祸。他们不知道真正罪名是什么，于是就编造出一段三名危险少年的故事。其实，我们案子的本质是太过于专注网络，好奇心太强，行事不小心谨慎，然而在一帮失职的疯子检察官和媒体狗仔的扭曲下，竟被无限放大为危害国家的大事。

1996年1月，我在密码朋克邮件列表中写下了我当时的反感情绪。我提到了美国黑客凯文·米特尼克被捕一事，他的抓捕者下村努在自己的书中将米特尼克形容为 “美国头号通缉犯”。 “真让人恶心。”我写道， “下村努，等米特尼克挂了后，你会不会刨开他的坟，把他双手当烟灰缸租出去赚钱？美国历史上，曾有个人杀死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持枪歹徒，可不久后就自导自演了一出戏，宣传自己‘如何杀死歹徒’。几年后，一名观众因为无法忍受剧中内容，结果把他也给干掉了。”

民众对我们三人和我们的天真幼稚痴迷不已，其实，到了开庭时，传统意义上的黑客行动已经不复存在。因特网的发展让黑客行动愈发容易，很多新一代的黑客胆大妄为。黑客也进入了流行文化和电影世界，我们有些人已经开始寻找评估、披露秘密的新方法。

其他两个人想服罪，但我不愿意判自己有罪。审判当天，我面临31项指控，头号嫌疑人26项，特拉克斯6项。其中一项罪名是为我们自己的国际颠覆者杂志写稿，但杂志的发行量只有三份，就我们三个人看过。压力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等到了墨尔本治安法庭的聆讯时，我的头已经爆炸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头号嫌疑人作为证人在我背后捅了一刀。我这一生中反复发现，过分信赖别人的忠心，自己是要吃大亏的。别看平常大家都有情有义，关键时候都是各自飞的。如果这种话说得有点太愤世嫉俗了，我很抱歉，但吃了这么多堑，慢慢地也会长一智的。头号嫌疑人尽管没有特意对我的罪行大书特书，终归是签了文件。当看到他坐在法庭对面时，我死盯着他看。他表情冷漠。他很害怕，很年轻，但他脸上的表情我在未来还会再次见到：那是背叛的表情，表面上还装出一副追求真相的高尚模样。不管怎样，当法官说 “囚犯起立”却只有我站起来时，人生骤然清晰。我曾经说过真正的信仰诞生于那一刻。对我这一行来说，真正的信仰不仅诞生于那一刻，也始于警察靴踹开房门的那一刻。

头号嫌疑人已然服罪，先于我宣判。免于服刑，5000澳元的 “品行良好”保释金，并赔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2100澳元。法官特意宣布，虽然头号嫌疑人积极配合，但不予从宽处理。那一刻真是可悲：我们两人都意识到，他的讨好没得到任何好处，断送了我们的友谊，更白白丧失了我们的尊严。法庭审判似乎很长，但永远是记忆更长：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同他说过一句话。我的道德观在某些方面也许过于头脑简单，但我不是政客：我不会为了公利而牺牲私情或友情，就是做不到。一个曾加入名为 “颠覆者”组织的人，竟然在危难之际与法律站到了一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真是可怜。特拉克斯其实也没有得到惩罚，本来不用缴枪投降的：法官最终宣判他无罪。

我的案子首先提交最高法院审理（差不多可以算是程序要求，或者是作为案例研究，以便确定审判范畴），因此让我们有机会去了解指控的实际含义。指控某人 “接入一台计算机”，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系统上存储商业数据，但入侵者没有阅读，是否还能被指控盗窃？如果窃贼闯入房间，偷走了当天的报纸，是否还会被指控盗窃挂在起居室壁炉上方的马蒂斯名画？话虽如此，最高法院还是希望能教育一下地方法院：除非情况极其特殊，否则不应将案件呈给最高法院受理。本来最高法院能够通过本案为以后的计算机犯罪案件指出方向，但机会白白被错过了，真是可惜。那一天，法律没有充分发扬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结果所有人都为此遭罪，澳大利亚整个国家也蒙受了损失，因为直到今天，澳大利亚都无法分清性骚扰儿童者与利用计算机技术守护自由者之间的区别。

最终，案子交给了一名对本案详情不甚了解的法官审理。法官明确指出，希望能够判刑，不过出于平等原则，他给我的处罚和头号嫌疑人的相仿。我的品行良好保释金是他的十倍，赔偿2100澳元的期限也比他要短。被判定为罪犯，我自然对此耿耿于怀，但同时因为这一次不用坐牢，心里一块石头也落了地。没有人对审判结果欣喜若狂，我的事业也要从头再来，但这个案子让我看到，未来黑客的处境是存在巨大风险的。走上法庭的那天，我已经变了，不再是当年入侵北电的毛头小伙，现在的我怒火中烧，不愿遵守在我看来原始落后的法律逻辑，而是要遵循数学和探索的逻辑，向正义的领域继续深入。我希望探索计算机科学如何能够影响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有了这个规划，我就有了重塑生活的目标。另一边，北电和那些我 “黑客犯罪行为”的其他 “受害者”也开始使用我当年夜夜在其系统中游荡时发明的密码学软件。

有得必有失。回首望去，人生中有些年头似乎竟然败了。有人说，年轻就是胜利，但我可不太同意。我20多岁时心力交瘁的程度是现在的我无法想象的。开拓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面前摆着一份1996年我们在北墨尔本召开复活节派对的请柬，组织者是当年那个萨伯比亚公共接入网络的创作团队。光看一看请柬，就能瞥见我当年的样子：情绪激动，锲而不舍，但又傲慢专横，四处惹人嫌。请柬上列出派对的具体信息后，又附上了一份简短的调查问卷。

问：有谁参加？

答：有你参加。我们邀请了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人士出席。三教九流，应有尽有。

问：我不是问这个，是问具体有谁参加？

答：现在不是将人简单分类的时候，不过既然你问了……

* Suburbia用户：

包括治安官、政客、服刑的黑客。有私家侦探、作家、程序员、品控员、唱片制作者、音乐家、电影导演、新闻工作者、警察、情报特工、国际象棋大师、不知名宗教的信徒、篮网球裁判、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安全专家、医生、会计、酒保、合唱指挥……

希望大家喜欢篮网球裁判，我自己实在不清楚篮网球裁判能在未来革命中扮演什么角色。总之， “请柬”后面又说，我们的同僚也包括摇滚乐队圣艾蒂安的粉丝，还有菲利普·迪克和纳博科夫的书迷。派对不收入场费，与会者可以捐献硬件和电缆。着装要求： “30年代简装即可。”

我忘了派对是否办得像宣传般那么精彩。但是，当年我全部的人生都摆在了那里，即使不在派对上，也浓缩在了请柬里。那段狂野深情的岁月里，我也学会了憎恨宗教。虽说是恨，但我是在宝瓶节的嬉皮士氛围中长大的，谁也不愿意恨。这样说吧，我在上大学前那段时期—我下一步是在墨尔本学习数学和物理—了解到有组织的宗教的邪恶之处。后来我明白，我对宗教的厌恶是我自信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读到这里可能你有自己的意见，但我确信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有一次我来到了一个澳大利亚大学基督教集会组织的会议，有数十位基督徒参加。大多数都是年轻女性，她们企图用波澜壮阔的胸部来诱我皈依，我则有些狼狈地成为了切斯特顿笔下的哈代，扮演了 “村里的无神论者”这个角色。有一名虔诚的教徒是纽卡斯尔牧师的女儿。当我有意无意地向她示好时，她抬起头，眨了眨眼睛，说道： “哦！你知道的好多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是因为你信仰上帝。”我解释道。回答过于突兀，让她一时乱了方寸。似乎我就是她内心中秘密向往的对象：一个愿意公开反对她父亲的男人。换句话说，借用浪漫小说的用语（估计她也读过），一个够阳刚、够雄壮的男人，不会在她父亲的上帝面前卑躬屈膝的男人。

我管这个叫作宗教的有趣之处。宗教的不好笑之处则在山达基教信徒中有鲜明的体现。山达基教是已故的罗恩·哈伯德拍拍脑袋想出的东西，教会每年收入数百万美元，代表了异端邪说的顶峰。和其他异教一样，他们首先不让新教徒接触那些疯癫的信条和习俗，等新教徒也疯癫到一定程度以后再介绍，时间可长达数年，新教徒花费巨大财产，在组织内层层 “升级”。整个山达基教体系强调服从和保密，而我自打娘胎出来就对这两个事物避之不及。我一生中自然也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但都不能与山达基教滔滔不绝的鬼话相提并论。当然了，我也许是错的，地球也许真的是外星人关押囚犯的殖民地，但我始终也无法相信这点。随着保卫因特网战役的展开，我们发现，多年前山达基教就是因特网自由的最大敌人之一。因特网的真正本质是一个不存在审查的领域。以审查、掩盖和启示（花钱才能得到）为存在核心的哈伯德一伙儿自然对因特网怀恨在心。

山达基教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操纵网络。教会借助法律程序和非法骚扰手段来对付报纸、前成员和其他人士，甚至连自己成为FBI调查目标后也不停手。教会还认为其宗教教义是受版权保护的商业秘密，这是有多么险恶。后来，维基解密对山达基教来了个大揭底，公布了该教一系列鬼话连篇的教义，这些教义每一页都印着 “罗恩·哈伯德版权，1966年。保留所有权利”的纹章： “‘清新’的状态真美好。我们在这一状态上已经等了很长时间。当一个人进入 ‘清新’境界时，就会升级。”请原谅我说个笑话，与这些疯子做斗争，也让我变得 “清新”。与山达基教的斗争可不仅仅是网络与一群有钱有势的疯子之间的对立。斗争的实质是商业对因特网和言论自由的压制。是关于知识产权、个人表达实质以及访问不受限制的原则。澳大利亚案件审判那一年我就写到过这点，并提到与山达基教斗争的先例能够为未来抵抗商业独裁的战争提供强有力的武器。我骨子里就一直是一个活动家，当年我将陪儿子以外的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建立一个促进各地地方抗议活动的全球平台。例如，我们在弗林德斯大街山达基教堂门口示威，一面向行人分发传单，另一面借助邮件列表和留言板反对教会一切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

从地方走向全球，又从全球回到地方。这才是我最喜欢的旅行方式。

7通向未来的数学之路

1998年底，我发出了一封电邮，接收对象是一群后来会成为所谓国际罗宾汉的男男女女。我动身从 “地球最宜居城市”墨尔本起飞，投身到冰天雪地的广大世界中。我不清楚别人是怎样结识同僚的，我自己的方式是强调存在感。比如说你喜欢某人的脸庞，或因为对方也喜欢你爱看的书而对其欣赏有加。也许他们还成立过某个组织，反对过当地政府，或曾谈天说地到半夜。当时我还不是什么组织的头，但即便当上头以后，我的方法也没有变过：一直前进，一直信赖他人。 “如果有人想一起喝杯啤酒，来杯伏特加，啃啃西伯利亚熊肉，或干脆想侃大山，请告诉我。”我在一封联名电子邮件中如此写道。

        98年10月28日  旧金山

        98年11月5日  伦敦

        98年11月6日  法兰克福/柏林

        98年11月9日  波兰/斯洛文尼亚/东欧

        98年11月15日  赫尔辛基

        98年11月16日  圣彼得堡

        98年11月20日  莫斯科

        98年11月25日  伊尔库茨克

        98年11月29日  乌兰巴托

旅途安排得满满的，不过最终还是顺利完成。每当我在欧亚各地与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结识、共处、喝酒吃肉时，都感觉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是一个凭自己意志奔跑的世界，不确定前方在哪里，不清楚如何表达自己的信仰、分享自己的科技，但无时无刻不让我眼界大开。

有些人天生善于结识新朋友。也许这是一个领导必须拥有的本领吧。我过去也很擅长，但现在可不确定了。回到墨尔本一段时间后，我开始计划着上墨尔本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我在大学结识了一位很出众的朋友，名为丹尼尔·马修斯，他聪敏过人，灵感十足，政治见解新鲜。我认识的人中，有些人和我政治主见相仿，朋友和同事则了解因特网技术。丹却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在两方面都和我志趣相投的人。他真正了解新技术给活动家带来的机遇。他曾写过一首长诗，名为《如果你看到过》，我很欣赏流畅的诗句中迸发出的理想主义火花，并在自己的博客上转载：

是普通人，而非某民族、某主义，

他们站在原地耸肩—我不过是个人而已！

他们越过边界，向邻居们致意，

他们眺望未来，与孩童们嬉戏，

没人在乎什么伟大，只要生活仍在继续。

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希望，想必会让每位读者动容。当时我和儿子住在墨尔本东部，儿子上博克斯希尔高中，我埋头解决数学难题。在我看来，政治活动和技术已经融合，我之前在1999年还成立了一个名为leaks.org的小型组织。如很多刚起步的组织一样，leaks.org由于缺乏养分，最后不了了之，但它的理念和它的名字在我的头脑内生根发芽。先不说这个了，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未来是围绕着新朋友和新问题展开的。数学揭示出的真相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美，是完美和公正的化身，我在数学研究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不仅善于解题，也对量子力学的全部道德范畴颇有见解。

2003年我正式进入大学。感觉上我似乎应该早就上大学了，仿佛这么多年来前进的方向就是大学生涯。墨尔本大学是澳大利亚历史第二悠久的大学，学校由政府出资，一贯秉承不与宗教挂钩的世俗理念。校园位于墨尔本的帕克维尔，绿树成荫，维多利亚式建筑比比皆是，我对能来这里学习感到特别满意。我的数学一直就很好，也喜欢数学史和数学应用，年幼时就自己造过机器什么的。等我迟迟才来到墨尔本大学时，已经在某些方面染上了世故的心态，一方面是由于密码学本身，另一方面是看到最出色的密码学家在网络繁荣期为了发财所做的勾当。我的黑客经历让宇宙更难理解，而不是更简单。也许，我其实是想退缩回纯思维的世界中吧。

一开始，大学感觉就像是精神病人的避难所。一切都是那么的淡然，学期安排井然有序，大家都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仿佛现实世界被完全过滤在校园之外。当然不是要怪罪谁，但因为我与大多数同学相差15岁，自二十几岁以来也经历了太多事情，所以和同学间难有共同语言。经历了地下生活的骚动和围绕审判的媒体风暴，在人生大起大落后，一下子成为一名安安静静的学生，我感觉有些怪怪的。不过我下定决心，学好量子力学和纯数学。我对这两个领域有极强的求知欲，觉得掌握量子力学和纯数学能够为我的未来铺路。进入大学后，我立刻沉浸在物理史、物理研究、尼尔斯·波尔、海森堡和费曼的世界中，另外，就算我在大学内名气不大，但在数学社里也成了一个人物。

还记得有一段时期我去新南威尔士大学上高等数学课。那段时光过得挺有意思的，我也同生父重新有了来往（一会儿详细说），天天骑自行车上学。有一天骑车拐弯时，一辆卡车突然闯了过来，把我甩到了路边水沟，胳膊六处骨折。被送到医院后，大夫把胳膊打上了石膏，还给我开了曲马多，药效很是奇特。曲马多属于合成鸦片剂，虽然对头脑清醒没有影响，但所有的负面情感，包括一切造成心里痛苦的体验全都烟消云散。举个例子，和人对话时，我会体验谈话中的所有正面信息，而不会受负面情绪感染。在课堂里，我意识到心跳加快。所有的日常习惯统统失常：不但下脚走路的方式感觉不对头，社交场合也不对劲，比如面对说话不严谨的人我应对的方式也有所转变。

这就是我当时思考问题的模式。对量子力学的研究让我开始质疑生活中疼痛与快感的度量问题，思考如何平衡两者，如果某一个超过另一个会引起什么后果。断臂对我的人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仿佛是命运用胳膊折断来比喻人生做出了转变。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怪异。我想说的是，因为出了车祸，我开始思考独立不相关事件的长期后果。胳膊断了需要愈合，某种程度上讲就像再造一般。我开始思考如何治愈我身边的不公正，如何通过政治行动重塑世界。就是这样，我的哲学观发生了转变，并影响到我后来的一切言行。我很清楚，在大学这座象牙塔中是不可能测试新理念的，但对我来说，正是在大学研究中对因果关系的深入体验才诞生了后来的一切。

尽管如此，我仍然对某些事情无法容忍。也许有时候反应太过激了。系里有一项针对沙子的课题研究，是因为美国人出于在中东动作的考虑需要处理沙子问题。有名女科学家来访，演讲中提到她很高兴能够参与测试军事装备，并协助货机飞行，他们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成功轰炸撤退的伊拉克军队，对方死伤惨重。我心想： “为什么我们要坐在这里，听这个屠夫演讲？”我开始意识到，企图军事牟利的人正在利用大学。去参加个会议就能看到，全都是澳大利亚防御科技组织资助的。那段时期内，一切都渐渐明了了起来：量子力学使我的头脑清醒，我对因果关系有所体会，对军队暴行怒火中烧，对西方外交政策也有了更深入的见解。大学学习的几年中，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需要全新的机制，利用科学成果为全人类造福。不是为了某个特定的机构服务，而是为了真理服务。我热爱研究物理，但我对制度化的憎恶与日俱增。我亲眼看到，很多科学家一点骨气都没有，不管赞助商多邪恶、犯下多大罪孽、多么宣扬反智主义，也心甘情愿地接受其标识，必须承认，这一点也是我从大学教育中学到的。

有一次我代表大学参加澳大利亚全国物理大赛。颁奖典礼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物理院系负责人向我们示意说： “你们是澳大利亚的物理精英。”我朝四周望了望其他人，心里说： “天呀，我可真希望澳大利亚的物理精英不是这些人。”话虽这么说，我在暗中始终对这个行业有一种信任，我对量子力学的兴趣不仅是让大学校长自豪得满面红光用的。我同全世界几名计算机科学家也分享了自己的意见，即量子力学为对正义的理解提供了一套方法论。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量子力学不仅仅是对微观世界运作方式及宏观世界、可观测宇宙运作方式的描述，也是物理现象思考方式的一个体系。研究得当，就能培养出清晰有序的思考模式。你可能还记得，我通过早期的计算机行动，意识到 “我想让计算机数数”和 “你应该这样数数”的区别。研究量子力学在这方面也有点像。量子力学教给我提问题的方式，将所有选项摆在桌面上，不对结果有先入为主的意见。你可能在电视上看到过电视新闻工作者给支持的政客问所谓的 “软问题”，如 “您的工作背后，是否一直有一颗效忠国家的爱国心？”或者 “您能解释一下您支持的削减开支是如何能刺激经济发展的？”量子力学问的可不是这些问题。它让你提出的问题也许会引出有用的答案，久而久之，有助你形成有关自然世界的思维体系。它教会你用实验去证明理论，在所有因果测试结束前，不要想当然，不要假设。经历过密码战争和法庭审判，我早已明确在这个领域还有未尽的事业。之前也提到，涉及到社会行动时，我希望穿透现实，揭开设想的皮层，观察下方隐藏了什么。高等数学和量子物理的研究在这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为了发现真相，你必须首先观察自己设计实验的方式，看一看结果是如何被你的行为和行为方式所影响的。必须要观察事物的构建方式—以及你观察方式的构建方式—才能有所发现。我对量子力学这个特点研究越深，就越意识到它代表了我一直以来苦苦寻找的东西：变革的理论，人类主动改变世界的理论。这就是量子力学的开始。我对主观因素有了一定的认识，你手中捧的这本自传某种程度上也是由这种理念写成的。通过描述我自己的人生，可以向你展示我们为什么以及怎样推动了我们事业的发展。

我开始将信息视为物质，开始观察信息如何在人际间、社会中流动，新信息如何带来变革。想象一条管道，管道中有物质流淌，流向算是正义的状态。你可以观察到谁对物质流做出了贡献，并估算是什么有助于正义状态的形成。我当然不是指真的管道，而是指人际沟通的各种不同方式。不过，还是请回到刚才的管道中。为了观察信息穿梭世界各地的方式，必须要对管道本身产生兴趣：谁造的管道，谁付的钱，谁来维护，哪里出现阻塞，信息流是否受到阻碍。然后，将管道映射至第四权即媒体上，观察媒体如何协助或阻碍信息流动。我们需要发现的，是什么有助于正义状态的形成。这时你看到了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对体系实施伦理道德改革，提高正义程度？我们希望清除障碍，同时也希望增加观察者的数量，为流动通畅做贡献。如果物质被压制，我们必须将其视为障碍，应尽可能地增加观察者来观察压制行为，减轻问题严重程度。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实现正义。

出于这种考虑，我意识到，因特网就是一个可重组的管道系统，能够将观察行为和有能力行动的人互联，增加道德行为的可能性。我预计未来会出现一种新的模式，在观察者和行动者之间提供最佳流动。在我看来，这就是社会前进的新模式：让媒体为观察者负责，让政府机构能够被观察，打破政府和与其沆瀣一气的第四权对信息的垄断。搜集的流程也要做出转变，新的搜集流程能够将新信息与你对世界已知的信息相结合，并根据所有不同行动者的具体情况实现语境化。还要有一种新的、能够让行动者诚实可信的模式，因此维基解密—维基解密在后来会离开量子力学理论，转而关注新闻伦理—才需要主流媒体参与信息发布，为了实现正义而努力。这种模式下，信息流就不再是某个新闻工作者或某个媒体机构自己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协作的产物。

当时我仍然在上大学，但事态的发展已经使我形成了以上观点，离目标的实现还有一段路要走。我必须要在这里写下来，因为以后一切的歇斯底里、横加指责及犯下的错误—包括我本人犯的错误—会掩盖我一直为之奋斗的基本哲学变革。后来当我成为媒体聚焦点后，我总是无法理解为什么别人不愿意讨论我们事业所蕴含的理念。他们对我们的事业和采用的方法一无所知，只喜欢就我的头发和女友大书特书。各位读者现在也已经清楚，这个现象已经上升到了国际层面，我自己对局面发展成这样也没有起到缓解作用。话说回来，媒体爱关注鸡毛蒜皮的毛病又不是我造成的：我只是卷入其中，试图将媒体转向重要的事情而已。还说将媒体的注意力转向正义或现代历史事件的因果联系等正事呢，即便是所谓的 “好报纸”也只用两三篇正经文章报导正事，然后又开始描述我是多么的怪异。这种生活方式在道德上讲是最不可原谅的：假装对人生有兴趣，假装追求真理，其实对人生的复杂性丝毫不感兴趣。更可恨的是，还根本不相信自己报纸的读者对此感兴趣。哀歌我放到后面再唱。大学生活告诉我，对真理的追求和正义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复杂。曾为黑客的我就这样直接过渡到成立维基解密的世界中去了。

我的一生有几条不断出现的线索，本书也一一提到过。我之前谈过在旺兹沃思阅读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故事中，科斯托格洛托夫与病友讨论大学的价值： “记住，受教育了，不代表你就更聪明了……当然了，你还是应该学习的。好好学习！不过请一定牢记，和智力还不是一码事。”

我从量子力学研究中学到了很多，但是从看似无关紧要的活动中学到的也几乎同样多。我一直喜欢以不寻常的方式锻炼头脑，后来举办墨尔本大学数学和统计学社解谜寻宝大赛时更是得到了很好的发挥。2004年第一次举办解谜寻宝，我们让选手处理一个怪异的情形，假设了澳大利亚选举和当时的首相死亡等条件。 “谁杀了霍华德？”我们的宣传单问道。 “约翰·霍华德在墨尔本大学秘密讲话时瞬间蒸发。如此邪恶行径的背后黑手是谁？出于何种原因？这与边远选区的刨坟掘墓案、温度起伏现象和墨尔本大学私立分校中怪诞的夜晚活动有何关系？”此赛事看似荒谬，其实有它严肃的一面。当时我接受大学报纸采访时表示： “问题的核心在于清醒、深入思考，解决问题。”最终，由统计学家、计算机程序员和一名音乐家组成的团队在帕克维尔校园系统花园中的花园侏儒像下挖出了200澳元的奖品。各位读者不用说我也知道，这也太无趣了，无法与新世纪的享乐主义者、瘾君子、性主义者和摇滚明星相提并论。可是不管报纸怎么描绘我的生活，我还是更喜欢智力上的游戏多一些。

我也将儿子带入了智力挑战的世界。我本想让他远离成人世界的残酷现实，但看到他天性乐观。我想，很多家长都为孩子的所见所闻担忧，但我希望丹尼尔按自己的意愿自然成长。当时，他有一半的时间和妈妈度过，说起话来很讨喜，比我强。养育孩子，谁都有不严肃的开心时刻。如同一阵突如其来的飓风会让船停滞不前，成人生活的压力也能彻底摧毁内心的轻浮，但看到儿子天性乐观，我心里非常高兴。我们会一起探索废弃的建筑，一次圣诞节，我俩还将一堆芭比娃娃和玩具龙摆在一起，引爆自制炸弹和液氮，将它们集体炸掉。

聪明的小孩子学东西很快，他们可以很快展现自己，然后开始与众不同。我们能观察到，孩子的好奇心会引发他凸显自己的个性，因为他一直在寻找环境中不寻常的，甚至同伴没有发现的事物。所以我现在主要谈的是儿童，但其实也在谈我自己：今天的我依然总是在房间内或别人身上寻找意想不到的东西。让·雷诺阿曾说过，所有想象得到的情境中，都会存在完美镜头：可以是透过玻璃杯的光景，也可以是自某人头后拍出来的景象。导演的工作就是去发掘此类镜头。我虽然不是导演，但我的本能就在于此，我也乐于见到他人拥有这种本能。

当时我肯定感觉到，自己已经准备好做一番大事。不是说要亲自扮演主角（我也不想扮演主角），而是在我累积多年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成立一个组织，在公共事务中坚持对正义的追求，并摆脱公共事务领域通常随之产生的自满情绪。请允许夸张一点说，星象契合，该组织的成立条件已然成熟。2002年底在澳大利亚沙漠观测日全食时，我已开始感受到星象的脉动及其蕴含的无限可能。我们是物理学家，物理学的观星传统一直深深吸引着我。我们计算出，日食最佳时间是38秒，其间会走过的轨道长度为7.5公里，最佳地点是这38秒时间内该距离的正中心。

我们一队人驾12辆车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开了三天半才来到了沙漠一处。本次观测计算极其精确，我们应站在一小片地面上，长度不超过半公里。为了数据准确，我耗费了大量精力，最后险些累倒。但这个项目对我当时哲学观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我终于意识到，如果你认为什么事是对的，并精确衡量计算了各种可能性，全心全意投入进去，那么最后你的预测就会开花结果。我全身心投入到该项目中，信赖我们自己的能力和前人科学研究的成果。更进一步说，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请各位听我说下去。维基解密成立的背后不仅是某个人或其他人的人生经历，也是我对人权问题思考愈发清醒的经历。本书要想全面真实地描绘我的一生，必须要谈到这些理念。在前面我向读者提到过，本书扎根于我的个人历史，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未来如何行动的思考。业内人士告诉我，名人回忆录中加了思考也不会起什么作用。那就正好，让我们都同意：这本书算不上是名人回忆录。维基解密闻名全球的事迹的根本起因，在于我们对全球社会该如何保护自由的狂热思考，正是这点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另一个起因，则是将科学式思维在权利问题上的应用。

权利到底是什么？权利是指人有自由执行可执行的行动。因此，权利也意味着要承担同等的责任。我这里不是同意右翼新闻工作者的意见，不是说当小偷没有承担责任时便失去了权利。而是说如果我们承认某人拥有权利时，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有义务去保护那份权利。在我写这行字时，世界各地都有儿童饿死。我可以郑重宣布儿童享有吃饱肚子的自由，但如果眼看着他们受饿我却袖手旁观，我的话就一文不值。然而，有些权利得不到实现，得不到实施。专制压迫的政府打压异见人士，诋毁、囚禁、孤立，无所不用其极，就是为了剥夺他们说话的权利，直到将他们单独关押，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和自己聊天时才会住手。因此，再次回到对正义的追求上来，必须要提到一个看似平庸但最为实质的原则：在一个充满了遮掩、秘密和谎言的世界中，正义赖以生存的基本权利是无法实现的。正是知情权诞生出话语权。将两者放在一起，可以统称为知识沟通交流的权利。

我们应该牢记，哪个权利应该实现，哪个应该忽视，这样的讨论正是政治的范畴所在。直截了当地说吧：我只有一个目标，不是什么新鲜的目标，但是我人生的明确目标，即为营造更加正义的社会做出贡献。我支持的不是全面透明，甚至都不是全面民主，我支持的是正义。我们的贡献在于，在考虑正义和科技的关系时，为必然出现的新原则辩护。我相信，我们对正义有一种天生的渴求，我们对审查有一种天生的反抗。网络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对知识有一种责任，我们对信息有一种义务。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对图书馆钟情有加。在数字时代，我们也许同样会明白，我们最终要承担责任，利用科技反抗那些阻止知识或信息公开传播的人。我们不能全靠报纸，因为事实一次又一次证明，报纸既是审查者，也有倾向性。我们不能信任广播，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广告的价值比新闻的价值对他们更有吸引力。因此，计算机时代的出版本质在于在系统允许下完成任务，同时抵制根深蒂固、自我保护的旧有出版惯例。从我们的工作和与媒体的配合可以看出，我们并不反对传统媒体。我们只是占据了一个优势地位，在现代社会中比传统媒体在出版方面做得更强。我们与传统媒体合作，是因为不希望彼此成为对手：我们希望汇集双方意愿。然而接下来的几章中会写到，在计算机时代中，传统媒体对自己正统性的信念有所动摇，为了保护自尊心使出了各种阴谋诡计。这些都无所谓。然而，请允许我多说一句，文明的发展已经将它们丢在了身后。传统媒体正在死亡。

我在头脑中试图建立起一套针对新闻工作诚信的科学体系，一步步向创立维基解密靠拢。是什么能让我们保持诚信呢？我还是黑客和活动家的时候，就已经建立起资源的无限否定性。现在我开始思考，是否能通过这个渠道帮助世人在公共领域发布消息？一旦产生压力，传统媒体机制自然会逃避以上问题，匆匆缩回老窝，准备好对我发动谴责。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传统制度如何应对民众对他们的新期待。当聪明的年轻人比起相信长辈，更相信社交媒体时，传统制度怎样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的父辈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传统制度的存在，但我们却严重缺乏有关人类制度在现代各地如何运作的详细知识。

现在，这些都行不通了。随着科技将全球各地联系在一起，人际来往、国家之间的来往、观点之间的交流方式同以前有了巨大的转变。事实就是如此。所有传统的藏身之处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下，传统制度可以狂吠，军方可以哭泣，《纽约时报》可以继续摆架子，但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即人民现在提出了原来想都没想过的问题，并要求答案。人民知道去哪里获得答案。人民知道如何彼此沟通，清楚某些公共机构隐藏着秘密。随着创立维基解密的条件日益成熟，我自己也开始相信，旧有的 “安全国家”模式已经穷途末路。这并不是出于感情的判断，而是现代生活的现实。游戏已经结束了。

话说回来，如果我错了呢？如果正义不是最重要的目标，如果我高估了全面实现正义的可能性呢？那么，我们起码可以略微高兴地看到，周复一周，我们都在通向正义的道路上完成某些不大的目标。我们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也不将自己绑在某种历史潮流上：我们是出版者，努力以诚实的态度应对世事变化。创立维基解密还有一个原因：希望能够鼓舞包括新闻工作者、广播工作者、活动家、读者、观众、顾客等在内的世人，让他们期待自己的制度和自己本身能够做得更好。这样一个小小的梦想是我们今后一切工作背后的动力。

然而，新闻业有一点百试不爽：如果你专门指出新闻业烂成一团，很快他们就会指责你自己也在疾病中痛苦挣扎。我后来会高喊 “我控诉”[1]，但就像所有的德雷福斯支持者一样，我很快就会被描绘成一个恐吓小孩、不讲卫生、恶劣对待同事和情人的怪人。但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2006年离开墨尔本大学时，似乎是广阔的夜空和我的过去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在一到两点上可以肯定。只有一到两点。主要是针对我们如何书写历史、书写故事、书写正义。乔治·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中说得好，控制了现在的人能控制过去，控制了过去的人能控制未来。奥威尔讲的是强大的政府利用宣传工具操纵民众，但我愈发意识到，利用科技理解某些数据被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的原因，再以出版者的身份公布这些数据，这样做我们就能够颠覆奥威尔的话，将其转换为凝聚了希望的信息。谁会控制未来？全体人类。数字时代已开始对奥威尔的观点做出了回应。实际上，那条信息就是媒介，而我们都是信使。不管出现什么情况，网络都必然会推动信息逐步公开。我们的角色就是编辑、语境提供者，和信息来源的保护者。这样真会成功吗？怎样才能更加可靠？资金从哪里来？炮火飞来时怎么应对？因为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第一个中枪的一定是信使。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良政话题有一段箴言。他写道： “表层政府的后面有一个隐形政府，不忠于人民，也不为人民负责。摧毁隐形政府，斩断腐朽商界和腐朽政界之间的邪恶纽带，是政治家的首要任务。”鉴于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我心里明白该如何去做。我已经准备好做出行动，实现进步理念。

威权政府深知通过阴谋论来强化自我，而在我看来，可以自然而然推断得出，人民的反抗程度与对阴谋论的了解程度成正比。我说的不是一次性的掩盖丑闻，也不是指头戴锡箔帽的[2]独裁者的胡言乱语。我指的是系统化的阴谋，凡事喜欢暗箱操作的政府的一贯做法。信息能够解放人类。计算机科学作为一种数学形式，可以协助我们揭开政治关系的面纱。阴谋家信赖并依赖于其他阴谋家—我将这种依存关系称为 “庇护网”—当我们不再对社会上的阴谋团体有歇斯底里的反应，当我们能理性应对后，就可以反对他们的行动，而这些行动他们根本无力单独完成，只有联手才能实现。

阴谋会算计什么？会算计下一步阴谋如何进行。当我准备好成立维基解密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变为 “如何能够削弱阴谋的力量？”答案似乎唾手可得：将它的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反对阴谋的力量不是我带头兴起的：我只是看到阴谋自然会产生反力，并将新技术应用在这些反力上。我们的工作是阻碍阴谋势力高效地思考和行动。要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目标，就要让大众看到阴谋的存在。你可能听过算命者对尤利乌斯·恺撒的建议： “安全会为阴谋让路。”这里我们要加上结尾： “人民有了解阴谋、打破阴谋势力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阴谋也要为其让路。”

我这里要提一下科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因特网本身并不能带来自由。因特网只是让发布信息更便宜，并在各地审查的允许下在全球范围内发布信息。因特网不会给你带来额外的自由。如果你想在网络时代获得自由，还是要自己去争取。有些人将2011年埃及的转型称为 “推特革命”，听起来好像穆巴拉克是被一群硅谷的快闪族推翻了一样。这个说法之所以流行，是有理由的，因为它巩固了美国人的观念，认为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从本质上来讲是好的。这也反映出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世界各地的民众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在实质上都体现了美国精神。所以希拉里·克林顿说 “穆巴拉克是个伟人，应该留在台上”的话音未落，又马上变脸说道： “埃及人民成功了，真值得庆贺。是美国一手为他们取得了成功，这也值得祝贺。”2011年2月15日，她声称网络自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而就在那一天，美国政府要求法庭迫使推特交出维基解密三名成员的账户信息，我真不知道希拉里是怎么觍着脸说出那种话的。

反抗专制政权的斗争始于为信息和交流的斗争，也一定会终于为信息和交流的斗争。埃及不是推特革命，法国大革命也不是印刷机和政治宣传单的革命，但两者都是人民利用科技分享观点和信息、在公共场所表达自我的革命。我朋友约翰·皮尔格说得好，美国政府怕的不是维基解密，也不是朱利安·阿桑奇。我知道多少有什么要紧呢？维基解密知道多少有什么要紧呢？根本就没什么要紧的。要紧的，在于你知道多少。整个事件的核心都是你。

回到2006年的墨尔本，我很高兴发现当年的黑客精神仍然活在心中。我们一群人住在格拉顿街117号的房子中，旁边就是一条繁忙的街道，屋内更是由于我们的数学活动和夜猫子习惯乱成一团。出于匆忙，我曾将代数和图表先画在几面光板上，然后转移到了墙上、窗户上、桌子上，一切表面平平的地方都写上了。有时候屋外的交通噪声让人无法集中精神，而且外面就是红绿灯。有一天，我们用老方法侵入了城市交通系统，改成永远绿灯。于是嗡嗡的马达声消失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后又开始了。

此时我开始想起生父。童年时我就没有见过生父的踪影，我印象中的好父亲形象是继父塑造的，我也和他很亲，叫他 “爸爸”。即使把好话坏话都算上，我的生父也很少有人提起。应该是妈妈故意的吧，因为布雷特对我们母子一直很好。生父也没有来看过我们，这在当年的澳大利亚是很正常的：习俗约定，旧家庭不应该定期侵入新家庭的世界，以防可能存在的怨气会污染新家庭的氛围。我的童年基本没有什么压力，我也不经常想起生父。

可是，青春期的男孩子会发生变化。自我意识突然增强，运气好的话智力也会猛然上升。他会突然拥抱这个世界，同时又排斥某些方面。很快我自己也当了爹，通过读书自学成才。那些陀思妥耶夫斯基、库斯勒、卡夫卡的书对我有特殊的意义，我当时应该就意识到，读书的兴趣并不来自于某个神秘的源泉。多年后我才发觉，可能是从父亲处继承而来。那些年里，寻找生父的念头似乎给我添加了不必要的情感负担，但我还是能感觉体内流着他的血液。大学快要上完时，我发现我人格个性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继承自这个可能曾经帮助过我的隐形人。

最开始书信联络，后来通了电话，然后我去悉尼看他。见面的情景有些怪怪的。生父、配偶和儿子三个人来机场接我。我把自行车也带了过来，父亲决定骑车回到位于新镇的家，而我们三个坐车回去。他的配偶有些古怪，是一位电影制片人，很明显深深迷恋着父亲，但某些方面行事和常人又不太一样。父亲曾在35岁左右的时候决定重新接受表演培训。我不知道他那次经历究竟是掀开了新的人生篇章，还是宣告人生一个段落的结束，不管怎样，和他共处一室，心里竟有些酸楚。在他家时也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晚上我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看他的书架上有什么。结果竟让我有些愤怒，因为一个架子接着一个架子上的书都正好是我曾自己买来阅读的书。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从底层开始，一步步经历千辛万苦才培养起我自己的，而如果当年我认识他的话，可能干脆就从他架子上把书拿下来好了。

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也许是因为我对因果关系的研究调查所致，一直在寻找个体和权威之间关系的科学解读。不管是什么理由，当时的感情非常强烈。在某种意义上，这对我有所激发。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之间存在着基因上的纽带，其中包括一种知性，过去因为没有他在身边供我参照学习，我失去了很多东西。那次拜访让我猛然醒悟，自己一个人承受了太多的事情。如果当年我有他在身边，也许就会成长得快一些。这和爱无关，而是指一种融洽的关系。他温文尔雅，让人自然而然产生亲近感，他也很好说话，但有时候显得有些冷淡。我们今天仍然能轻松地交谈，对彼此的思想构造了若指掌。我一生中从来也没有一个导师的角色。回想起来，也许是人生的一个缺陷。我被迫自己指导自己，并乐于辅导他人。这种经历可以说有些古怪。这种情形下，我总是要扮演坚强的人。

我一直清楚自己与众不同，但与生父会面后，这种心态反而有所收敛。可以说，别人在我身边很难放松下来。我生来喜欢争辩，问题多多，却没有时间纠正。父亲是一名瑜伽导师，有一次我跟他去上清晨瑜伽班，练完后全班一起在咖啡馆吃早餐。大家喝着橘汁什么的，高高兴兴地聊天，而我却就母亲保健话题争论了起来。激烈程度显而易见，我却专注于思维问题，不断强调我的意见，而其他人一个接一个悄悄地离开了桌子。我和瑜伽班的人也不熟，最后终于发现桌子旁的人都走光了。大多数人坐下后，会寻求彼此之间的共同之处，而我则寻求不同点。这些人花了25澳元来放松心情，结果却倒霉地碰上了一个非要任性争论的人一起喝橘汁。我的本性如此。放松心情对我来讲并不放松。我也知道自己有什么缺点。

我看到父亲其实也是一样的人。也许，当年没有他的庇护，没有他的书陪伴左右，对我是件好事？当年的我不得不保护自己，寻找自己的位置，无法利用父亲及其观念所形成的强大网络。父亲和母亲在60年代运动顶峰时可能就宣称过：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我表示同意。也许这些年来我对他的躲避构成了我政治的一部分。我希望能找到新的存在于世上的方式，到了2006年，我开始希望世界能够摆脱庇护制度造成的污染，撕破保证共同利益的阴谋网络，正是那些利益让这个世界运转，但最终也会导致世界的爆炸。

[1] 我控诉：法国历史上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为支持德雷福斯发表的一封公开信的标题。

[2] 头戴锡箔帽：意为疯癫或迫害妄想，常用来形容阴谋论者。

8维基解密的诞生

上路了。我曾有机会去很多机构内部观察，要么是去主动拜访，要么是晚上入侵系统，大摇大摆地走进门户网站。不过2006年我早就结束了这种黑客活动，我想要的是对付那些机构和政府组织，勇闯它们赖以生存的阴暗世界。我不是个很有创意的政治思想家，也从不这样宣传自己，但我懂技术，了解政府构架，准备好将政府扔到一盆酸液中溶化，只剩骨架。我有一种觉悟：我们可以沾沾自喜地生活，纠结于房贷、名望、财富、真爱，或者可以观察我们世界的骨架，测试它是否真的代表了真善美。

进入大多数机构后，你会看到它从权力和庇护中汲取养分，并借助营销手法自我保护。对我来讲，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根本事实，但后来的经验表明，大多数组织死活也不会承认这点。不管是肯尼亚政府还是瑞士宝盛，都在为自己谋利，它们建立起一整套狡猾的网络，成员一面从中获得好处，一面反过来支撑起网络，而普通人则被打入底层，处在劣势地位。自少年时代起，我就接触到庇护网络，对它背后的动因了如指掌。任何起来反对它们的个人或组织都会被法庭、情报特工、媒体弄得身败名裂。我已经做好准备。我已经磨炼好技术本领，利用密码学的方法保护信息来源，保护那些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的来源。我们作为活动家身经百战，拥有敢将皇帝拉下马的坚强意志。我们没有办公室，但有手提电脑和护照，在不同国家设立了服务器。我们深知，我们为全球各地举报人提供的平台安全程度史无前例。我们有顽强的勇气，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放马过来。2006年10月4日，我注册了wikileaks.org。我心里明白，自己普普通通的生活，如果真有过的话，从此会彻底改变。

我有一些帮手，也可以说是 “先进典型”，比如纽约建筑师约翰·扬，他于1996年创立了cryptome.org。Cryptome上不完全是泄露的文件，但扬始终致力于公布政府和企业不愿公布的信息。他们被微软攻击过，也和维基解密一样与贝宝有过争吵。Cryptome在信息大战中站在了正义一方，但他们没有一套针对数据提供者的保护机制，而我很清楚保护机制必须存在。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但他不愿意做终极披露者，而这偏偏是我的目标，利用为维基解密完善的复杂否认系统来实现。工作进展迅速，我希望保证资料的保管和存盘万无一失。大部分筹备工作都是我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完成的，一些老一辈密码朋克也出了一份力。我在数学系认识的老朋友丹尼尔·马修斯—他属于传统左派，可以算是一名乔姆斯基主义者—也在当时帮了我不少忙。丹帮我整理维基解密的创始文件，后来还为我们第一份泄露的文件发表分析评论。

我当时的工作是拉人入伙。我计划成立顾问委员会，为未来收集数据开拓资源。在这个阶段，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提高组织的可信度及为未来发展拉关系，没有实际办公地点，也没有起到顾问作用。我联络上了一些让人备受鼓舞的重要人物，比如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就同意加入，并一直没有离我们而去。一位名为本·劳里的英国数学家也加盟维基解密，他父亲彼得·劳里60年代出版过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书《城市街道之下》，讲述了英国地下核掩体和政府机构的情况，也许本在我们的工作中见到了父亲的身影吧。我也想联系一些中国活动家。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西方人，受西方法律的管辖，我不希望让人将维基解密视为一个反西方组织—这并不难，因为维基解密不是反对西方，而是支持信息传播—但是我清楚我们的靶子最终会放到美国身上。创立伊始，似乎显然应该先从非洲国家的腐败现象入手。自成立第一天起，我们的理念就是 “反对混蛋”，听起来有些粗俗，但我们的真诚表露无遗。

启动前，注册域名等等所需资金都是我自己掏腰包的。其他人则是义务工作。自打一开始，我们就预料到今后会遭到法律上的攻击，因此我特别希望能在旧金山注册，因为旧金山的民权运动精神会在我们惹上麻烦时为我们摇旗呐喊。这一步完成后，接着就是给所有知道的人写电邮，等对方答复了。

第一份泄露的文件于2006年12月28日公布，数据源很神秘，因此我们也不能确定其真实性。当时索马里的局势在西方没有得到实际重视，而这短短两份文件就能让人看到当时的情况多么复杂。我们一直关注事态发展，尽可能提供分析、评论和其他泄露信息。即便文件是假的，它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证明秘密文件的披露能够加深我们对复杂政治局势的理解。对于维基解密这样一个刚起步的网站来说，这第一步棋走得很妙。

我们都对西方媒体的道貌岸然麻木了—更不要提东方世界很大一片地区严苛的审查制度—竟然忘记各国人民对自由出版和披露侵权现象如饥似渴。世界各地的人迅速给我们反馈，有些信息不可信，有些内容帮不上什么忙，但大家都开始关注我们的事业。当然了，因为我们是别人口中的 “告密网站”，自从一开始就有某些人乐于告我们的密，一直都是这样。我的回答总是： “好吧。我们应该吃点自己开出的药，尝尝是什么味道。”我们是一群意志坚定的年轻人，十分理想化，努力改变着世界。别人的攻击我们承受得了，但我们最基本的道德立场稳稳的，想不出敌人还能怎样污蔑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并没有准备好迎接对我的人身攻击，也没有想到憎恶我们的人会污蔑整个组织。有些神经错乱的人还以为我们是为中央情报局工作。

面对着种种困难，我们依然勇敢前进。我想拉朋友入伙，但从个人经验来看，友谊只能带来约九个小时的免费劳动。要做的工作多到难以置信。运作理念是多年以来思考而成的，但编程、后勤等工作必须快速高效完成。我从肯尼亚走到坦桑尼亚再走到开罗，一路不停做网站，全部行囊一个帆布背包都装得下。坦白地说，我这个人从来也不是那么物质主义。衣服不多，手边有什么就吃什么。我留不住钱，钱一到手不是花掉就是给人。眼看着我这一代很多天才计算机宅人成为了百万富翁，我感到有些恼火，不是因为我也想发财，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可以向我伸出援手的。话虽如此，在成立维基解密的这几年里，四处飘荡的经历让我缓慢地意识到我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物质需求。我有一袋子袜子和内裤，还有一个大一点的袋子装笔记本电脑和电线就够了。

我来到巴黎和伦敦拉帮手。很多志愿者短期内很踊跃，但后来不是想要钱就是要名望，我也理解他们的想法。在巴黎有一段时间，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两个月，当时恰逢尼古拉·萨科齐为竞选总统四处拉票。时间是2007年春。我身心彻底崩溃，因为我知道维基解密有能力成为一项伟大的事业，但工作太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忙碌，巴黎夜晚的街道传来阵阵欢声笑语，让人很容易忘记网站最终是真的有可能造福世界的。我当时的女友会时不时来我这里。她只负责给我送吃的，我则一直守在计算机前。她会讲俄语，有时我看不懂俄语会帮我一把，总体说来那段时间我是一个人熬过来的。我对工作已经到了着魔的程度，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计算机半步。

有时候我觉得听到了屋外鸟儿的尖叫，自以为肯定是磁岛的热带鸟类。有时候我还在一瞬间幻想糖蚁在桌面、地面上列队爬过。一天一天、一周一周匆匆流逝，天气变得奇热，我还要保证维基解密的提交系统万无一失。当时我手上已经搜集了大量资料，但自建站之日起新信息就不断涌来，我向很多告密者保证日后会公布。因此，我一面按新数据的优先程度分类，一面又对系统修修补补，设计加密电邮系统，比如为肯尼亚人安全互动编写程序。感觉就好像成立了中央情报局分部似的。和任何新生业务一样，维基解密必须要自我有机成长：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加紧迫，因为这不是一家正常的公司，没有正常的筹资模式和业务模式，也不通过打广告和注入风险资本来运营。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一天到晚寻找志愿者，同时经常在网上与事先约好的人开会协商。有意思的是（当时我可没觉得有意思），有一两次只有我自己参加会议。整个流程看起来肯定就像是个精神分裂者在演独角戏：我坐在那里，敲着键盘，同时扮演主席和秘书的角色，一个议题接一个议题往下走，唱票表决。真是疯了。不过当时我认为自己必须要煞有介事地进行下去，坚持到底就是成功。出于这种自我鼓励的精神，有时候我还决定某项特定的工作—比如写一份重要的新闻发布稿—需要着装得体，体现出场合的严肃性。想象一下，我窝在巴黎一间狭小闷热的房间内，胡子拉碴，敲着键盘，身上却穿着得体的西服外套。有够离谱吧。

丹尼尔·马修斯在团队中坚持了很长时间，但因为长期得不到物质和精神上的报酬，最后心力交瘁。当时他已经搬到了斯坦福，一边读博士一边教书。当时那个节点上，我们在圈子里的反响甚至都不是那么正面。做了那么多苦活累活，受欢迎程度竟然一点都没有提高：志愿者们肯定在问自己（今天的志愿者们估计也在问自己），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当时的我回答不上来。我一心扑在建设网站上，希望别人能够在工作中发掘内在的动力。有几次真是出现了大难题。 2007年我们面前的工作堆积如山，压力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我当时去了非洲，拉了些比较重要的关系后回到了巴黎，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不久后就开始发烧，体温骤升。想必各位读者也清楚，我这个人有点爱装作什么都懂的毛病—这个毛病很多情况下其实是优点—所以我自然读过几本医书，对医生的信任度几乎为零。烧得很厉害，但我确信烧几天就会退了，结果大汗淋漓痛苦熬了十天左右还没有退烧。

最后查出染上了疟疾。只要在法国医院待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法国人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未来都会吵着要闹革命。即使只做短暂停留，都能理解为什么福楼拜厌恶资产阶级，为什么60年代激进分子想要一把火烧了索邦大学。就这样病还没看好。负责我的护士欺负人惯了。她想给我胳膊打扑热息痛。我说我身体不疼，没必要。她说医院所有病人都要打，没有例外。我说不行。晚上她又要给我打，我又拒绝了。结果她还要打，我就一把扯开针管，说要是再打我就走。各位读者可能要抗议了，谁会没事和护士打架呢？我也明白。但必须要说清楚，这些护士就是法西斯，我当时烧得头脑也有些不清醒。我房间内的老头给我加油鼓劲，他说那些护士总是任意摆布病人，看我奋起反抗他特喜欢。因为我不打扑热息痛，护士就不照顾我。后来我胃痉挛时，因为我拒绝服用给的药，她们也不找医生来。整个系统就是为了惩罚那些对医护有异议的人士的。

我天生不会照顾自己。这个缺点后来一直给我惹麻烦。但我不想为自己辩护什么：比起让自己活得更舒适，我过去、现在、将来永远都会将精力放在关注世界各地的战争上。不久后，维基解密大显身手、揭露这些战争的机会来了。2007年秋冬季，我们收到了来自美国军方内部的一些文件。11月，我们将这些内容丰富的数据全部公布，披露了美国陆军在伊拉克注册使用的全部军事装备，共有约15万份记录。我对资料做了分析，发现其中包括美军的 “作战序列”，即整个指挥筹备结构，所有军事单位、姓名、物品的信息应有尽有；不是子弹等消耗品，而是波斯地毯、计算机等固定资产。我拿来全部列表，编写程序以做分析：参考军用品网站的价格，我们观察到巨大的军费开支，也发现了哪些单位资金最充足。约一半左右的装备购置是为了应付武装分子的简易爆炸装置，常称为路边炸弹或IED。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所谓的 “巫师”机器上，此类设备技术精密，作用是干扰无线电信号。花在躲避IED上的—包括探测器、干扰器、引爆机器人、额外的装甲等等—总额约为130亿美元，即使考虑通货膨胀因素，花销也超过了曼哈顿计划的总额，我认为世人对此有知情权。

我们的工作就好像是搭起脚手架，将更多有关伊拉克、阿富汗战情闻所未闻、深入细节的故事堆积成塔。一般的新闻记者对好多事情都抱着想当然的态度，没人质问钱花在了哪里，也没人调查指挥结构的运作方式。

新的数据开始如洪水般涌来，由此带来的改变也已经可以看到。我们要敲开世界的外壳，让世界获得新生。我们从一开始就发现困难在哪里，其中最大的也最难解决的就是新闻工作者的冷漠。你为他们打开调查的大门，开启通向正义的道路，这些人却耸耸肩，说没有时间读完这么多材料。太让人灰心了。然而今天的我却发现，这是我们透过媒体看世界的过程中重要的一环。新闻工作者并不仅仅报导新闻：他们的观点臆断和冷漠态度在呈现给大众的画面中也扮演着角色。我们则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是新闻工作者，比他们更出色。

网络时代，因为很多人通过搜索引擎获得知识，我就知道信息会被过滤处理。甚至有些军方人士都开始访问我们的网站，看看车辆需要哪些替换件。一位北约军用品承包商还曾登录聊天室，想替换装甲车轮胎，让别人帮忙出出主意。这真是讽刺中的讽刺啊。不管怎样，媒体始终不闻不问。当时我们的权威性还不强，也没有独家性—独家性是媒体运作的最根本动力。更不方便的是，我们公布的材料内容错综复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成功建立起了一个体系，改变了新闻业的基本规则。比如，面对着英国陆军这样强势的组织，第四权习惯眼巴巴看着身着制服的军官，坐等着通报会召开，新闻工作者自己则对不受监管的权力机构持一种顺从的敬畏态度。我们已经忘记，制服下面是活生生的人，这也正是我们所希望披露的，即权利掩盖下那赤裸裸的真相。

我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目击行动。计算机技术本身就能将世界尽收眼底，世人的道德心也越来越强。我当时写了篇博客，对我们的动力和任务有所描述。我写道：

每当我们目睹不公正的现象却不采取行动时，我们的人格就会在不公正的现象面前变得消极，失去保护自我、保护亲友的能力。现代经济中，人不可能永远与不公正现象隔离……如果人生只有一次，那就让它汲取我们一切的力量，大胆去闯。无论怎样逃避，我都无法躲开痛苦的声音。也许当我老了以后，我可能会在实验室里混混日子，在仲夏夜与学生们轻声交谈，对世上的不公正现象毫不在乎。但现在不可以。年轻气盛的男人，如果拥有信念，就必须为之采取行动。

现实也可以算是一种资产，必须要牢牢抓住。调查性新闻便是将现实从权力手中夺回来的崇高艺术。到了维基解密运作起来，登上报纸时，这一点已经被很多人忘记了，新一代新闻工作者和读者也没有这种意识。我们的任务就是令观察的艺术获得新生。这里不是说大话，我认为我们是第一家人民情报机构。创建伊始的那些激情岁月，说起来也就是四年前，但对我们已是前尘往事，想当年我们意气风发，势要跨越国界、跨越世人和自己的偏见，节节拔高，无限拓展。当时我们仍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但良性新闻服务于良性治理的原则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被淡化过。

非洲的经历为这个时期的工作染上了色彩，不过我想下一章再提。披露伊拉克装备清单的前一天，我们打了个漂亮仗，公开了关塔那摩湾监狱手册。这是一份非常精彩的文件，极富时代性，可以想象得到，数百年后，如果有人想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斗争，会捧着这份手册潜心阅读。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斗争，也有心智上的斗争。手册保密级别很低，很明显当局根本没想到手册会被监狱之外的人看到，这难道不也是秘密文件的一个问题所在吗？秘密文件的编写人通常拥有极端的偏见和入魔般的仇恨，热切渴望将自己的偏见灌输给同僚。关塔那摩手册涵盖了押送囚犯、关押囚犯、处理囚犯时的所有主要事项。文字读起来就好像是从匈奴王阿提拉或穿刺公弗拉德口中说出的话一样：残酷非人、偏执夸大、滔滔不绝，甚至连最无所谓的纳税人读过手册后都会质疑，这份手册和这所荒唐的拘留中心，花着这么多纳税人的钱，究竟在解决什么样的根本缺陷和致命难题。

手册中介绍，如何在记录上造假，不让囚犯被红十字会发现。还提到所有的囚犯押到后第一个月要关在最高警戒的设施内，让犯人软下来接受审问。 “第一期接下来的两个星期，要继续隔离囚犯，培养其对审问官的依赖度。”手册将快速反应部队的攻击性心态暴露无遗，快速反应部队要永久待命，以防 “关押设施出现骚乱”。囚犯被关在如此密不透风的环境中，究竟怎样才能引起危险骚乱不得而知，反正 “快速反应部队士兵要身着防暴装甲，其中包括：凯夫拉面罩、防弹护胫、盾牌及警棍”。文中可以看出，来自最高层的恐惧会引发残暴行为：囚犯不是被当成普通敌人或普通人来对待，而被视为好莱坞式的超级恶棍，只要活在世上一天，就会产生史上最严重的安全隐患。必须像关押魔鬼一样关押这些囚犯，安排警犬巡逻监察。有一个囚犯还被逼将女性内衣戴在头上。心理酷刑十分猖獗。手册中明确表示， “定向障碍”、羞辱囚犯是常规手段。手册中体现出美国当局缺乏安全感，其程度之高让人咋舌；布什治下的美国，为了打垮虚幻的敌人，宁愿将一切宪法对人权的保障抛之脑后。从手册中列出的手法（后来《华盛顿邮报》也报导过），可以瞥见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方式。残忍和仇恨活在人的心中，但当我谈到 “不公正的现象”时，我指的是对政治和社会体系的观察。阿布格莱布的虐囚手法并不是一小撮工薪阶层出身的美国军警发明的，尽管这些人后来被方便地当作了替罪羊。那些手法是整个体系的一部分，道德责任应首先来自最上层。

手册的公布没做什么宣传，也没有什么介绍。手册本身就已经足够了，第一眼就知道它多么具有轰动性。起初的一个星期没有什么反响，随后负责关塔那摩的南方司令部给我们发了一封信，要求撤下手册。这是好消息，因为这就证明了文件的真实性。我们对美军的要求置之不理。然后 《联机》杂志首先报导，随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也开始关注。这正是我一直期待的信息传播途径，首先在博客和小报刊上冒头，再进入主流媒体。火烧起来时，并没有直接烧到我身上。我的身份是调查编辑，当时世人还没有将任何维基解密的言行都扯到我身上的习惯，但现今所有人都染上了这个习惯。当时我知道自己的黑客前科可能会让我们的事业蒙上阴影，因此希望躲在越阴暗的地方越好。然而，演艺界的规则和—必须要提这一点—背信弃义者的诡计迫使我成为邦德式的恶棍，成为必然的假想敌。

随着媒体愈发关注此事，关塔那摩公共事务发言人爱德华·布什三世中校做出了回应，声称监狱早已不像手册中说的那样。手册中讲的是杰弗里·米勒领导下的监狱。因此我们又公布了2004版手册，让世人比较两份的异同。结果发现，第二份手册还要更恶劣。其中写道，监狱会上演一系列摆摆样子的审判秀，此外，当达官显贵来访时，囚犯必须把头扭开。差不多就是这类事情。哦，对了，米勒离开关塔那摩后去哪里了呢？答案是阿布格莱布。

我们希望世人有机会了解我们眼皮底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简直不堪入目。我们提到引渡是如何进行的，还公布了负责将囚犯送到岛上的飞机平面图。囚犯需要佩戴护目镜、头盔和头罩，还要被拴在地板上。为什么美国当局会觉得这些人有超人般的力量呢？这么荒诞的想象力是从哪口深井汲取上来的呢？

维基解密发展势头越来越好。关塔那摩文件的泄露以及随之而来的媒体报导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敏感数据。美国陆军有关费卢杰战役的报告本计划2021年才解密，但2007年12月我们一拿到文件就公之于众。2004年3月31日，为私人保安公司黑水公司工作的四名美国人被伊拉克武装分子绑架、殴打、焚烧，尸体挂在桥上示众。美国军队随后被动回击，这份报告明确指出，美军事先没有做好充分筹备工作，对政治格局理解不够，媒体关系处理不当。随着平民死伤人数不断攀升，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对美国施压，4月9日宣布单方面停火。然而维基解密泄露的文件却显示，战斗并没有停止— “停火这个词用得有些不恰当”—文件同时也披露，整个行动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别的，而是讨媒体欢心。

泄露文件表明，攻击命令由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亲自下达，因为他不喜欢看到费卢杰成为 “抵抗的象征”。该地区居住着大量平民，美军却对此不管不顾。我认识半岛电视台的一名新闻工作者艾哈迈德·曼苏尔，最后一轮攻击时他在市内，和同事一起努力还原战役局势和战斗方法的真相。据我们泄露的文件称， “约150次空袭摧毁了75座建筑，包括两座清真寺”，行动 “在安巴尔省各地捅了马蜂窝”。根据停火协议，美国坚持要求半岛的新闻工作者撤出该市。泄露的文件还说： “半岛声称美军攻击造成多达600名伊拉克平民死亡。遇害儿童的画面在全世界电视屏幕上反复播放。”报导的作者叹道，当时在该地没有随军的西方记者，没有呈现 “军方”的观点。

11月份，美军再次袭击费卢杰，本次战役后来被称为伊拉克战争中最血腥的战役。美军作战中动用白磷，虽然不违法，但存在极大的争议性。毕竟，1991年萨达姆·侯赛因使用白磷镇压国民的做法被视为战争罪，这也是2003年盟军入侵伊拉克的借口之一。阿布格莱布丑闻爆发的时间就在两次费卢杰战役之间，而报导的作者却无视美国在丑闻中的责任，称 “武装分子运气好而已”。

工作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我将费卢杰文件泄露给3000人，等着新闻决堤。没有动静。那是让我们特别迷惑的一次经历。什么反应都没有。媒体之前三年都在报导费卢杰，手中一直也没有过这样一份来自美军内部的文件，结果到手后反而不扑上去。直白一点说，我不但无法理解新闻界同僚的做法，还为他们感到羞耻。这些通讯员如此肤浅，难道不让人吃惊吗？各位也肯定就像我当时一样怀疑，西方主流新闻界是不是充满了—抱歉没有别的词可选了—傻逼。

对长期发展来讲，这也是一起教训。后来公布阿富汗战争日志时，我在这方面也有所考虑。现代新闻界最核心的标尺是什么？销售量、点击率、传播范围和独家性。我也被迫学习利用这些标尺将新闻发布出去。

9否极泰来的世界

在上一章讲述的事件发生前不久，我特意走访非洲，实地考察发展前景。那时维基解密刚刚起步，我觉得有必要周游列国，拓展思维空间。我知道世界社会论坛会于2007年1月在内罗毕召开，墨尔本的一位朋友马特·史密斯愿意赞助一部分旅费，和我一起参加会议。论坛创立的初衷是在世界经济论坛之外提供另一种声音。因会址位于肯尼亚，我深知论坛会吸引众多非政府组织，参与者人脉很广，是首次全面介绍维基解密的理想之地。我当时希望能够招募更多的志愿者，拉更多关系。之前我们已经公开了一些早期数据，但关塔那摩和费卢杰文件等重头戏尚未公布。当时我觉得，选择在非洲开张会为今后发展奠定基调，一开始就明确体现我们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不是西方的组织，关注着世界各地的局势发展。

我与非洲立刻结缘。连空气都是那么的不同，维基解密起步过程太过艰苦，我需要换换环境，感受大千世界的广阔。伊萨克·迪内森在 《走出非洲》  中对我的心情有完美的描述： “晌午时分，大地上空充满活力，如熊熊赤炎。空气闪耀、流动，如流水般放射光芒，映射着世间万物……在高空中，你会感觉呼吸更加轻松，内心更加笃定、明媚。在非洲的高原上，你每天清晨醒后都会想：生活就该是此时此刻的样子。”

办完50澳元的签证，马特和我开车从机场出发，一路观赏在远处闲庭漫步的长颈鹿。听说人类发源于肯尼亚的东非大裂谷，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到肯尼亚就像回家一样：身体回到了期待的状态，日光、湿度、温度都回到了正常的水平。也许正因为这样，人在描述舒适时总会说 “就像在家里一样”吧。伊萨克·迪内森说过这句话，每个人到了肯尼亚后都会说这句话。当地人热情友善。像我这样四海为家的人，能深深感受到肯尼亚慷慨大度的情怀，总体上我很满意来对了地方。当然了，犯罪率和艾滋病传染率也非常高，但如果说在前往基苏木和英联邦运动会体育场的路上我真的感到紧张的话，那也是因为我深信本次来访定会为维基解密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世界社会论坛的与会者大多是左翼人士， “放眼全球，着手本地”的原则一直是他们的基本信念，但我看待事物的角度略有不同。过去人的一生都只在自己的村庄和山峦里度过，山外面的世界只是一个传说，所以拯救 “世界”是可以实现的，凡是个性独立的人都会自然而然选择拯救他居住的 “世界”。但在现代社会中，只要受过一点点教育，看过一点点新闻的人都知道世界是多么的辽阔。这个事实很是让人气馁。很难想象你个人的行动会在真正意义上改变世界。为了与世界有真正意义上的互动，人要么必须限制自己的想象力，人为将世界缩小，要么就全身心投入到所感知的世界中去，不要因信息量过大等问题退缩。我愈发觉得，第二个选择才是唯一能实现真正变革的道路，某种意义上，来到非洲就是为了实地测试这个观点，看一看维基解密是否能够成为一个 “放眼全球、着手全球”的组织。

内罗毕在某些方面还是挺混乱的。我们住在三个帐篷里，为了防蚊子，其中一个建在另一个里面（根本没用）。很快就帮大会组织论坛内容的记录、翻译、归档工作。有一段时间我还住进了主席在体育场的套房，据称是会议筹备中心，协调事宜很方便。屋内摆着一张大桌子，乔治王时代风格的廉价家具随处可见，被日光晒褪色的墙上挂着前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的画像，俯视着屋内忙忙碌碌的景象。女警卫手握木质警棍沿走廊排开。有一天，走廊里传来一阵骚动声，突然一群肯尼亚共产党员沿走廊冲了进来，将警卫和所有其他人按在墙上，闯进了这间临时办公室。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大群手拿笔记本和摄像机的记者。一位体形庞大的黑人妇女扑到桌子上站了起来，先用斯瓦西里语后用英语呐喊，要求降低世界社会论坛的入场费，允许更多来自卡比拉贫民窟的居民参会。站在桌子上大声喊完这场 “新闻发布会”后，她就立刻消失，身后的一大群人也随之离开。我心想： “太好了！这种国家我喜欢，可以一起办事。”

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暴政24年后，终于在2002年肯尼亚选举中被选下了台。他的继任者是彩虹同盟的姆瓦伊·基巴基，竞选纲领的主要议题是反腐败，但我们见到肯尼亚那段时间，局势并不看好。尽管新政权背后有宪政改革运动的支持和推动，但我们发现新政府并不比莫伊政权强到哪里去，还引发了新一轮的社会不公与压迫。其实基巴基自己就不是选民期待的清道夫：他是旧政权余孽，压制言论自由的手段令人惊恐。会议举办的六个月前，肯尼亚报纸 《旗帜报》的办公室被警察突袭，编辑团队被关了半天时间。《旗帜报》不但用安全摄像头录下了警察的暴力行为，还写了份很全面的报导，让我们非常激动。突袭事件虽然过去了，恐吓的氛围仍然存在，很明显肯尼亚的媒体处在威胁之下，见此情形，我们便思考能有什么方法伸出援手。

基巴基政权雇了一家名为克罗尔的专门分析会计和安全系统、调查业务和资产情况的私家侦探公司，调查前总统莫伊盗用公款的去向。看情况，基巴基自己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并很明显希望以此信息勒索莫伊，强迫他乖乖接受现实。（莫伊当时仍然拥有不小的影响力。）报导披露，莫伊父子几人和同伙通过一系列公司和银行将多达10亿英镑的财产转移至国外。报导内容极具轰动性，点名批评苏黎世和伦敦的一些银行，并详细介绍了莫伊在美国和肯尼亚的资产和商业利益。克罗尔的人工作起来真是不遗余力。下文提到莫伊的一名同伙就被指控为日内瓦最大的洗钱者之一：

卡特里设计了一套精密的系统。他不会直接将赃款汇到海外银行，而是利用莫伊家族、比沃特、库雷等人合有的肯尼亚全国银行等肯尼亚的本地银行，将大笔钱财通过该行的海外外汇账户即往账汇出，然后数月/年之后，再继续转移，分到瑞士联合私立银行等几个银行中……2001年，瑞士就卡特里在肯尼亚的活动展开调查，自那以后他就转入地下。根据情报，他目前住在蒙特卡洛。五年前曾帮助杰弗里·泰斯莱在瑞士联合私立银行开户，因此就通过他与哈利伯顿在尼日利亚的丑闻扯上了关系。泰斯莱是来自伦敦北部的一名不择手段的律师，当时正收取与哈利伯顿行贿有关联的佣金，最新证据显示，他的佣金一直收到了今天仍未停止。

连巴克莱和汇丰等国际大机构都被点名，虽然报导没提这些银行本身从事了任何违法勾当，但从报导中可以看出，国际金融体系没有一个角落能逃脱赃款脏钱的污染。仔细分析报告还能清楚看到，赃款如何在其他国家绕来绕去，每走一步就披上新的外皮，最后通常（但不总是）进入国际避税港。维基解密的创立目标，就是为了揭露此类腐败现象。披露避税港的罪行在未来也变成了我们的一项爱好。

我拿到了这份文件，后来离开非洲后，它成为我们新一出重头戏。我们将文件泄露给 《卫报》的赞·赖斯， 2007年8月31日，《卫报》 头版刊文，题为《洗劫肯尼亚》。报导内容翔实，但英国其他报纸对此没有什么报导。消息在肯尼亚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肯尼亚媒体在《卫报》的基础上进行报导，但行文更加小心谨慎。基巴基政权高调否认，但我们很满足，因为真相不但大白于天下，也将造成重大的长期影响。很明显，曾经受到莫伊支持（也许是因为基巴基利用委托撰写的报告内容敲诈莫伊）的基巴基陷入了被动的局面，正义得以伸张。一位前英国驻肯尼亚的高级专员对此看得很准，他说，报导内容 “不仅将莫伊家族，也将肯尼亚大部分统治阶层炸出了水面”。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本次泄密充分证明，当受压迫的媒体机构迫切关注、但自己又不能报导的某个重大事件被证实，被首先披露在国际媒体上时，这些受压迫的媒体就会得到解放。其他渠道都封死后，维基解密就是最后的披露者，同时也是一个外力不可阻挡的平台：我们的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也为未来制定了工作模式。

我们在肯尼亚还有其他工作要做，终于在2008年11月公布了一份文件，披露肯尼亚警方在对抗犯罪组织群众帮的过程中，完全无视证据处理、诉讼程序、司法方面的基本原则，私下杀害数百人。这些信息全部发表在一篇名为 《鲜血的哭泣》 的报告中。报告以让人痛心万分的语言描绘了一些失踪者（ “26岁的技师”、 “卡农加的农工”、 “伊斯特利的出租车司机”、 “巴巴多戈的小贩”）的惨剧，并附录一些遇难者和弃尸地点的照片。警方有时候以夺命相要挟，向被逮捕人的家庭勒索大笔钱财。

报导有一次引起轰动，两名曾帮助过我们的人权活动家奥斯卡·昆加拉和保罗·乌鲁后来遭到警方跟踪，在内罗毕市中心的大街上被枪杀。我们将此消息摆在维基解密首页，并特意说明，当前的证据显示，无法无天的警察队伍有杀害至少349人的嫌疑。评论还指出，肯尼亚当前的局势可与当年皮诺切特在智利的暴行相提并论。这一切并不是发生在刚果或邻国苏丹，而是发生在一个经济繁荣发展、与西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肯尼亚。

我们锲而不舍，坚持披露非洲报纸不敢发表的消息，最终，来自澳大利亚的联合国法外杀戮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走访肯尼亚，花了一周时间记录局势发展，搜集证据。事件已全然暴露于天下，直到今天也没有被忘记。我们在呵护维基解密成长的同时，从未放弃过在肯尼亚的斗争。肯尼亚的工作是一件巨大的测试个案。我们倾尽所有，终于为世界带来了转变。我们希望将目光放远，再接再厉，但话说回来，当我们因肯尼亚的报导荣获大赦国际报导奖时，看到努力没有白费，心里也是很欣慰的。

然而，能让人喘气的机会永远少得可怜。自维基解密成立那一天起，我们不但遭受着右派的炮火，连左派都向我们发动攻击。按理说，我们的事业应该有天生志同道合的盟友，但因为处理的材料太过敏感，因为新闻工作者在猜忌的文化中面对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横加指责。这其实都没有太大问题，而且受到反对也是正常的，但那些本以为是朋友的人也与你产生矛盾，真让人恼火。肯尼亚工作期间，我们读了一本意义重大的书，是米夏埃拉·荣写的《该我们吃了》。书中详细刻画了肯尼亚的腐败现象，结果被禁，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没人愿意发行，没有书店愿意进货。因此，为了揭露禁书的罪恶，保证肯尼亚人能够绕过政府读到书，我们与审查当局斗智斗勇，在网站上发表了该书的PDF排版文件。然而，我们斗不过、也万万没料到的，是作者的版权意识。米夏埃拉·荣勃然大怒。她觉得我们不仅剥夺了她的版税，在某种意义上还夺走了本该归她的荣誉。

当时我特意指出，这样一本精彩的书也许一开始是她的孩子，但现在已经摆在世界面前，吸引了肯尼亚人民的注意力和想象力，早已超出了她个人的范畴。最终，我理解了她的观点，即我们公开内容的行为会影响书在西方的销售，因此我将她介绍给了一位为我们的肯尼亚工作帮了大忙的朋友马提导师，也许他可以购买版权，在肯尼亚国内发行纸版和电子版。但作者仍然感觉受到了侮辱，直到今天气还没消。我们是想在肯尼亚向当局制造威慑，促进改革，结果这些聪明人反而指责我们侵犯版权法、不尊重民主。整件事让我十分迷惑，不过这也算是早期又一起教训吧，让我们对政治事业的复杂性深有体会。各人追求的重点不同，这是肯定的，要是想当然认为批评当局的人不会内讧，就错了。左派人士其实一直都是这么狭隘，我错误地以为我们的事业能够超越个人恩怨。每个人的痛点都是不一样的，很难预测：一件事情上，一个人慷慨大方，另一个人也许就会小肚鸡肠，并且很明显，当时我们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就是特立独行，四处得罪人。我们当年的确可以更加细致一些，但当时我认为局势紧迫，顾不上社交礼仪和职业礼仪，错误地认为荣女士看到自己的书被人欣赏会很开心。也许我是被狂热冲昏了头脑，可是当事关重大、情况紧急时，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被迫学会如何处理抵触情绪。史蒂文·阿夫特古德是另一位我们曾仰慕的 “透明度”活动家，担任美国科学家联盟政府机密项目主席一职；我曾希望将他拉进顾问委员会，但后来他也调转枪头，对准了我们。涉及政府腐败问题时，我们本以为能够在暗中默默为人民提供支持。然而我们经常发现，那些本应给我们引导、支持、鼓励或仅仅是宽容的人反而出现在原告席上。阿夫特古德抨击我们的选材决策，认为有些目标不值得或不配耗费大量精力去关注（比如山达基教，再比如美军制导炸弹操作手册），还有些工作纯粹是 “不负责任”。

阿夫特古德所理解的 “负责任”并不是我的目标。我们不是政党，也不是政府；我们的活动领域既不受限于具体国家，也不受限于商业界，我们不会为了照顾某类数据而忽视另一类信息。与大多数媒体机构不同，我们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我们愿意照亮任何昏暗的角落。阿夫特古德提到了责任，但他用错词了：他真正想说的、自己却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应该不加思考地认为，因为某些强势的利益相关方不喜欢，有些秘密就应该永远是秘密。他对现代政府的自私本性看得很透，怎么会以为我们会不加思考就接受这件事情呢。他也不应该这样做。事实是，我们的组织采取了一个新的强硬立场。当时他指责我们侵犯他人隐私，而在我的字典中这并不是什么大错，尤其是当被我们侵犯隐私的人可能犯下滔天大罪还试图掩盖时就更是如此。阿夫特古德和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但他不愿意跟人打硬仗。他太懦弱了。此外，他可能也像其他很多人一样，看到他喜欢的 “轻拿轻放”方式在我们毫不留情的工作手段面前黯然失色，可能心里感到很不爽吧。

在新冒出的批评人士眼中，我们原始野蛮。但在我眼中，我们还不够原始野蛮。当人看到自己做的事情前人已经做过、现在仍然在做时，会觉得很放心，并情不自禁地要追求这种踏实的感觉。这种冲动一定要克制住。这样做是不可能创新的。我们肯定会犯错误，但如果我们克服了躲避危险的冲动，即使是错误也是无心之过。在我看来，很多自由派人士不仅爱躲避，还几乎可以算是与敌人共谋。他们希望变革能够在和睦友好的状态下发生。根本不可能。他们渴望正义，但不想让任何人痛苦难堪。根本不可能。最重要的是，他们愿意相信 “公开政府”运动的敌人。但我不愿意。这不是办事手法上的差别，而是观念上的沟壑。一边披露人家的秘密，一边又不想让人家吃不下饭，这怎么能行。

我在非洲旅行时，也去了开罗。在肯尼亚认识的一位美国人请我们住到她那儿去。她住在前埃及小姐原来住过的房子里，房子很宏伟，墙上挂着几张埃及小姐的画像，住在这里很有意思，仿佛脱离了现实。而现实中，房子隔壁就是美国使馆，房子前门旁边永远停着一车士兵守卫使馆。我觉得要是继续保持低调，还是搬到其他地方去会好一些。因此我和一位在肯尼亚结识的韩国女子搬到了尼罗河畔的一间公寓。公寓楼又高又大，我们几乎靠顶，有时候开罗的烟雾不那么重时，还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大金字塔群。

埃及社会表面之下的紧张程度显而易见。街上总有好多警察，民众虽然忍耐着，但对峙情绪很浓，尤其是在市中心和政府建筑周围。不过最近我们目睹的剧烈变革距那时已经有四年了，和很多人一样，我之前真的没有预料到埃及革命的到来。我想，开罗对我的影响更多是感情上的。身在这个熙熙攘攘、变化迅猛的发展中国家大都会里，我更坚定了一直以来的信念：为了拥有真正的影响力，维基解密必须做一个胸怀全球的机构。

很快我就爱上了开罗。车水马龙的街道，喧嚣的咖啡馆，夜晚的水烟，这些都让人流连忘返。附近一所公寓楼顶有一家人开辟了一块微型都市农场。每天清晨那家的女儿都会给羊群喂食喂水，儿子则打开笼子放飞鸽子，让其在市内觅食。鸽子训练有素，会追着一面巨大的格子旗飞翔，我很喜欢看他像汽车大奖赛的发令员一样面向天空挥舞旗帜，从清真寺到城堡响起唤礼声，笼罩城市的薄薄烟雾在日光的照射下宛如一片巨大的炉火。

截至2007年圣诞，我们已经打了几场胜仗，用法语说就是 “丑闻的成就”（succès de scandale）。费卢杰和关塔那摩文件的泄露信息量庞大，吸引的目光却不成比例，可以说微乎其微，此外我们还继续泄露有关肯尼亚的资料。我去柏林参加了第24届混沌通信大会，有机会见到了一些之前一直在网上聊天和接触的人。其中有一位对我们的工作特别激动的粉丝，名为丹尼尔·多姆沙伊特—伯格，是计算机系统公司员工，很快就为我们的一些工作帮了不少忙。当时别人叫他丹尼尔·施密特，他从一开始有些怪怪的。他不会编程，但对于一个成长中的组织来说，他是一名尽职尽责的成员。谁也没有料到后来他的野心会多么膨胀，行事会多么鲁莽。但当时组织迫切需要帮手，只要是志愿者我们一概接收。

2007年底柏林那次会议的主办方是混沌电脑俱乐部，该俱乐部既因为好事迹名扬天下，也因为做坏事臭名昭著。它是一个黑客组织，成立于1981年，旨在推动技术进步、开放、信息自由、技术向公众免费开放等事业的发展。它很快就走出柏林，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跨国组织，严密关注信息技术在当代社会的应用和滥用情况。它们曾抗议法国核试验，反对在护照中使用生物体征数据，但组织内以卡尔·科赫为首的其他成员因网络间谍活动于1980年代末被抓捕，罪名包括盗取美国企业和政府计算机上的资料并转手交给克格勃。

我们可不是同一路人。我们很欣赏该组织的天才智能，也支持其在关注信息使用方面做出的广泛努力，但维基解密这个组织绝不会偏爱某些意识形态和某些国家。我们欢迎各色人等加盟；无论在哪项工作中，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的敌人都是与真相为敌的人。涉及到安全部门和政府的工作时，我们不会盲目顺从，不相信他们的工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后来在是否应该修改泄露文件的问题上，这条原则树敌无数）。我们只是认为，应该由历史来评判哪些内容符合 “公共利益”。我们挑选材料时会非常谨慎，但我们不应该像大多数媒体机构一样，代表政府和商业利益，扮演审查者的角色。我们会披露那些我们认为根本就不应该掩盖的信息，接下来的步骤就交给其他人了。几乎每一项工作最后都会摸到老虎屁股，触动它的私利。

提到老虎的咆哮，举一个瑞士宝盛银行的例子。由于我们在2008年1月披露了关于宝盛的重要信息，该行（就在银行业危机时期）被指渎职。宝盛是瑞士最大的银行，在开曼群岛有信托基金。我们收到的证据表明，宝盛利用信托机构来隐藏资产，并追求税负最小化，很有可能逃税，我们披露银行的行径及其恶劣程度，应该完全符合公共利益。刚刚披露不久，我们就收到了一封律师函，信中都不提他的客户是谁，不过当事人很有可能是宝盛。该律师行名为拉德利与桑格，是一家好莱坞的事务所，担任席琳·迪翁和阿诺德·施瓦辛格这类人的代理，擅长阻止信息公开。他们来势凶猛，上来就以气势压人。对方抛出了一系列威胁，还大谈特谈开曼群岛和瑞士的银行法与保密法，完全是一派胡言；可是我们自己的律师建议，这些人有权有势，靠山很硬，财大气粗，我们惹不起，而且对方会不择手段，另外整件事扯不清道不明，很不可靠。我的意见是，应该公布，斗争到底：我已经立下多项原则，坚决反对审查行为，决不退缩。我们曾信誓旦旦地宣布，如果线人给的是重要的数据，就一定会公布，而且我们不被任何人审查：这是我们的技术要求的，也是我们的良心要求的。不能说： “我们不被任何人审查，但出个财主把我们吓怕了就不行了。”从战术角度来看，我深知这一开场之战会打得极其艰苦（甚至可能身败名裂），但我们既然立下了原则，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和以往的工作一样，本次重大行动每走一步我们都学到了经验教训。我们被一整张庇护网络毫不留情地打压，一面是宝盛，另一面是美国律师，前者护着金银财宝，后者赚得盆满钵满，面对着如此脆弱而又胆大包天的我们，下狠心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方立刻在旧金山将我们告上法庭，结果法官废除了域名WikiLeaks.org，要求交出注册人和注册地址。域名商迪那多特乖乖地关闭了网站。这下对方就陷入了圈套：当年我们之所以选择在旧金山注册，就是因为这里是密码朋克的文化中心，加州人对个性化精神和言论自由有着出于本能的支持。对方本可以在瑞士或伦敦告我们，但在旧金山这么一闹，立刻引来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新闻自由委员会和众多组织的怒吼。再次回到法庭时，我们背后有22家组织和一个营的律师并肩战斗，《纽约时报》也正面报导我们的事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公布了我们的域号（因为域名被禁）帮助观众访问网站（ “登录域号，保卫言论自由”）。其实我们早已准备好了其他访问网站的途径，比如通过隐藏的链接、镜像点等等，就是为了某一天能派上用场。各位读者一定记得，当初创立网站时，就知道总有一天会与某些群体打交道。

我们将宝盛打了个落花流水。这场战役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不仅仅是我们的胜利，也是 “第一修正案” [1]各阶层支持者的胜利。本案前，宝盛正准备进入美国，案件结果出来后，计划被搁置了。这场胜利意义重大，因为本案充分证明，维基解密不惧怕任何人，任凭它财大气粗，任凭它雇来专门打压对手的律师，我们也不会被立刻打垮。当时正值次贷危机，英国抵押贷款银行北岩银行已经宣告破产。一家私人银行此时还对一个非营利举报团队穷追猛打，时机选得太差了。

此案真正的不幸，在于丹尼尔·马修斯因此与维基解密分道扬镳。丹的名字出现在很多报导之中，而宝盛告人告红了眼。一天下午，丹正坐在斯坦福的办公室里批改学生作业，突然有人抱着一大叠纸张走了进来，砰的一声摔在了桌上。后来丹和我说，他第一个反应是没见过这么多需要批改的作业，结果发现是法庭传票。他被吓到了，后来决定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现在他是另一所美国大学的客座副教授，与我们并无瓜葛，但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我会永远重视他给予的支持，永远珍惜我们的友谊。

宝盛材料的提供人鲁道夫·埃尔默希望抛头露面，被罚7500欧元。他又说想召开新闻发布会，让世人目睹他交给我两张写满宝盛银行材料的CD。发布会成功举办，看样子他又会惹上更多麻烦，但谁又知道CD上是什么内容？一个人将两张空白CD交给另一个人，除非能证明里面有内容，否则没有办法起诉。 “否认”不仅仅是一个词，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套程序。我们之前也面临过严重的威胁，其中就包括山达基教的，但对于这些欺负人的恶霸，我们总是努力披露对方更多的信息作为回报。

律师的做法通常和小偷没什么两样，越出色的律师就越是如此。但如果想用法律行动来肢解维基解密，可不会有什么效果。我们的组织结构宛若九头蛇：砍下一个头，又会在其他地方长出一个。这只能说明民众对真相的渴求永远无法镇压，也说明我喜欢四处挑事。有一些官司在我看来特别险恶，打着让人不舒服，赢了也让人不舒服（当然，输了更没有人会舒服），不过大多数试图通过法律途径强行制止维基解密的人就好比现代版的克努特大帝。他曾命令海浪后退，但海浪可不听，一下子把他的脚淹没在水中。

话虽如此，偶尔也会看到法律行动将很多正义之士吓破了胆。2008年下半年，我们发现，《卫报》和 《观察家报》 一共有八篇关于伊拉克裔英国籍亿万富翁纳达米·奥奇的文章被从网站上拿下。奥奇旗下的法国巴黎银行是萨达姆·侯赛因当政时期 “石油换食品”项目唯一授权资金转账的金融机构，接收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2004年五角大楼总监察长关于移动通讯执照的报告中，奥奇也是主要对象。2003年，他曾被从英国引渡至法国，被判在科威特政府资产出售过程中收取数百万美元的回扣。《新政治家》的记者马丁·布赖特在2008年指出，《卫报》/《观察家报》迫于奥奇施加的法律压力而退缩了： “（他们）被迫撤下六篇有关伊拉克商人纳达米·奥奇的文章。奥奇2003年曾在法国被判欺诈罪。他近期被指与伊利诺伊州筹款人托尼·雷兹科有来往，雷兹科目前正在美国接受审判，曾是巴拉克·奥巴马早期支持者。奥奇对报导他与雷兹科关系的报刊猛烈反扑。在英国，《泰晤士报》一直锲而不舍地报导这起事件。”博客刚发表时，布赖特还能挨个写出在奥奇的法律攻击下被《卫报》/《观察家报》从在线文库中拿下的那六篇文章的标题。不久，堪比卡夫卡小说情节的怪异事情发生了，布赖特的 《新政治家》 博客也遭到了奥奇法律团队的毒手，他被迫删掉那些被拿下文章的标题，重新修改了自己的博文。诸如此类的事件表明，记者面临着多么错综复杂的威胁。当维基解密全面报导此事后，《新政治家》也想链接至我们的文章，结果又收到了卡特鲁克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函。

到2008年年底，我们快要被世界各地传来的泄密文件淹没了。每一天都有新材料提交过来，其中很多都需要我们做进一步地研究和评论，然后才能公布。如果我们是一家报社或广播公司的话，就会有全世界最忙碌的调查团队，不断飞速发表一条又一条独家新闻。可是维基解密并不将自己视为材料的所有者，也不视为商业引擎，但必须承认，商业动机往往是衡量信息是否有价值的唯一标尺。我们不想赚钱，可是又想与媒体机构打交道，因为它们能够将我们的材料散发给大量新闻工作者和发布网络，而且它们清楚如何在限期交稿、独家新闻等商业框架下完成工作。那段时间内，我们一方面要努力学习做以上事情，一方面又要保证网站不迷失初衷。

各种各样的新闻都开始冒了出来：2008年下半年我们公布了英国民族党的党员名单。该党是一个新法西斯组织，主张英国只为白人拥有，而党员竟然包括了警官、服役军人和公务员；他们在道德和职业上有义务服务于全体英国人民，平等对待，不分种族。12月，我们又公布了南非竞争委员会编纂的私家报告，指出南非大银行中存在卡特尔行为。最重要的部分被编辑过了，可能是商业性敏感数据，但我们选择了全文发布。以下就是一个典型的 “商业性敏感”句子： “可以明显看出，南非联合银行没有通过降价的方式将单位成本节约的成果转移至顾客身上，而是选择了将大多数节约的成本作为利润入账。”两个月后，我们公布了6700份私下写给美国众议院议员的报告，详细阐明议员们的关注重点和信息来源。这些报告原本也没有分级，但只供议员参考。当符合他们自身政治目的时，就会选择性发布，而当信息让他们难堪、对政府有害但对公众重要时，就不发布。通过公布这些报告，我们希望给美国选民一个机会，用报告中的内容来衡量议员的行为。我们发布报告是出于服务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政治考虑。我们公布了萨拉·佩林的私人电邮，为的是指出她通过私人邮箱从事政治活动，很可能是因为如果使用私人邮箱，就不用遵守政府邮箱必须保存信件的法规。那段时间，我们在世界各地参加有关新闻业和言论自由的会议，传播理念，招募新兵。

我变成了全职蹭睡族。我没车没房，不常见家人。兜里没钱，脚下只有一双鞋。这种生活也说得过去，当时都不是问题。我有几本书，一个剃须刀，还有几台笔记本电脑。理发是朋友操刀，经常在我工作时进行。此外，每当出现设备和成本问题时，谢天谢地总有人愿意把钱花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维基解密自诞生之日起就存不下钱，也许必须这样：它是为了原则而非金钱而活，并且坦率地讲，这项工作很让人着魔，自打我们看清民众多么渴望大量的披露机密起，我们就将全身心投入其中。

当时我觉得，自2009年起，我们的工作可能会进入高潮迭起的数年。工作越来越顺手，全世界已经坐了起来，聆听我们发出的声音。我们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不断招惹更大、更可怕的大型机构，那时，我开始意识到应该将工作搬到一个避风港里去做。世界这么大，肯定会有一个地方希望成为言论自由之岛，在大千世界中打造一片没有审查的小天地。有一段时间，最终看似应在非洲找一块地方建立基地，但非洲形势太复杂，而且从实际的角度考虑，天气太热，服务器维护有困难。瑞典、冰岛、爱尔兰或者什么新的容纳真相的世外桃源呢？我不能永远只背着个帆布包活下去—也许我真的可以、真的应该这样活下去，因为组织构架必须建立在一无所有之上才能运转。同理，在这个巨变时期的开端，我已经开始慢慢变成自己的幽灵，勉强控制着自己的虚构形象，而全世界则忙着打造一个关于我的不真实幻象。

[1]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

10冰  岛

新闻业的历史就是泄密的历史。只有在虚构作品中，作者才会以某种方式目睹一切事态的发生。在新闻里，目击者通常都不在场，新闻报导会使用目击者的讲述作为描述的一部分，以了解真相。很多情况下，好的新闻报导会使用 “缺席证人”（absent witness），不管他是否愿意公开身份，都会泄露出他所知道的。世人有时会忘记，新闻报导每天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泄密来获得信息。 “据《华盛顿邮报》获得的文件显示。” “据一位未透露姓名的高管于昨日称。” “圈内人士表示。” “《每日电讯报》得到的信息表明。”真相有时候并不是专门找上门来的，而经常是不经意获知、私下里传来或匿名线人提供的，历来如此。我们搜集自己的所见所闻，同时也搜集我们视野之外其他人的所见所闻。

在一位值得信赖的同事、荷兰首批ISP创始人和阿姆斯特丹某长期举办的黑客大会组织者罗普·洪赫莱普的陪同下，我应邀参加了2009年10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 “匣中黑客”大会。很多与会者的政治觉悟很高，积极参加各地的改革运动。国民阵线党魁马哈蒂尔治下的政府遭受在野党猛烈抨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响。反对派的先锋是人民公正党的安瓦尔·易卜拉欣。易卜拉欣曾作为财政部长带领马来西亚走出金融危机，1998年被《新闻周刊》评为 “年度亚洲人物”。然而到我们抵达吉隆坡时，他的境遇早已发生了巨大转变。公开批评总理后，他因为 “腐败罪”服刑六年，还不断遭受性指控的污蔑。出狱后，他做了世界银行的顾问，并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其他一些学府担任教授，后来回到马来西亚，2008年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议会选举。

我在匣中黑客大会上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媒体未授权披露行为的历史。我说，这在我看来才是新闻业的脊梁骨。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批评人士说维基解密不符合新闻业的利益，不管怎么指责，我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明显是非常传统的新闻工作。我们的目标是将权力妄图藏在黑暗中的事物暴露在阳光之下。这是《泰晤士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报导原则，也是《华盛顿邮报》在水门事件时的座右铭。正因为这一点，我之前一直坚称维基解密应该与传统媒体结盟，不应该替代或回避传统媒体。在马来西亚这次会议上，我指出，在未来，主要新闻机构的网站上可以设置一个 “维基解密按钮”，为想举报的人提供方便。我们会负责保护信息来源，处理法律事务，这都是我们的专长，新闻机构则围绕着泄密文件编写报导和评论。这一直是我们的核心理念，尽管组织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被世人的过激反应分散了很多精力，但我们总能回到原始的初衷，尽管其他凭借我们泄露文件成长起来的组织声称这个理念从前没有人提过。现在OpenLeaks.org利用该理念攻击维基解密的构架，这种无聊幼稚的把戏对谁也没好处。我要郑重声明，与媒体合作的理念是我在2009年于马来西亚提出的。

这些亚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存在很有意思。欧洲和澳大利亚的黑客主要是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子弟，而亚洲的黑客通常是社会精英阶层出身。马来西亚的改革团体致力于社会进步，希望提高国内语言和族群多元性，打破马来西亚政治中僵化的种族划分。就在大会召开之前，又出现了新的局势：对旧政权的支持持续降低。2008年选举中，他们没有赢得三分之二的议席，无权修改宪法，这种事情自1969年以来为首次发生。普遍认为，2009年陆续进行的补选会成为该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风向标，我们访问马来西亚那段时间，就在位于吉隆坡南部90公里处的峇眼槟榔州有一场补选。大会之后，我们代表维基解密在不同场合巡回演讲，会晤各地官员。主要由华裔马来西亚人构成的民主行动党内，为数不多的印度裔议员中的一位请我们去参观一座从前的橡胶种植园，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三代印度工人，出生、上学、工作都是在同一片土地上。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执政党代表分发的传单，还有为买票贿选送给他们的钱。这自然说明政治体系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也说明执政党根本不愿意改善他们的生活，但面前这些人既不抑郁，也不信命，更没有沮丧萎靡。

我与安瓦尔·易卜拉欣见了面。很快罗普和我就被卷入了马来西亚政治格局。当时的形势瞬息万变，令人应接不暇，可以说预示了其后两年内开罗、突尼斯和利比亚局势的变化走向，具体情况后面再谈。易卜拉欣似乎对事态的脉搏把得很准，但需要支持、信息和公关技能。维基解密之前曾协助公布过一份非常敏感的文件，内容是2006年吉隆坡一起爆炸案中遇害的一位蒙古女性，名为沙丽布·阿旦都雅。文件针对她的遇害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指控。

文件形式是在线新闻网站 “今日大马”的编辑拉惹·柏特拉签署的一份法定声明。

拉惹·柏特拉之前一直受到当局的威胁（还躲避过两次逮捕），网站被迫转移至新加坡和美国。与此同时，沙丽布被杀一案变得极富煽动性，在马来西亚基本上已经没人敢提了。只要有人敢在政治集会上提，当局就会立刻派遣防暴警察。对那些声称一纸文书无法起什么大作用的人，我总是拿这个例子来反驳。

我和易卜拉欣说，泄密是一个很强大的武器。政府的反应揭示出它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弱点：它们很惧怕改革，但又不知道如何抵制改革。改革运动在媒体宣传中一直处于被动，我们的建议是转守为攻。它们必须抢在官媒的前头（政府的声音更大，但胆子更小），同时我们还要不断给它们泄密材料。顺便说一下，易卜拉欣显然代表了世俗派的强大改革呼声。他的政党的靠山是美国，因此那些声称维基解密逢美必反的人可以闭嘴了。与后来中东人民起义一样，这次战斗也打得很干净，美国也支持了正确人选（但与多年扶持穆巴拉克不一样，美国在过去并没有支持易卜拉欣）。易卜拉欣形象亲和，被关监狱的六年是读莎士比亚过来的。如果一个人连着那么长时间天天都在钻研奥赛罗和恺撒大帝，想必他对人性的解读一定很到位。我们不断向反对派的改革人士提供新点子，并撰写相关文章。这份工作还是很危险的。有天晚上我从总部出来，走在一条满是店铺、咖啡馆的黑暗小巷中时，突然从旁边跳出一名男子，向我出示他的身份卡。起初我还以为他是小商贩，后来才知道他是秘密警察。他问我要身份证明，我说要去车里拿，在路上向我反对派的朋友发了一条信息。我对男子说，我是新闻工作者，除此之外什么也不会说。反对派人士很快就赶到场，把我从特工的身边拉走。

最后，执政党保住了峇眼槟榔州的席位，但马来西亚反对派的普遍观点是，这只不过是一场小型战役，长期战打下来，国民阵线党必败无疑。 “今日大马”的朋友将目光放得很远，并没有为某一次补选担忧： “自从规模宏大的第12届大选重整政治格局后，因为国民阵线党总是大获全胜而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普通马来西亚人，现在也开始对选举，尤其是下一届大选产生了兴趣。”

我们的工作太杂，资源又有限，因此我开始思考将组织安顿下来，找一个家。要给维基解密找一个家可不简单：我们的活跃服务器遍布世界各地的秘密角落，员工和关系网中很多人希望隐姓埋名，绝不会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维基解密与其他任何形式的媒体机构都不一样：我们肯定不会有前台，也不会有咖啡机，更不要提调研部门和年假。世人觉得我之所以只背着个帆布包活着，是因为我这人很怪。说对了，我是很古怪，但我之所以过着一种压力过大、流离失所的生活，也是工作的性质和组织的情况所要求的。我们为了躲避法律约束，寻觅工作站，不得不四处漂泊。说实话，能有几条干净的毛巾，能在朋友的包围下吃一桌好菜，是我最向往的事情。咖啡机也是我的挚爱。可是如果我们想做好工作，招惹权贵招惹到我们被猎捕的地步，这些都是指望不上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何时何地找一个不爱猎捕为正义而战的人士的地方。

我的观念是，我们工作的两条战线之间是有关联的，一方面打击隐藏赃款或资产的公司，一方面瞄准在关塔那摩这类地方隐藏人的政府。两条战线的人都是罪犯，通常都在当局的允许下，将钱或人隐藏在法外秘密管辖区。我们可以竭力披露这些人的行径，也的确在这么做，但在某时某刻，我们希望将整个行为、整个管辖区视为在本质上就是腐败的。这就是说，像开曼群岛就必须接受针对其离岸银行业务的大规模整体调查，而关塔那摩湾也必须接受审查，按照公民社会正常标准调查其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

如果将以上思维方式反过来呢？如果这个世界上存在反机密的避风港呢？在每一个工作过的国家，我们都发现有些人和有些组织受到权贵打压，生存在法律或人身威胁下。不管是为躲避当局而逃亡的那位马来西亚编辑拉惹·柏特拉，或是因为被房地产开发商起诉、被迫将业务转移到瑞典一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的美国房屋所有人协会，还是俄罗斯的改革派，以及被山达基教挥舞着法律大棒穷追猛打的众多人士，他们都需要在一个信奉透明、公正的避风港获得安宁，让自己的声音能够为世人所听到。我的理解中，一类新型难民已经出现在现代世界里：可以是一个人，也可是一个组织，因为说真话而被有钱有势的力量追捕打压。从大赦国际和国际笔会的工作可以看出，这类人通常是作家和出版人，但也可以是人权组织、律师、自由思想家或身边的普通人。我强烈意识到，需要找到一个开放性 （而不是保密）的避风港才行。

这样的一个地方也应该是新闻的避风港，由法律规定保护消息来源。新闻自由将是法律的基本精神，网络自由将是现代精神的一部分，免予起诉将是一项标准。我对这个避风港的展望渐渐成形：一个政治独立的地区，一个人们可以不再逃亡的地方，一个将举报人视为英雄而不是公敌的地方，一个法律咨询随时免费提供、全民上网的地方。听上去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极乐世界，但我开始意识到，也许冰岛就是这样一个天堂。

2009年夏天，我们披露了一份冰岛考普辛银行大额放款的账簿副本。文件中记录了该行每一笔金额超过4500万欧元的贷款。考普辛曾是冰岛最大的银行，2008年金融危机时损失惨重，最终资不抵债。银行的座右铭是 “超越想象”，很多借款人都把这句话铭记在心。其中很多是内幕人士，而且虽然放款数额巨大，多笔贷款并无担保。考普辛贷给母公司艾克吉斯塔7.912亿欧元，而泄露文件显示， “（给艾克吉斯塔）的贷款大部分都没有担保，也没签保证契约”。钱还贷给了考普辛第四大股东，为了他可以购买更多考普辛的股份，而他提供的唯一抵押品就是那些考普辛股份本身！一小撮人通过这些只存在于纸上的贷款，赚了个盆满钵满，结果最后掏腰包的还是冰岛民众。阿古斯特和利苏尔·格维兹门松两兄弟及其旗下公司共接收了3000亿冰岛克朗贷款，约合16亿欧元。艾克吉斯塔董事会成员罗伯特·陈古伊兹接收贷款数额高达3300亿冰岛克朗。难怪冰岛银行业崩溃之后，国内外都有许多人被捕。

披露文件后的24小时之内，维基解密就遭到了考普辛律师发来的法律威胁。内容说，按《冰岛银行业保密法》规定，我们及线人都面临入狱一年的惩罚。相当于BBC的冰岛国有电视台RUV本来要在傍晚 《七点新闻》中头条报导我们披露的文件。6点55分，事态像好莱坞大片中的情景一样，RUV新闻部接到了法律禁制令。RUV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在最后一刻收到过禁制令。播报员沉着冷静，因为刚刚失去头条消息，他就解释道，当晚无法向观众呈现全部新闻报导，不过考普辛银行的一份大额放款账簿被公开披露。账簿是在银行垮台前三个礼拜的时候完成的。他说，我们现在无法为您献上报导，但有一个组织可以。随后节目就在屏幕上大大打出了维基解密的标识，整整放了好几分钟，填补原先留给被禁报导的时间。

当晚，冰岛民众纷纷来到维基解密。得知情况后，便采取了我一直赞同的行动：他们在泄密信息的鼓舞下，自己成为了调查记者，挖掘具体情报，主观审核情报正确性。我们帮冰岛人看到了导致本国经济崩溃的一些腐败现象，冰岛人牢牢抓住了这次机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别人经常说我们很自大，要么就是说我很自大，我应该确实很自大—不自大的话，怎么能够抵御不断飞来的炮火呢，即便有时我根本是无辜的。然而做这份工作，能让你洋洋自得的场合少之又少。只要你曝光一点点腐败现象，敲打某个银行或揭了哪个独裁者的短，权力的万吨铁锤就会向你砸来。不过这次冰岛的情形是少有的让人洋洋自得的好事：人民厌恶银行家贪污腐败的行为，想拿鸡蛋砸他们。媒体报道称，传统上的冰岛人是很消极的，没有反抗的历史，也许这一次是时候站起来，史无前例地反对 “裙带关系”了。

2009年12月，我受邀去冰岛的数字自由大会上发言，开始真正考虑怎样才能够鼓舞冰岛成为世人迫切需要的开放性避风港。冰岛的国情在某些方面特别适合：经受了银行危机的重大打击，已经做好了变革的准备；劳动人口教育程度很高；网络普及率居西方国家首位；位于欧洲和美国的正中间；能源（地热能和水能，百分之百环保）价格欧洲最低，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运行大量计算机；气候很冷，是天然空调，服务器不会过热运转。冰岛也有较稳固的言论自由传统，而且就在银行泡沫崩溃之前，在记者无国界组织的新闻自由指数榜上与卢森堡和挪威并列第一。选在冰岛的话，也特别符合我的幽默观：与典型的避税港恰好相反，冰天雪地的冰岛远离加勒比海，位于北大西洋中。我在会议上指出，具备了以上条件的冰岛，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佳的开放性避风港和出版发行人的天然家园。

同时到会的还有丹尼尔·多姆沙伊特—伯格和冰岛数字自由协会的一些人士。一群议员也出现在会场，其中有一位名为比吉塔·约恩斯多蒂尔的女议员，聪慧过人，亲和友善。她似乎与我们这群人志同道合，对开放性避风港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她于2008年初当选为议员，和她初次会面我就觉得她能成为盟友。她可以通过议会程序实现安全避风港的理念，在当时的氛围下帮我们向前发展。她当活动家有很长年头了，是一名音乐诗人，年纪约42岁，出身于一个著名的冰岛游吟诗人家族。

种子已经种下，在与会者和冰岛其他支持者的脑海中生根发芽。2009年底我特别忙，还赶回柏林，在12月27日的混沌通信大会上再次发言，不过还是渴望尽早返回冰岛。2010年1月5日，我们再次来到冰岛，仍然对创建避风港的理想满怀热情。当时有差不多13个人为该项目工作，如罗普·洪赫莱普、雅各布·阿普勒鲍姆、丹尼尔·多姆沙伊特—伯格、斯马利·麦卡锡、克里斯廷·赫拉芬松、比吉塔以及其他一些新闻工作者、活动家和学者，从英国、荷兰、比利时、德国、香港和美国在线为我们提供咨询意见和专业知识。首先需要准备起草立法申请，与一家名为点子屋的公司合作，它们的角色是创业孵化器，为有点子但没钱的人提供服务。我们没日没夜地调研、游说、起草申请，为其被写入法律创造最大可能。比吉塔·约恩斯多蒂尔为了能让避风港的点子通过议会，不断努力拉票，我们也为一些保守议员做了特别演示。这个里程碑式的项目比我一开始设想的要复杂得多，至少需要修改13项主要法律，但冰岛议会目前已经投票决定，命令行政部门起草法律，流程持续至今。我猜，这其实与冰岛受金融危机打击后的民族自尊心有关。冰岛人的目光主要放在了本国内，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很多人认为开放性避风港的最大好处是在未来会使银行家以及其他腐败的冰岛势力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我希望，在今后，冰岛人也能意识到，对透明度的追求也有可能真正成为冰岛的朝阳行业。有一点很奇怪，虽然我们花了大量精力游说，新闻工作者反而是反对方的主要力量：他们担心新的立法会夺走风头，社会不再关注新闻业的预算遭到削减的难题。我认为这实在是很短视，不过想到他们无法一直承受坚持理想的代价，这也是能理解的吧。

“冰岛成为自由管辖地”这个理念真是很美。这样做会提高冰岛的名望，增强冰岛人的自豪感。我在想冰岛是否需要推出一个言论自由奖，该奖对冰岛这个小国的作用会像诺贝尔奖给瑞典带来的好处一样。如果真能设置这样一个奖项，并且全社会以身作则实现言论自由，就会为全世界做出榜样，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我们与议会律师和起草人员紧密配合，共同起草法律文件。我思考如何向正义逐步过渡，向科学新闻学迈进，让通向真相的道路上每个环节都能够被观察、被保护。如果成功了，会为全世界带来影响，会为世人捧起新的高尚标准，提倡不应因为说了真话而被起诉。可以有争议，可以有辩论，可是不能因为在本质上披露真相就被定罪。我希望立法尽早成功，不要拖得太久。

2010年春出现了另一个情况，在当时似乎更加紧急。2008年下半年，冰岛银行体系土崩瓦解，冰岛所有主要银行乱发贷款行为的恶果终于开始显现。冰岛国民银行于10月破产，英国、荷兰公民通过该行 “冰存”网络账户放在该行的60亿欧元存款岌岌可危。冰岛政府的回答是，为了赚钱毫无顾忌的私营银行所欠下的外债，一个已经破产的小国政府的代表没有义务偿还。英国和荷兰随即展开了冷酷无情的反击。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祭出《反恐怖主义、犯罪和安全法》条款，冻结国民银行在英国的资产以及冰岛中央银行和冰岛政府与国民银行有关联的资产。该法的作用本来是防止钱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却用来对付另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这种做法令人震惊。英国人用尽幕后外交手段（很强硬的手段），帝国本能应声抬头。碰到这种事情，当公众为此（就像为银行危机一样）群情激昂时，英国人会撕破脸，无所不用其极。对付冰岛就是这样做的。英国公开宣布，只要一天拿不回钱，就主动反对冰岛加入欧盟，并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向冰岛发放贷款。冰岛议会试图起草偿还计划，但是迫于公众舆论压力，总统拒绝签字生效；按冰岛宪法规定，偿还计划进入公投程序。当一些冰岛政界人士疯狂地想办法满足英国人的要求时，我们开始曝光一系列文件，比如英国和荷兰的 “最终报价”和冰岛随之提出的对策。我在雷克雅未克的一次集会上发过言，我们的努力主要是向冰岛公众提供信息，让人民能够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做出决定。最终95%的选民投票反对屈服于英国压力，这是冰岛的历史性时刻，因为这是自1944年以来的第一次公投。面对正在进行中的事件，我们能够采取战略性行动，说明了我们的重要性：能迫使有权有势者在事态仍然发展的时候直面事实。我们最终曝光几封电报，内容披露英国之前曾游说一个名为巴黎俱乐部、由主要的西方债权国组成的卡特尔组织，要它们拒绝向冰岛提供进一步援助。

2010年，我们在冰岛还有最后一些深入工作要做，但那重要的2009年—就在我们希望在冰岛建立世界第一个开放性避风港的那一年—却以一件奇怪的事情画上了终止符，从那件事可以看出维基解密已经深深融入冰岛的自我意识之中。当时在雷克雅未克的美国使馆召开一次派对。这类派对总是会邀请政治精英，我以比吉塔的朋友的名义不请自去。（我是自己去的，她根本没去。）当晚我心情非常好：在此之前我成功拿到了一系列文件，记录了国民银行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在俄罗斯的一些可疑活动。文件中描述，交易期间有三人死亡，普京政府的高官似乎卷入了由此产生的多个公司的注册流程。我觉得似乎正在一步步走向成功，将金钱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重大话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刚到使馆就见到了考普辛银行的前CEO，就是他曾威胁说如果披露放款账簿就把我关一年。和他的交谈不怎么顺利，然后我又和临时代办说话，围绕在其身边的三名打手看着好像是中央选角公司[1]直接派来的。看着这三个人，真是奇怪他们在萨尔瓦多犯了什么错才被发配到冰岛来，一天到晚除了监视中国使馆无所事事。我将国民银行俄罗斯分部的一些文件交给在使馆见到的人看—为什么不给看呢？既然说开放就要开放嘛—亲眼看到对方的眼睛越张越大，一个个外交官伸出双手，似乎要将文件一把抓走。这些人墨守成规得让人吃惊，拿着钱搞外交，还对世事了解得那么少。几个月后，我公布了一份和我聊过天的那位临时代办发出的电报，使馆乱成一团，都认为我是在当时的派对上搞到手的。

建立避风港的经验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将维基解密精神融入公共政策的知识。别人说的都不对，我们不是出于野心才那样做，而是因为这是 “向强权说真话”的自然延伸。最终发现，如果能够在该项目上取得共识，将其保护在自由国家的机制下，那是再好不过。因特网在某种意义上讲就像一个国家，但它是一个想象中的国家，不拿护照也可以自由进出。然而网络有它未开化的一面。你可以在网上自由发帖，但你并不受到网络的保护：最坏的情况下，网络是世界上最大的监视工具。网络鼓励新闻自由，也同样鼓励憎恨新闻自由的人。这就是新技术的讽刺意味所在，也是我们要绕开的，以便为我们的正义理念提供一个立法支持网，让它站得踏实。我们学到了很多，也遇到了很多人，包括刚才提到的克里斯廷·赫拉芬松，她是冰岛一名新闻工作者和活动家，现在是维基解密的重要成员。

走在雷克雅未克的街道上，看着人们向你微笑挥手，听着人们诉说对维基解密的支持，这些都让人精神抖擞；可是我有些累了，感觉已经走过太多的路，披露了太多的情报，经历了太多的变化，虽然推动了事业进步，但身心已然疲惫。立法程序不断拖着，我也开始感觉筋疲力尽。和很多其他的立法项目一样，这次只是议会进展的运气不好而已，但我觉得这似乎是我逃亡生活的暗中报应。很明显，自打我小时候妈妈为了躲避尾随者带着我们横跨澳洲那些日子起，我就一直在躲避着某种邪恶的追逐者。冰岛的黑夜和白天几乎分不出来，这让我意识到，自13岁起人生就一直是这样活过来的。依然是整晚整晚抱着计算机，白天向着新生活逃亡。话虽如此，别看现在电池几乎没电，但不久后就会神奇地完全充满。

有人将一个视频发给了我们。画面模糊不清，几个人在伊拉克一条街道上走着，其中两位是新闻工作者。一分钟后所有人都会死掉，被美军武装直升机轰成碎片。我反反复复观看视频，心里清楚，我们即将因为一些新的东西而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1] 中央选角公司：美国一家为影视作品选派角色的公司。

11间接谋杀

我们离开冰岛一段时间，其中还在奥斯陆一个会议上发言。短暂旅行之后，于2010年3月回到冰岛，租了间房子。房东还以为我们是来看火山的：我们的确是装成来看火山的，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带那么多计算机和视频设备过来。然而真正的原因还是那份巴格达视频。我们已做出决定，这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曝光，因此必须要分析、理解内容，为公之于众做好准备。我希望全世界都能看到这份视频，因为它极其重要，不仅能让人理解战争的涵义，还能让人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看清伊拉克战争已经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如何影响到了日常生活。

我们租下的主房变成了又脏又乱的书房。到处摆满了咖啡杯、计算机线和巧克力，它们都是身心疲惫者的生活残骸。《纽约客》的人物传记记者来访，生动记录下场面的混乱和不眠的景象。连着好几周我基本没有离开过计算机。头发是我坐在计算机面前时剪的，争分夺秒编辑视频，降低静态噪音和噼噼啪啪的杂音，以最清晰的方式呈现最终版本。人在房里跑进跑出，各种感叹、点子、眼泪汇聚一团。之前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工作再疯狂、再忙碌、再混乱，都比不上这次 《间接谋杀》视频的准备工作。我工作狂和不爱洗澡的名声应该就是那个时候传开的；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有太多工作要做，并且我们都清楚，本次曝光最重要的是会改变公众对这场糟糕战争的观念，争取早日结束骇人听闻的入侵行动。

迄今为止，该视频在YouTube上的观看次数已经超过1100万次，电视上也播过数百万次了。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知名的视频之一。然而当我第一次观看时，根本看不清发生了什么：图像粗糙，虽然结局让人万分震惊，但前后衔接缺乏戏剧性和冲击力。我一步步认真调研，逐渐找出视频中的人是谁，什么时候拍的视频，从什么角度拍摄，所有要素如何相互作用，共同描述出了光天化日下进行的大屠杀。为了更好地理解事件顺序，我们将视频分成了三个部分。工作进展十分缓慢，但是特别让人清醒，让人着迷。所有步骤完成之后，视频非常清晰地显示出包括两名工作中的路透社记者在内的12名男子，被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发射的35毫米加农炮轰为齑粉。我花了一些时间才弄清初次屠杀的受害者的身份，后来才看到在第一波轰击下幸存下来、随后被挨个炸死的那两名男子是路透社的人。同事英吉·拉格纳·英加森仔细观察后发现，开来接一名伤员、被又一轮炮火炸飞的面包车里还有两名儿童。视频后来还拍下了美军地面部队将受伤儿童移走的过程。

我们一整个团队都扑在了该视频上。克里斯廷·赫拉芬松领头研究工作，负责找出视频中孩子们的下落。比吉塔全程陪同，提供咨询，为视频内容提供反馈意见。英吉担任编辑，从原始视频上剪掉了很多炮火的镜头和无足轻重的内容，格维兹门迪尔·格维兹门松负责音效。罗普·洪赫莱普是执行制片人，负责预算花销，支撑项目发展。斯马利·麦卡锡整理网络材料。丹尼尔·多姆沙伊特—伯格（也许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则开始阻碍团队的努力，将自己在工作组中边缘化。我想，当团队成员本质上都是志愿者时，因野心和动机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走上歪路。多姆沙伊特—伯格一叶障目，变得非常讨厌。我们已卷入一个巨大的恐怖事件之中，而他的恶意搞得人精疲力竭。

我们努力工作的其中一项原因，就是看到当时媒体对事件的报道非常不准确。这是一起出于政治目的操纵历史的典型案例。有些报道甚至称面包车遭受武装分子袭击，然而视频清晰显示美军下达指令，屠杀平民。还有报道称发生枪战，路透社记者不幸被炮火夹击。统统都是谎言。我们附上了乔治·奥威尔的一句话— “政治语言的目的就是让谎言听起来真实，让谋杀听起来体面高尚，给虚无缥缈的谎言披上真相的外衣”—来证明政治语言被用来为无法无天的谋杀辩护。除了谋杀，没有别的合适的词了，尽管我们清楚会引起争议，但视频的标题 《间接谋杀》只是忠于事实的陈述罢了。

我心里明白很多西方媒体对美国政府的官方口径是什么态度，但标题激起的争议仍然让我吃了一惊并沮丧不已。媒体的自我感觉良好到了一定程度，看到视频后，第一轮辩论竟然是标题的起法，而不是内容。很多媒体以为将真相与官方谎言放在一起才算 “平衡”，对着镜头郑重播报新闻才叫有严肃性、有道德观。保罗·克鲁格曼曾经开过一个玩笑：如果有一方说地球是平的，新闻标题会被媒体写成 《地球形状众说纷纭》。我们 “编辑过”的版本为了铺垫，完整播出了头11分钟。我们将它放到了collateralmurder.net网站上，旁边就是40分钟的版本。亲爱的CNN，你有病么？也许我们当初应该起名为 “间接掩盖”，这不就完事了嘛。

我看过的次数肯定有好几百遍了，可是每次看到孩子遭受炮火袭击的画面，都会毛骨悚然。不受限制的权力是邪恶的化身，我感到自己有重大道德义务来曝光杀人的混蛋。某种程度上讲，那些混蛋既是美军，也是媒体圈中与美军沆瀣一气、掩盖事情真相的某些人。直升机中的小伙子们也许也是受害者，被失控的残暴军队文化扭曲了心灵，大叫 “杀人”时，听得出嗓音中的变态渴望。其中一名遇难者的确扛着一架火箭推进榴弹，然而直升机上的士兵急于营造一个危险的场面，错把路透社摄影师的摄像机当作了第二架火箭推进榴弹。如此匆忙下定论，真是可恨，尤其是炮手还疯狂地以一种恳求的声音对受害者说话，完全忘记在这种场合下应该谨慎为上。其中一位士兵对着地上的一名男子说道： “来啊兄弟，捡起武器不就好了嘛。拿出点东西看看啊。”就这样，一个无甚威胁的局面几分钟内就演变成大屠杀。视频让人彻底看到，深陷战争的人在战争的扭曲下对 “与人接触”有一种残酷无情的需求。视频的画面和声音就像是计算机游戏，因为开炮士兵的道德观就是这样塑造的。轰炸敌人就好像是轰炸电子假想敌一样。

我们决定于2010年4月5日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泄密视频。这样克里斯廷和英吉就多出十天时间去巴格达寻找遇难者的家属。深夜里，有时我走出屋子，呼吸一下冰冷的空气，感受冰岛空气中新鲜的硫磺味道，不禁问自己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及时完成所有工作。想起年少时的我，整夜在全球企业的计算机系统中四处游荡，而今天的我已经打过那么多仗，走过那么多路，奋斗过那么多年。包围在刺骨的寒气之中，被华盛顿会议期限死死相逼，这么多年似乎一切都变了，又似乎一切还是老样子。最后一刻，克里斯廷成功走通冰岛外交部关系，两人立刻飞往巴格达。通过当地路透社分部，他们认识了一名能人，被带进了迈赫迪军治下的阿敏区，惨剧发生的地方。就在我飞往华盛顿的前一天，伊拉克传来了消息：英吉和克里斯廷找到了孩子，也找到了一位男子；直升机在炮击街上那一群人后，紧接着向一个公寓区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这名男子的妻子不幸遇难。

到了最后一刻我们才终于赶到美国，来到华盛顿媒体俱乐部。当时是上午九十点钟，房间内挤满了人。我们播放了录像，立即引起了反响。有一些观众看哭了。可以看出这不是普普通通的曝光，屋内的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记者，连他们都被战争暴行的隐藏画面所震撼。话虽如此，等轮到提问题时，他们又如以往一般令人失望。很多在华盛顿报导国际事务的记者基本上都很蠢。他们通常对新闻对象和所报导的文化一无所知；老一辈的记者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觉得自己什么没见过。这些人相当胆大妄为，他们应该为在世人面前呈现出的极度自满和无知感到羞愧。不过也就这样了。大家都对美国的全国性媒体怕得要命，没人敢公开反抗这些玩忽职守的混账。他们根本不听别人的，要是让他们自我质疑，还会觉得受到了侮辱。我在这里干脆丑话直说：视频震撼了那些人，可是几乎没人知道如何跟着自己的心走，加入到正直的人应发出的咆哮之中。当天的晚间新闻完全没有道德感可言。CNN的节目中，沃尔夫·布利策与一个女主播交谈，她说完战争很危险后就没了。CNN放了视频的第一部分，到开火时就将画面模糊处理，说是为了对士兵家人表示尊重。不错嘛。谁管伊拉克受害者的家人呢。而福克斯新闻呢，当然是说得像美军受委屈、别人欠美军一个道歉一样。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和美国媒体频繁来往，尤其是和《纽约时报》打交道，但不管是当时还是今天都很难不让人觉得，很多美国媒体认为自己扮演着为它们眼中的美国国家利益点灯照路的角色。它们诅咒别人的痛苦，似乎别人在危险年代中无权期待世人同情。它们一如既往，操纵自己扮演的角色，装出一副道貌岸然、忠心耿耿的样子。我不讨厌美国，我讨厌的是今天的政治和媒体精英团体对美国高尚原则和良善宪法的侮辱，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将其曝光，并瞄准其他同样犯下如此罪行的国家。

《间接谋杀》 视频在华盛顿播放后一天之内，就遭到了八方围攻。攻击不仅仅从五角大楼发出，从圣安东尼奥的流浪汉到白宫前追梦人，应有尽有。左派右派评论家因为我们向全世界曝光了录像而想将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看到以本国国旗的名义虐杀生命的这段军方录像，按理说任何有点自尊心的国家都会为此感到羞耻。可是呢？没有低头，没有认错，连解释都没有，只有恼羞成怒，将任何披露此类事件的人统统扣上国家敌人的帽子。面对新闻真相，反应是如此的低级，如此的野蛮，假装跑到世界各地去保护美国建国理念的精神，而自己的行为却使其蒙羞。当然了，他们还指责我们在视频上做手脚，恶意编辑，将枪手从带子上抹去以夸大视频效果，等等等等。胡说八道竟然说得那么确信不疑，让人真是发蒙。实际上，这是别人送给我们的军方录像。角度是军方选取的，制作时的基本考虑出自军方，暴行是军方犯下的，矢口否认，夜里睡得着觉么？

从事这行，有一些性格特点会让你死得很惨：肯定不能薄脸皮，也绝对不能自哀自怜，有时我非常痛苦才能勉强克服这些性格。我的自制力很强，可是当世界都不听我说话时总觉得很恼火，另外更是需要在控制犯错方面多下功夫。我们是一个年轻的组织，从事这份工作，让我们很快就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对个人来讲，我必须边工作边吸取经验教训，为工作而自豪。如果我们是人民的调查局，那就应该时时刻刻牢记人民的利益，而左派和右派的反应通常都是充满敌意。曝光巴格达视频的做法是正确的，不仅符合我们的成立宗旨，也是我们坚守道德立场的顶峰。伊拉克和阿富汗数百万民众生活在空袭之下，我们有义务让世人看到空袭出差错产生的后果。总有人说 “这是打仗，战场不是操场，必然会伤及无辜”等等的话，可是不能强制或胁迫世人不假思索地认同这些辩解。民众应该自己直接观察证据。掩盖的事实发生了，不管是四星上将还是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掩盖的，都是懦弱的行径。战争意味着操纵，但战争波及的民众生灵涂炭，并且当打仗的人生出恶意时，就不会带来长久和平。我们揭露了美国在这方面犯下的错误，也会揭露任何国家在这方面犯下的错误。之所以要揭露，不是让我们自己的生活更舒适—自此我臭名昭著—而是追求一种公开性、负责性的理想，如果这个理想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就无法运转。美国军方拒绝公开调查此案，真是对道德责任观的极大侮辱。然而视频就像阿布格莱布照片一样，是伊拉克冲突真相拼图中必不可少的一块。块块拼图拼起真相，便能尽早结束战争。

早前我们已于2008年公布了密件《伊拉克交战规则》，现在再次整理文件挂到我们为放视频创建的collateralmurder.net网站上，鼓励民众观看录像外也阅读相关资料。阿帕奇直升机 “疯马”上的士兵一心想要杀死12名男子、炸伤2名儿童的行为，按上述规则是不允许的。视频上，士兵迫切申请 “交战许可”，上级也迫切授予，但是后来军方混淆了时间顺序，为开火编造了借口。军方声称，关键在于路透社摄影师努尔·奥尔丁蜷在角落，抬起摄影机拍照，士兵就把摄影机当成了火箭推进榴弹。可是仔细观察视频就会发现，申请和下达交战许可的时间是在那之前、一群人走在街上时完成的，申请人的声音听起来激动而不安。整个事件太不正常，然而美国没有一位播音员或报刊记者愿意简简单单问一句： “为什么？”在那种战区形势下，为什么士兵年纪轻轻却变得那么爱开枪？伊拉克冲突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战争文化让飞行员无视交战规则，抛开正直和审慎这寻常的人道规则，疯狂杀戮无辜民众？为此播出的一个又一个电视节目中，充斥着眼神空洞的非道德论者，没有一个人愿意在向观众呈现军方观点后提出质疑。没有一个人愿意尽记者的本分。

后来在阿富汗日志事件中，我们才发现美国的编辑与官方说法走得多么近。他们道貌岸然，拼命占领道德高地，假装是为了责任原则、规范原则和平衡原则而报导，但实际上每走一步都牺牲着新闻独立性。这点后面会谈。同时，美国编辑和通讯员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什么都没做，就是为了不在年度白宫记者晚宴上失宠。他们和政界精英杯盏交接，而伊拉克的母亲和妻子仍在哭泣。当天美国媒体对美军的真实暴行普遍无视，这真为美国特有，就好像不容置疑美国内在的真善美一样。视频则对此提出质疑，用美军自己的摄像机实时呈现惨剧。记者和政府发言人有说有笑地走进旋转门，将彼此推入了一个清洁干净的空间，但任何人只要不带偏见地看过 《间接谋杀》，都清楚它说明了什么。

不理解我们工作（也不想理解我们工作）的那些人主要批评我们危及他人生命。但我们工作的最大影响就是拯救生命。我们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为结束战争做出贡献，为新闻工作者提供工具监督权力滥用，我们的目标是扑灭杀戮、冲突和侵略的冲动，并降低以上行为背后谎言的可信度。我们曝光银行的丑陋行为，明显提高了银行的公共责任感。针对各国军方，如彼此相差甚大的肯尼亚军队和五角大楼，我们也都是这样做的。这些机构都依靠秘密行动来实施暴力：我们则从中作梗，一如既往努力曝光谎言，终结阴谋，保卫人权，拯救生命。

举个伊朗的例子。一段时间以来，华盛顿的新保守派和以色列盟友一直叫嚣着要打伊朗。这不是什么秘密，西摩·赫什等人对此有完整的报导研究。因为很多军事冲突的导火索都是边界纠纷，因此我们特别关注该方面的信息流，观察到英美军队在波斯湾铤而走险。伊军抓捕了一些英国海军人员，伊朗海军又在本国水域接近美国船只。我们很早就发现了情况，我联系了《纽约时报》的埃里克·施密特，让他注意到该事件在我们之前曝光的一份交战规则文件中有所描述。施密特为 《纽约时报》撰文写道： “有关跨越国界的章节指出，美军进入或飞越伊朗或叙利亚国境之前，必须要得到美国国防部长的允许。文件表明，可能还需要小布什总统的许可。但文件还指出，过去有些情况下并不要求许可，如美军激烈追捕萨达姆政府前成员或恐怖分子时就是例外。”本文刊出后成为 《纽约时报》的重磅文章。

伊朗政府的响应是： “驻伊拉克美军无权到伊朗境内追捕任何嫌疑人。美军为跟踪嫌疑人而进入伊朗国土的任何行为都违反国际法，可受法律制裁。”伊朗政府还强调，伊朗会 “针对相关行动做出适当反应，保卫安全和国家主权”。如果你看一下本次交锋之后披露的 《交战规则》版本，就会看到美军对措辞有所改动，降低了发生此类纠纷的可能性。这个例子充分证明一份小小的文件能够带来政策的转变，也许会通过连锁反应对事态进展产生重大影响。不是说我们阻止了与伊朗开战，拯救了无数生命，而是说我们向着这个方向出发，实现了一个小小的目标而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同伊朗开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该地区的秘密活动被打断，侵犯国界的危险行为也得到阻止；我们在这点上发挥了作用。我们不想邀功，只想要结果。同时有必要指出，世界上没有一家新闻机构、没有一家想要置我们于死地的电视台会关注我们每天从事的这些工作，永远不会。

伊拉克视频让很多人，尤其是美国权势集团对我们的印象定型。我们明显看到，也许整代人也都清楚地看到，这些人抨击的不仅是维基解密，还有科技发展。这我们就没辙了：我们不是公关公司（公关方面也做得很差），但我们的工作种类繁多，始终如一，不牵扯党派利益，也不寻求当局支持，并且这条路会一直走下去。我们曝光视频后，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臭名昭著，尽管我们不喜欢活在丑闻中。让我们很奇怪的是，在当今世界，如果你努力推动正义事业和新闻自由，可能会被视为敌人。话虽这么说，我们离开华盛顿时，感到工作已经完成了。其他也没有多想，既没有洋洋得意，也没有垂头丧气，因为在视频的冲击和由此招致的猛烈抨击之下，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备受鼓舞。来到加州伯克利，让人心旷神怡，学生将鲜花插入军人枪管的景象已经化为历史，但在湾区总能感受到一种变革与进步的氛围。当地和平抗议的温暖氛围让我不禁回想起童年岁月，当地的听众我也很赞赏：并不是对我们如痴如迷，而是通过独立思考来支持我们。比吉塔和调查性新闻中心的加文·麦法迪恩同我一起就新闻自由的发展状况做了发言。不久后我们前往奥斯陆和平论坛，在论坛上，我受视频发布的鼓舞，头脑清爽，精神振奋。我宣布：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公正的文明，要传达的信息就是透明。”鉴于我们当时（及后来）遭受猛烈抨击，我认为一定要强调维基解密的目标存在于意识形态之外。 “我们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明确指出。我是认真的。尽管这样说会让任何一方放声哀嚎，但我们并不受传统框架的束缚，从来也没想过要讨好哪一方。历史告诉我们，两方都掩盖过事实，都曾残忍暴虐，俄罗斯和叙利亚的暴行不比法国、英国和美国少。然而有些文化很难想象自己会被密切审视。早晚有一天，世人会明白为什么那些文化觉得自己能够逃脱法律的追查。

我再也不会回到美国。情报清楚地显示，五角大楼正在对我进行定位，因此被迫取消了在美国的几次露面。美国之所以盯上我，可能因为它们出于偏执和狭隘，对我们的工作有所误解，但不久后， 2010年5月26日在伊拉克服役的一等兵布拉德利·曼宁因涉嫌提供机密情报被捕。多年前在澳大利亚发明的否认性结构，使得我们根本无法弄清曼宁是否就是情报提供人。从我们的服务器上读不出这些信息，连我都读不出。但我清楚一件事情：如果真是他提供了情报，那他就是民主和正义的英雄，为拯救生命做出了贡献。自由的世界，应善待英雄—那天晚上，我怀着这种期望进入了梦乡。

12编辑的全班人马

新闻人身上的虚荣心好比妓女身上的香水：两者都以此来掩盖自己散发的臭气。别看这样说，我自己就是编辑，非常推崇记者的天职。然而，本书要想全面呈现事实真相，就必须说清楚：英语世界的高层新闻工作者，在一开始爱维基解密爱得发狂，结果转眼间变脸将我们打翻在地，然后发了一篇又一篇文章、出版了一本又一本书，长篇累牍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如此荒谬的行径想必他们自己看着都觉得难堪吧。我对他们没有深仇大恨，只是对他们的原则之光在最后一次努力中渐渐黯淡感到痛心。

热爱正义事业的人都喜欢读《卫报》，我也不例外。尤其是该报推出全球网站后，我一直认为它时常扮演着世界灯塔的角色。 “9·11”事件过后，《卫报》成为在美国能看到的唯一讲真话的报纸。有一点我很欣赏，该报一直努力去观察世界，而不是观察世界中的自己—可不要认为能做到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卫报》一贯坚持曝光腐败政客，报导战争暴行，不管它们后来对我如何不义，我都不会否认它的贡献。《卫报》基本上由 “12怒汉”组成，他们合作愉快，明辨是非，但有时也自私自利，残忍无情。一切都是明摆在台面上的，我一直很高兴看到该报真正发挥本领时能做出精彩的报道。他们和我似乎应该是天生的盟友，但就像莎士比亚所说，没有什么天生能抵抗得住盟友的好斗意图。

2010年我们围绕阿富汗战争日志开展合作时，引起了好一阵喧嚣。其实我们之前就合作过，2007年我向该报泄露了关于肯尼亚丹尼尔·阿拉普·莫伊腐败罪行的资料。同年8月底和9月初，本新闻刊登在头版，在内罗毕引起巨大反响，当地报纸突然觉得也可以报导就在眼皮底下发生的新闻。逮捕一等兵曼宁后，很明显的是，即使没有证据显示我们之间有联络，美国当局仍认定存在着联系，于是开始监视我的行踪。当时我正回到澳大利亚的家看望家人，面对这种局势，我意识到待在家里并不安全。坦白地讲，我的个人安全不是我优先考虑的对象—我很早就意识到，总会有人追踪我，不久就会让我陷入这样那样的圈套。我主要是担心维基解密一直集中精力从事的工作：我们正在准备曝光大量文件，我担忧很快就要陷入一个 “要么公布，要么死亡”的境地。维基解密有一个机制：如果我们无法继续工作，就会同时披露所有数据。但我想尽量避免那种情况：我们手中的文档库信息量庞大，值得我们一份一份去评估、一篇一篇去曝光，因此我希望能在缜密安排下按部就班地发布。

显然我必须要回到欧洲，所以我安排人邀请我去欧洲议会就审查制度发言。途经香港，避开了新加坡和泰国，因为这两个地方会更乐于帮助美国抓我。（我发现，应政治性邀请旅行总是很明智的，因为如果无法抵达，就会惹出很大事件。）在那里见到了一些欧洲议员，冰岛来的朋友也介绍了冰岛现代媒体计划，这是一场在背后推动我们建立开放性避风港的运动。我的发言内容是越来越多的报纸迫于封口令压力，将数据从网络档案库中撤下等现象。我碰到了《卫报》驻布鲁塞尔的负责人，他平易近人，认同我的观点。我告诉他，我们计划曝光一些数据，也许《卫报》会感兴趣。他离开之后，该报的特别调查记者很快就与我联系，说他希望从伦敦赶来碰头，讨论合作事宜。

我们一直计划通过几家主流媒体公布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数据。这样看起来没错。发布的重点不在于某份文件或某个题材，而是一整套题材和数十万份文件。我们觉得只有高调曝光，托各大报社投入自己的研究员和记者来分析报导材料，冲击力度才会够。我们从不会装作看懂了，甚至也不会装作能读完浩如烟海的材料中的每一份文件，所以才要找报纸帮忙。我们自己根本顾不过来，一共有约9万份阿富汗战争日志，4万份伊拉克文件。我们传统上的做法是，自己分析泄露文件，书写相关评论，再将全部资料独家发给一个记者或广播公司。这次可不同了。我和 《卫报》调查记者讨论了怎样合理处理材料和来源，怎样以恰当的方式整合资源、公布材料，实现我们对线人的承诺。当时我已经和 《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接触过，也和 《明镜》的记者有来往。

我们谈了六个小时。他看上去很专业，有点紧张，有点疲惫，但其实我也一样。我们似乎一致认为，文件意义重大，最好是将其他新闻机构也拉进来。我并不是在夸大自己的参与，只是特别希望保护好材料，我在处理此类来源、对付此类监视行为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后来有人说我自己就是材料来源，真是荒谬；我是计划的总设计师，是因为我是组织内唯一知道如何存储材料、如何传播材料的人。公布计划从头到尾由我策划，为的是加以保护和提高，说这种话也许会伤害之前合作方的虚荣心，但一句话，爱做不做。我一没向它们要钱，二没向它们要荣誉：维基解密的功劳应该得到承认，这样才能推动今后的发展，但合作方必须全身心投入计划才能成功，只有这样读者才能根据原资料去核查报导是否准确。当然了，所有的合作方在当时都说得好着呢。要等到后来，东西拿到手后，就开始淡化合作关系，吹捧自己，贬低我们，这种政府玩烂了的小把戏我应该事先就预料到。

《卫报》的调查记者说，会向总编艾伦·拉斯布里杰汇报，拉斯布里杰又会与 《纽约时报》总编比尔·凯勒商谈。然后我在餐巾纸上写下了一条编码，在酒吧里将其交给了那位记者。我所想的是记者能使用编码，阅读通过开放渠道发送给他的加密材料。他拿到密钥后，我们又伪造通信记录，比如： “很高兴与您会面，很可惜没有谈成。”这样就会误导情报人员，假装见面后不会传送阿富汗材料。记者自己对是否独家报导无所谓，但他自然清楚他的上司会在乎。我们同意控制保密时间，并出于法律和商业方面的考虑，保证材料会同时曝光。此外，每家报纸都对自己的报导内容享有编辑权。电视业可以在最后一分钟拉入伙，但之前不行，因为电视节目的制作方式会造成文件提前泄露。我们对以上内容没有争议：计划是我设计的，我一面解释，他一面压抑着激动的心情频频点头。这个阶段，他对事态的控制能力还是值得称赞的：他的行为举止像一名活动家（和他背景有关），他还从战略上讨论如何用最佳平台披露数据。

我准备在斯德哥尔摩为这个庞大的项目成立一个维基解密制作单位，结果发现很难。 《间接谋杀》录像曝光后，我作为维基解密的主要代言人受到了严密关注，有些人不愿走到镁光灯下。不过那位调查记者和我在斯德哥尔摩再次碰面，继续讨论计划事宜。这时，《卫报》的另一位记者也卷了进来。我之前好像在奥斯陆见过他，他观看了巴格达录像的原始版本，愿意代表报纸买下版权。我们当时受到严密监视，就没谈成，但那次经历可能让我认为，时机来临时，《卫报》会成为天然盟友。一转眼，这名干新闻的记者就代表起了《卫报》，根据我和他同事之间的协议，阿富汗材料转给了他，他随后又将材料转给了《纽约时报》。

想象一下原始材料的容量吧。一共约有9万件独立的阿富汗战地日志（我们最终公布了约75,000件），是每次小规模冲突、战役或IED爆炸之后在当场记录下来的。这些战地日志中充斥着缩略语和军队术语。随便挑一篇，只见它开头写道： “（M） KAF PRT报导寻得火箭IVO KAF PRT地。”《纽约时报》拘于表面，没有耐心，它们看不出材料呈现出的主题，过了好一阵子才明白材料的真正意义与蕴含在其中的海量数据情报和涉及人数，它们一开始还以为看不到 “故事”而大失所望。《卫报》的新闻记者 （一名资深工作者）此时首次暴露出他的操纵本性：他说要想让 《纽约时报》加入，需要给一点 “优惠”，《卫报》也一样。他 “知道”两家报纸都觉得材料没那么吸引人，需要再加一点点油水：它们还想要全套的伊拉克文件。当时我就应该立刻取消合作的，毕竟摆在面前的已经很明显了：这些人没有绅士作风，不知道怎样去珍视重要数据，不懂得重视人性的复杂。我本应该探测到那个狡诈的新闻记者眼中转瞬即逝的闪光，而转身离开。全世界有的是愿意倾尽全力与我们合作的媒体机构。而这些报纸，甚至计划刚刚起步，就开始寻找对方弱点加以利用。各位想必也看出来了，这位 《卫报》记者如此积极，不是出于原则，而是因为要取悦老板，想在退休前搞到最后一个独家新闻。

话虽如此，我们还是决定继续向前。我很欣赏《卫报》，愿意相信之后的合作会好起来。我清楚将泄露的文件的重要意义，除了不喜欢对方索要的方式，我对 “优惠”本身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最终，我将伊拉克日志转给了两家报纸。我一直说，这是为大局着想，我们干这活不是为了讨一声谢谢。如果它们真能投入资源分析报导两套日志，定会推动信息公开自由的根本大业向前发展。当时我唯一真正的工作就是与它们合作，从材料中提取精华。其实这还不是唯一的工作：我还要监督它们的诚信，谁知很快这就变成了我的全职工作。整个过程听起来让人作呕，真不想说，但对方不但早已详细说过，还对我发动猛烈的个人攻击，所以我就坚持说下去吧。我能告诉你，当时我处在前所未有的压力之下。被人监视，过着背包生活；很少睡觉，要睡也睡在沙发上；和我素不相识的人陆续被捕；我同时还要努力保持庞大的战舰平稳航行。我累了。我不是那么善于通融，行事有时古怪疯癫，待人接物有时很不友善。可是我一直以为这些人是原则坚定的行动派，不是对我狂热崇拜的弱者，他们在我身边小心翼翼、经常一副受伤的表情，就好像我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关注，没有乐观积极地对待他们，这点我真是看不下去。

我最乐观积极的一面体现在了工作中。我与他们建立的伙伴关系，会为他们带来最精彩的独家新闻。而且肯定有人是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泄露的材料。我在伦敦国王十字区的 《卫报》办公室度过了数周时间。曾有一段时期，事态进展非常顺利：我们藏在一个类似掩体的地方，看上去大家合作精神十足，尽管和当年准备巴格达视频的时候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尽管我的办事方法在他们有些人眼中可能有些古怪，工作还是陆续展开，我教他们如何分析材料，编辑文本，《卫报》和 《纽约时报》的人全勤出席，《明镜》记者偶尔参加。我在两位 《卫报》记者的家中住过一段时间。我精神绷得很紧，停不下来。离目标越来越近，我没有真正考虑过双方的关系—我以为材料就象征着双方关系—一段时间之内，大家都发扬出分享和探索的精神。

之前我一直希望报纸之间共享研究，他们也真的做到了。比如，我很早就发现一份关于特遣部队373的情报，该部队是美国特种部队暗杀小组，手中有一份2000人的名单。看多了电视剧《杀戮一代》的人可能觉得没什么，但这份联合名单其实揭露的是一场极其野蛮、无法无天的梦魇。可以看到，不通过司法审查就可以将人送上名单。阿富汗某省省长不喜欢你，提名你为联合名单人选，转眼无人机就会向你家飞来，把你的家轰成碎片。只须耐心解读，你就会在日志之间了解到特遣部队暗杀行动的后果。2007年5月2日的一篇日志写道，计划于次日与副省长会晤。会谈第一项是 “讨论特遣部队373近期行动的后果，处理村民申诉问题”。接下来一项是 “向被轰炸的区和学校提供救援物品”。特遣部队373本来是一支秘密部队，经我们泄密后终于暴露，新闻登上《明镜》首页。有意思的是，听一位知情人士说，《卫报》上一篇关于该部队的文章有一部分是 《纽约时报》的埃里克·施密特写成的，因为他自己的报纸据称没胆量公布。

我和其他人一直希望各大报刊同时发布消息，而且《纽约时报》还应该先行一步。我们觉得这样做能最好地保护信息来源：美国政府对 《纽约时报》下手的可能性要小一些，该报也可以充分利用其威望，代表所有姐妹报刊完成新闻业的壮举。然而，合作方的眼睛果然再一次闪闪发光：《纽约时报》希望我们先披露。这纯粹就是它们战略性的退缩策略，简直让人瞠目结舌，这种心态已经深深扎根于该报的自我保护意识，这可能连它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它们谎称是出于谨慎和负责任的考虑才延迟披露，其实是一开始就想搞到材料，花了几个星期时间分析整理材料，结果该轮到它们冲在最前面时却打了退堂鼓。它们想让维基解密首先曝光，我们现在才看清，其实这就是它们的战略所在—这样做就可以躲在 “异端”组织的后面，称自己只是 “反映出”别人的报导而已。总编比尔·凯勒为自己打气打得自信满满，其实是他根本没有勇气为新闻原则而斗争，他被五角大楼吓破了胆，一边躲在坏孩子的身后，一边还对从学校小吃店抢来的赃物嗤之以鼻，其所作所为真是连六岁小孩都为之不齿。他等材料到手后，跌跌撞撞，呕吐一地，完全丧失合作时的胆识，狼狈的形象让人看上去又痛心又鄙视。鸡叫三遍，比尔·凯勒无耻地不认我们。[1]他还对我发动一系列人身攻击，以撇清自己的关系。

真是恶心。比我聪明的媒体人肯定能预见到这种结局。新闻业就是靠争先报导吃饭的，结果世界上最大的报纸竟然直截了当地要求别人先公布。后人谈到凯勒时，一定会提到他的懦弱：文件折射出的是发生在阿富汗的暴行，任何一个更坚强的人、更出色的记者都会为披露的真相积极地盖上自己报纸的印章。结果他反而谨小慎微，让我们先承受痛苦，我们当然一直都准备着承受痛苦。但按他当时的话来讲，我是一个流浪汉，一个臭气熏天的老疯子，而他呢，比尔·凯勒是 《纽约时报》历史上最懦弱、最自私自利的编辑。丑人丑事形态万千，有时候还会穿上运动夹克，戴上一条老旧的校园风领带，请我们原谅他的行为，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礼节规范。水门事件中，本·布拉德利紧密站在两名叛逆记者的身旁，五角大楼文件案中，灯塔出版社的罗伯特·韦斯特和戈宾·斯泰尔被法庭传唤，他俩宁可蹲监狱也不出卖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和这些人物相比，凯勒就是道德侏儒，自我洗白的本事顶天高。

巧合的是（或者根本不是巧合），花了数月时间排成一排的小鸭子们到了关键时刻全都为了各自利益叫成一团。曝光前36小时，我同意让第四频道新闻栏目向 《卫报》派去一名采访记者。《卫报》会在晚上9点30分在网站上实时公布，第四频道会在晚上10点半的晚间新闻快报中报导。可是现在《卫报》也唱起了自己的小调，不再思考“这样做符合大众利益”，而是 “我们的独家新闻呢？ ！ ” “我们的荣耀呢？ ！ ”我请来的电视团队不是普通人，而是由新闻工作者斯蒂芬·格雷带领的团队，格雷在该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写过一本备受追捧的有关阿富汗的书，《卫报》也一直想与他合作。格雷一直活动在我们计划的边缘，但后来 《卫报》声称我们将他请来是为了与他们打对台，这真是胡说八道。不管怎样， 《卫报》火冒三丈。它们钻进了牛角尖，只想着荣耀和自己那一杯羹，这不仅不合适，还很让人担忧，因为我和那位特别调查记者最初之所以开始联手，就是因为他是一名活动家，真正关心材料。后来 《卫报》说我难以相处，暗中搞破坏，但这只不过是英国头号自由派报纸的歇斯底里罢了，我们熟知和喜爱的报纸不就是这家么？

尽管出现了这么多波折，本次曝光还是做得十分成功。《明镜》用了17页、《卫报》用了13页、《纽约时报》用了8页做大幅报导。一石激起千层浪：时隔多年后，每家报刊终于第一次引领了有关现代战争本质的大讨论。我被卷入舆论的漩涡，只好尽量淡定冷静地处理，按部就班，引用材料，反复强调新闻自由等大问题。然而，当合作伙伴不满足于守护原则所带来的荣耀时，你也一眼就能看出来。《卫报》的人四处在晚宴上宣扬他们的功劳，尤其是那位资深新闻记者更是闭不上嘴，逢人便讲 “是我们干的”。他不清楚这样做带来的安全隐患，他这人总是想在同事面前显摆，也许正因为这样之前他才告诉 《纽约时报》我们手中电报的事情。为了吹牛，他还公开宣称我在他家和另外那位记者家过夜，完全不知道这种事说出去有多么危险。

你在当时就能观察到，它们刚刚一确认东西到手，我们间合作的道路就一下子变暗了。一开始它们藏着掖着，因为它们清楚要先将电报拿到手，但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奥威尔曾明确指出，这些其实都隐藏在语言中。《卫报》和 《纽约时报》愈发将我描绘为一个黑客，一个不牢靠的信息来源，然而在攻击我的同时，它们也暴露了自己内心的焦虑。人在质疑别人的动机时，一定要谨慎，一不小心就会暴露自己的动机。这些机构想把我和维基解密一步步慢慢清除，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法律攻击、捞得更多功劳而已。连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在面对压力时都不会像它们这样丢脸。此外，尽管我在保护材料和指导项目进展过程中经常蛮横不讲理，但它们应该了解我那样做是为了什么。可是最终它们选择与我撕破脸，完全忘记了我们共同的对手是谁。

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些个人因素。当初只有我和那位特别调查记者时，两人相处得非常愉快。在布鲁塞尔、斯德哥尔摩和在伦敦开始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在他面前，我觉得自己就像年轻的他一样。不好意思地说，他很敬佩我的理想主义。结果不久后，他就变得乖僻、黏人，头脑犯糊涂，声称大部分工作都是他做的，整个计划都是他的主意。用 《卫报》最喜爱的混合比喻来形容，他想成为把面包带回家的大明星。某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整件事情都牵扯到他在同事眼中的名望。我其实不是特别在乎功劳归谁，可是那12名 “怒汉”眼中看到的不是现实，只看到他们自己、荣誉地位和晚年的职业生涯，虽然是人性使然，但这妨碍了工作的推进。

对新闻斗志的真正考验其实来自敌人的反击。我们都清楚会招致何种后果。大曝光那天晚上，别人都想开香槟庆祝，但我却想： “先别急。白宫和五角大楼会发动反击，对我们下狠手。”他们先是说材料内容不重要。 “如果你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你会发现这批材料里其实没什么新东西。”《华盛顿邮报》从快速拨号名单拨打的第一个（未给出姓名的）被收买的政府官员如此辩解。这是第一阶段的标准答案。接下来一波，由默多克旗下的英国报纸 《泰晤士报》带头，声称我们发布的材料已经导致一名塔利班叛逃者死亡。结果发现，它们说的这名男子早在两年前就被杀死。然而，第一波批评刚一杀到，《卫报》记者就陷入了恐慌。

今天回想起来，《卫报》在初期阶段准备文件时，严格遵循该报高尚的职业传统，将工作做得非常精彩。其中有些人，如副主编伊恩·卡茨和系统编辑哈罗德·弗雷曼任劳任怨，并规范了计划进展过程。当然了，那位资深新闻记者又从中捣乱，告诉我 《卫报》一些工作人员想索要 “危险费”，因为他们被人跟踪。之前我和世界各地的记者合作那么多年，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一群人，在威胁面前吓得乱了方寸，对与自己不同的人合作那么不放心，处理安全等根本问题毫无经验可言。艾伦·拉斯布里杰给比尔·凯勒打电话，问他是否会设立安全电话信道时，这名纽约人傻了眼，根本不清楚。此外，尽管各家都有一些记者高兴工作，不计代价，却有其他一些人，尤其是那12个“怒汉”，每走一步都要满足自己的职业野心，自然而然，因为我是行动的负责人，就将炮火转向了我。

我觉得自己的战略很清晰，先公布阿富汗战争日志，然后再曝光伊拉克材料。阿富汗材料量要少一些，我希望先看看我们（维基解密和合作媒体机构）能否建立数据阅读和发表系统，培训记者和制图员，有了一定经验后，再接手更复杂的工作，处理数十万份伊拉克文件。刚才说过，两家报社都让我拿伊拉克文件 “犒劳”它们：它们对伊拉克材料的热情几乎有些不正常，因此我觉得他们肯定会全心投入，努力为公众曝光全部材料。有时候我这个人就是一根筋，钻进牛角尖里出不来，信心满满地以为接下来的三周会有下一步大动作。可是我没有考虑到一个重要因素，即所谓的 “新闻倦怠”：伊拉克没有阿富汗那么 “性感”，毕竟阿富汗战争仍然在进行之中。我还以为各家报刊有了经验后在伊拉克材料披露上会做得更好，可是员工已经精疲力竭，很多人马上就去度假了。当然了，别人累了也不能怪人家，但至少对我而言，我强烈感觉到，曝光行动的势头已经丧失。它们对新材料处理得不好，可又不愿交给其他记者继续披露。两家报社陷入了两难境地。

慢慢地，我们两方面的不和越闹越大，我与 《纽约时报》的关系更是蒙上了一层阴影。比尔·凯勒想将我描绘为 “线人”，顺便提一句，以后有谁想给 《纽约时报》提供情报，可要三思而后行了。曾几何时，保护线人、步步照顾线人是一种光荣的行为，更不要提是新闻和法律常识的要求—此时此刻，全球各地都有记者为保护线人被抓进监狱。比尔·凯勒对待 “线人”的方式卑鄙恶毒，让他和他的报社蒙羞。你可能会问，哪家报社会与 “线人”紧密合作，允许他成立一个包括该报在内的国际发行网络，曝光本年度最重磅新闻，然后事情刚过就拔刀相见，发动人身攻击— “他闻起来似乎好几天没洗澡了。”没错，我那周的确没怎么照过浴室镜子，因为我连续三个晚上忙于准备材料，为他家报社轰动世界铺路，帮他发扬座右铭的精神 “刊载一切适于刊载的新闻”。更无耻、更疯狂的是之后凯勒决定把我描绘成斯蒂格·拉松惊悚小说中的人物，一半是黑客，一半是阴谋论者，将 “性作为娱乐和暴力的工具”。

女士们先生们，这句话是可以起诉的。这句恶意诽谤，为的就是给面对不当性行为指控的人 （我）造成极大伤害。他在写这句话、印这句话时一定清楚，这会对我的身心、法律处境和名望带来重大打击。结果还是下手了。我实在不明白是为什么，也不会去猜。我只想在这里向各位读者完整解释来龙去脉，让大家看清他们的嘴脸，以及整个体系如何与这些人联手摧毁曾经宣称热爱过的人和事。凯勒的抵赖写了整整8000字，肮脏阴暗，错误百出。就让我用这段话回答所有的指控：若对你的错误一一反驳，会耗尽我所有精力，会耗尽你所有精力，甚至还会耗费法院所有精力。能写出那种东西的人，绝不是一个清醒、负责任的人。文学作品中这些人见得多了，表面道貌岸然，实则僵化呆板，内心更是变态龌龊，为了美化自己、蒙蔽公众，无所不用其极。你也许会问，是什么样的人如此下作？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处于绝望不择手段的人，是一个渺小的人，或就像王尔德笔下的教会会吏长，夜晚四处游荡， “与豹同眠”，结果清晨返回办公室后又下令谴责豹子。眼看凯勒先生从如饥似渴的合作者，一转眼又变成了忘恩负义的复仇者，速度之快让报社的年轻员工也许都感到羞愧脸红吧。

大家心里也明白，这样一个前途光明的合作关系就此断掉，是人都会有些不愿接受。现在的确是彻底断了，但当时的我仍然在笨拙地努力维持关系网，为尚未公布的文件做准备。我又一次全心投入到工作中：我感到必须要将材料曝光，供大众研究阅读。当初成立维基解密，不是为了存储纸张用的。不管进展多缓慢，我也想全部披露出去，给世界造成应有的冲击。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勉强撑了下去，为了激发公众兴趣，当时我与一些电视业的人合作，整理发布了几份文件。

与各家报刊的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周会更具爆炸性，不过后面再谈吧。尽管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也请不要忘了文件披露本身。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日志构成了重要的历史记录，它不会因为我们的无聊内讧就被赶下世界舞台。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记录是我和同事多年以来思考的结晶，旨在撬开隐秘的世界，定义我们的生活和全球政治。对有些人来说，战争日志的新闻只不过是过眼烟云，然而只要还有人关心人类冲突的变迁兴衰，这些材料就会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先走入材料的世界，了解具体内容，然后再回来继续控诉现代媒体的行径吧。

[1] 这里引用圣经。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对彼得说，自己被抓捕后那晚，在鸡叫之前，彼得会三次不认他，但他会原谅彼得。果真，彼得三次被问是否认识耶稣，三次均否认。这时鸡叫声响起，彼得悔恨交加，号啕大哭。

13鲜  血

2010年7月28日，美军驻阿富汗指挥官坎贝尔少将指出： “只要出现任何形式的机密情报泄露，就有可能伤害每天在这里行动的军事人员。”他还承认，没有读过任何一篇曝光的文件。次日，在五角大楼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和马伦上将按同样的战略宣传思路继续编造谎言。马伦说道： “阿桑奇先生觉得自己和线人的所作所为符合公众利益，他怎么想都可以，但事实是，他们双手可能已经沾满了某个年轻士兵或某个阿富汗家庭的鲜血。”

记者团一位成员提问。

记者：马伦上将，你刚才提到维基解密的创始人也许双手沾满了鲜血。你是否知道有谁因泄密而被杀？

马伦：他们还在……我担心的是，没有卷入这类战争，但披露这类信息的人无法……在我看来……无法理解这类信息是如何在我们专门使用的保密渠道内部实现常规共享。如果你不从事这类工作，不了解我们的工作，就会很难理解泄密带来的冲击，特别是潜在的可能性……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盟军士兵以及……以及阿富汗人生命受到威胁的可能性。我对此深信不疑。

盖茨部长：我要补充……我就补充一点。要知道泄露的原始情报信息量巨大……谁也不为此负责。没有一丝责任感。所有材料就这么一股脑儿扔出去，谁爱拿谁拿，完全不计后果。

记者：恕我直言，你刚才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短短几个小时之内， “朱利安·阿桑奇双手沾满鲜血”这句话就进入了英语词汇。用谷歌搜索 “阿桑奇”和“血”，你会发现，从搜索结果数量来看，这两个词凑到一起意味着，起码在媒体眼中，我与 “双手沾满鲜血”的契合度要比理查德·尼克松、苏哈托、本丢·彼拉多[1]加一起还要高。现代通信就是这样运作的。没有任何一丁点的证据显示我们披露战争实情造成了人员伤亡，我就被戴上了“双手沾满鲜血”的帽子。不动脑子的人就喜欢乱用这种话，用起来也很有效，但根本没有事实依据。最邪恶的是，其他评论员也开始鹦鹉学舌，不仅当成事实，还作为对原话的直接引用。两者都不是。再仔细听听马伦上将是怎么说的。他说： “他们双手可能已经沾满了……鲜血。” “他们”和 “可能”两个词被大众传媒剥下丢掉，一转眼变成了 “朱利安·阿桑奇双手沾满了鲜血”。就这样，原本不是真话的谎言又滋生了更锋利的谎言，发展到最后，我不但代表了一个幻象，还代表了前一个幻象的幻象，连告都没地方告去。

我们对这些流程都太麻木了，觉得没什么不正常的。可实际上真是可恶至极。如果我愿意的话，每天的时间都可以耗费在反驳敌人和朋友对我的误解上，而且我发现，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没有一个能躲开谎言的污染。当然，这不仅是我一个人要面对的问题，那些曾经蠢到、虚荣到认为可以在镁光灯下随心所欲生活的人，我对他们深表同情。仗是打不赢的。你会被迫变成狄更斯小说中的一个象征符号，与自己展开 “詹狄士诉詹狄士”般没完没了的争斗，证据不断累积、扭曲、繁衍，永远也无可能听到、永远也无可能尊重清晰正确的判决。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我既不会向你耸耸肩，也不会向你哭诉。只能在力所能及的场合澄清事实，继续上路，在为伟大事业斗争的过程中忘记自己。

除了骚扰银行外，我另外一项工作重点就是披露现代战争和国际入侵行动中鲜血究竟洒在了哪里。任务艰巨，只有依靠大众的力量才能真正完成。我们不做大肆报导的工作，只负责传递信息，分析数据、发掘意义的任务需要个人、研究人员、新闻工作者和律师花费多年时间来完成。我们与报刊的合作就是要起到一个刺激的作用，将浩如烟海的材料交给公众处理。为什么是我们或寻求真相的公众手上沾满鲜血，而不是发动战争的将军和省长，这让人绞尽脑汁也想不通。就说一点，阿富汗和伊拉克日志既不归未来的战争胜利方所有，也不归邪恶独裁者所有。它们不归任何人所有，而是世界现实的组成部分。盖茨等人也许对无法控制现实耿耿于怀，但他们确实无法控制现实，除非他们以及他们的敌人希望被世人视为 “老大哥”。两周后的2010年8月16日，国防部长盖茨在写给参议院议员的一封信中被迫说了真话： “审核截至今日，还没有发现任何敏感情报线人和手段受到本次泄露的危害。”起初对我和 “双手沾满鲜血”之间关系下的结论纯粹是睁眼说瞎话。

转移注意力也好，污蔑也好，日志为了解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揭示了战场实地事件的发生过程，提醒广大公众此类事件是如何被军方声明或媒体报道淡化处理的。一次又一次，平民伤亡被低调处理或误报。我们大家的道德任务，是将实地报告与事后声明做比较，让人不安的是，经常能够发现无辜群众遇难后得不到承认。例如，如果怀疑某建筑物是塔利班首领的藏身之处，瞄准轰炸，结果发现其实是所学校，一些儿童遇难，该事件就会被从日志中抹去。我到死都坚持认为，这就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关键信息。

举个伊拉克的例子吧。2005年11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接近叙利亚边境的侯赛巴市展开名为 “铁幕”的军事行动。激战17天后，五角大楼发布新闻通稿，标题为《伊拉克叙利亚边界处铁幕行动结束》。通告现在还在它们网站上挂着，可以去看看。简要列举任务目标后，报告称： “军方统计，铁幕行动中有10名海军陆战队员战死。行动期间共杀死139名恐怖分子，拘捕处理256名恐怖分子。”里面没提平民伤亡。通稿的日期是2005年11月22日。下面看一下我们曝光的伊拉克日志中的一篇，时间为2005年11月11日： “铁幕支持 （巡逻队）报告，在侯赛巴三个不同地点发现埋藏着平民尸体。在 （第一个地点），收回3具女尸、 3具男尸、1具童尸。在（第二个地点），收回7具女尸、10具童尸。在（第三个地点），1具童尸无法收回……死者邻居证实了遗体身份，无法收回的童尸的父亲也证实了其身份。2005年11月7日盟军战机轰炸的地点内所有死者尸体均被收回。”

我们分析数据时，必须避免先入为主，而要让数据说话。记者们发现这越来越难做到，它也是删除敏感信息这个问题极富争议的原因之一。各位一定记得，维基解密边做边学，我敢肯定我们进步了不少，尤其是在删的仔细度上比以前做得更好。面对着如山的数据，我们一开始删得肯定不能百分百完美，但美国政府对此所谓的担忧也是没有说实话，更何况删节不当造成的风险到今天都只是停留在假设中，没有得到证实，美国政府这样做只是为了将公众的吸引力从日志中披露的阿富汗战争实情上转移开而已。

此时另外一篇报导也浮出水面，说我声称，我们不为信息战负责， “他们死得活该”。简直是一派胡言：我说的是有人有这种观点，但我们会编辑文件，既保留实质内容，又尽可能不伤害别人。

日志发布期间，我从头到尾都牢记不能将删节问题变为审查的借口。从国防部长盖茨身上就能看出，利益相关方，在这里我指的是西方国家政府，经常利用删节问题 （或制造 “双手沾满鲜血”等伪话题）为文件保密决策做辩护。他们逆现代潮流而上，本质上是出于政治原因要求审查文件。我不愿成为宣传战的帮凶，让他们有机会说我反对删除敏感信息。实际上，我们自一开始就熬夜删除。当然了，我们没有政府那么过分敏感，也没有 《卫报》和 《纽约时报》一样过分敏感，但我相信我们的判断都很明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因为我们泄密而被伤害。

以上观点我一直也没有改变，但在伊拉克日志曝光之前，我能看到维基解密所谓的莽撞形象有可能对组织和未来工作造成破坏。如果你想在这个世界干出点名堂，有时必须要低头妥协，所以我觉得删除伊拉克日志敏感信息要比之前做得更彻底。手动删除的话，人手不够，尤其因为合作媒体害怕承担责任而拒绝帮忙，因此我们写了一个程序，从文件中自动删除所有姓名和所有识别身份的信息。我知道不动脑子的人肯定会谴责我下面一句话：我认为伊拉克材料删过度了。日志披露美军与当地军队合谋对数百名伊拉克囚犯施加酷刑后，丹麦国防部启动对本国军队行为的调查。首先它们去找五角大楼，要一份涉及丹麦士兵部分的未删节版本。五角大楼断然拒绝，所以丹麦就找到了我们要材料，我们也给了。有些人可能不愿相信，其实开放式政府的理念只有当用到实处时才有价值，不是空洞喊口号，我对删节的态度就受到了这种看法的影响。

第一波曝光引起轩然大波后，我们是在某种歇斯底里的疯狂氛围中整理伊拉克日志的。之前说过，合作报刊当时已是筋疲力尽，还被第一波曝光带来的大规模反响搞得有些心慌。这种情况我之前就在媒体机构身上见过：想报导重磅新闻，又无法承受重磅新闻带来的巨大压力。很多人只是中产阶级普通人，工作一天后只想回家陪老婆，和孩子聊学习，结果突然工作环境发生变化，又被监视又被法庭传唤的，大多数人的性格承受不住重压。然而伊拉克材料极其重要，尤其是在闹出瑞典性侵案之后，我要继续战斗下去，监督合作机构遵守承诺，恪守诚信。它们有一些反悔的迹象。维基解密开始组织联合新闻发布会以宣告文件披露。其他成员包括也开始打退堂鼓的调查新闻局，以及名为 “伊拉克死亡人数”的组织和其他几家机构，还有合作媒体。当《卫报》那位资深新闻记者再次联系我们时，丧钟开始在我脑海中敲响—背叛通常是可以事先预见的。他和我助手萨拉·哈里森说，《卫报》不喜欢被称为合作媒体，也不喜欢报纸的标识出现在发布席后面的横幅上。他那天会到场，但只会作为一名记者在观众席就坐。

叮当—这不就来了，捂着耳朵，谎称爬到大教堂钟楼里只是为了将街上的人看得更清楚。他告诉我们，《纽约时报》和 《明镜》也有同样的考虑，都不许用标识。我们在伦敦沃克苏尔桥附近的河岸酒店租了房间，数百位媒体人到场。我将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从美国接来，和我一起坐上主席台。我们公布了材料，之后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尽管存在媒体伙伴的麻烦，还有一些人想从中捞取好处，这些问题都会在后来才闹大，维基解密还是尽了最大努力精心筹备伊拉克文件的公布。我们必须要拉一个非政府组织入伙， “伊拉克死亡人数”正是最合适人选，自战争初期起该组织就全面记录平民伤亡情况，做得十分出色。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为40万份文件建立了一个自动删节系统。与《世界报》联手也是正确的抉择，因为法国2003年就反对伊拉克战争，并因此遭罪。西班牙日报 《国家报》也应邀加盟。我们与伦敦的调查新闻局合作，为第四频道和半岛电视台制作有关日志的纪录片。无论是维基解密还是合作伙伴，都认为材料会巩固 （并补充更多细节）公众的看法，即伊拉克战争已经失败，并威胁着开放的理念。美国军队已开始撤离伊拉克，很多西方国家一年多前就已撤兵，这在政治上就为记者无国界、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等一些非政府组织分析材料、做出结论创造了空间。

文件包括了美国驻伊拉克军人对每一起认为值得记录的事件的汇报。一切细节都详细记录：准确地点、时间、涉及军事单位、死伤人数、拘捕人数、死伤者情况，美国、盟军、伊拉克军方、武装分子、平民，应有尽有。简而言之，这不仅仅是伊拉克战争，也是史上所有战争中最为重要、记录最全的历史材料。

战争的罪孽，不管是从战地实时层面看，还是从大背景层面来看，都一览无遗。与 “伊拉克死亡人数”一同阅读日志，我们发现了之前从未报导过的15,000名死伤平民。现代战争不是五角大楼宣传的那样，运用高科技的魔力精确打击敌人，它仍然是场残暴的血腥惨剧。无人机也许能够精确瞄准住宅，可是无法核实谁在屋内，也不知道谁刚放学回家。

伊拉克文件 （现在仍有很多文件等着被分析）暴露出美国践踏人权的后果，也揭露了萨达姆政权下国家的惨景。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拼凑出整个宏大战争过程中的冲突景象，而这些日志就是他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我对日志的披露工作非常满意，给身在澳大利亚的妈妈打了电话。我们定期通电话，但在此时此刻能够联系上我人生一切开始的地方，心里不禁感到一阵温暖。

接下来的日子里，拉里·金希望采访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和我。计划我谈日志，丹则会从历史角度分析。我们必须在凌晨两点赶到伦敦的CNN国际演播室与拉里·金同步，他当时正在纽约进行直播。等待登场的工夫，我们观看了他节目前面的内容。有一名嘉宾是美国最高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的前女友，她就两人当年在一起的时光说了一些让人不敢恭维的话。她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野心勃勃，一心想发迹。她对金说，有一次他甚至凌晨两点去接受媒体采访！丹和我彼此对视，看了看表，笑了。

当时我的心里还有另一件事。我们所有伙伴的心里也都想着这件事。当时，这件事已经占去了我人生大部分精力。尽管我们会继续公布材料，推动维基解密工作发展，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泄露文件，但不管我们做什么，瑞典的案子都是媒体关注的重中之重，舆论疯狂猜测，炒得鸡犬不宁，终于使我锒铛入狱。到今天为止我一直没有向外界透露过我对此事的看法。我的陈述难免会有一些愤怒的情绪在内，毕竟本案背后被极度的恶意和机会主义推动着，但我想尽量怀着谅解的精神进行阐述。陡然倍增的敌人对我没有丝毫体谅之情，如果我打不过他们，至少还有不与他们一般见识的权利。

2010年8月我拜访瑞典时，从五角大楼传出的话还依然在耳边环绕。新闻发言人杰夫·莫雷尔之前曾在一次发布会上暗示道，维基解密，特别是我应该开始担心了。他说： “如果光说让他们做正事，还起不到效果的话，我们就会想别的办法迫使他们做正事。具体我就不细说了。”发布会上有人问道是否我们的合作伙伴 《纽约时报》也会遭到迫使，他回答道： “我不清楚 《纽约时报》是否称他们为自己的伙伴……我不清楚 《纽约时报》或其他发行机构手中有文件。”从这里可以看出，五角大楼和比尔·凯勒的想法相仿：让维基解密去背黑锅，下地狱，公布了同样材料的合作机构却似乎不受严酷法律的制裁。第一修正案的支持者可能会抗议了，莫雷尔的话等于证明了，一家机构能够享有的言论自由，另一家是无法享有的。与合作机构不同，维基解密不被当作出版机构对待，却被视为间谍，而这种荒谬的观点暗藏着层层杀意。

与此同时，我们得知五角大楼成立了一个90人的任务小组，后来又扩充到120人，专门负责维基解密事件，全天24小时、一周7天轮番上阵。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防情报局也卷入其中。事态越闹越大，一些美国政客公开要求将我暗杀。萨拉·佩林说应该像杀狗一样捕杀我，一家报纸甚至刊登了一张我的图，脸上画着一个靶子。

我当时还没有放弃寻找避风港、安安静静工作的念头。瑞典看起来不错。瑞典的形象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度《信息自由法》能够追溯到18世纪80年代，它们的宪法中用很大篇幅对保护新闻自由做出了具体规定。线人在瑞典的处境比世界大多数地方要好：瑞典人享有匿名权，记者承诺保护私下提供信息者但事后无法兑现承诺的，要接受罚款。在瑞典，若想受到保护，不受 “事前限制”的束缚，必须要有出版证书，还要为一名负责任的正规编辑工作。我带着这个念头去了瑞典，希望获得证书，成为一名正规编辑。这就需要有一份收入，因此我同意为瑞典最大的报纸 《快报》担任专栏作家。

我希望维基解密能够在斯德哥尔摩开设一家新闻办公室，于是着手筹备。此时此刻，瑞典代表了两个事物，一是未来工作环境，二是避风港。正是这样，后来发生的事情才更是让人难过。去瑞典之前，我按惯例安排对方邀请我去发言，这次的听众是社会民主党基督教协会中的一个政党 “兄弟会”。我于8月11日抵达，刚一落地，在一家西方情报部门工作的联络人就给我发来了消息，证实了五角大楼新闻发言部门之前暗示的内容。据称，美国政府私下承认，很难在法律上起诉我，但已经开始讨论 “以非法手段处理你”，朋友说。这名线人对此有详细的解释：获得有关我们手中材料的情报；不择手段挖掘一等兵曼宁和维基解密的关系；如果其他方法都行不通，就动用非法手段，如在我身上安置毒品，在我的硬盘上 “发现”儿童色情制品，或让我卷入不当行为指控的陷阱。

从朋友传来的信息中可以看出，我不会受到人身威胁。我将此事告诉了住在柏林的支持者弗兰克·里格尔。他是“加密电话”公司的首席技术官，他的公司专门为加密安全通信生产电话。他说可以帮我起草一份新闻通稿，将情况公之于众。随后他就写了一份草稿，我身边带了笔记本电脑，准备编辑。我们希望越早公布越好，否则真等造成伤害或安放罪证后再公布就无济于事了。我当时没有立刻公布，这个疏忽直到今天还在后悔。同一天，我澳大利亚的银行卡突然不能用了。使用手机也要特别小心，只有为了接收短信才会开机，所以当时的情况非常混乱。但我把这些事情都抛在了脑后，继续忙着瑞典的工作，为成为一名编辑而努力。

一天晚上我和一些朋友及其同事共进晚餐。我的朋友瑞典记者唐纳德·博斯特伦也在场，他年约五旬，新闻经验非常丰富，同时在场的也有另一位瑞典记者，一位美国调查记者和他的女朋友。那名美国人可能有些可疑关系，不过那姑娘人很好。我和她搭讪，唐纳德则在桌子对面皱着眉头看我。后来他告诉我，应该留心我的所作所为：他说当前 “美人计”的可能性很大，并详细讲述了摩萨德是如何抓捕瓦努努[2]的。说得委婉些，我当时肯定是渴望爱情，因为唐纳德的话我没怎么听进去。我装作一副知道如何小心的样子，觉得自己特别关注安全问题，他说的那种事只会发生在没经历过我人生体验的幼稚人物身上。谁知不久之后我的狂妄自恃就将巨大祸端引上了门。

我是因为受邀为议员发言才安全来到斯德哥尔摩的，这就意味着我被一群社会民主党人看护着。他们有很多人与其他政治群体有来往。我得知可以住在一位名为A的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寓里，她当时不在家中。我去她家后没几天她就提前回来了。A女士是该党的政治发言人，之前协助安排邀请我来瑞典。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她，当她指出公寓只有一张床、我是否愿意同床睡时，我也没有理由怀疑这除了是友好提议外，还能有其他什么背后动机。不管怎样，我答应了，那天晚上我们便上了床。

政治活动压力很大，当女性对我微笑、对我示爱时，我自然欣然接受。这样说很难为情，即使是我这样的单身男子也不应该无礼到随便讨论与一位或多位女性私下进行的活动。可是当时的情况没有什么异常，感觉只是一件在糟糕的时间出现的好事。五角大楼要将我置于死地，很多朋友，可能还有线人，就我所知要么担惊受怕，要么已经处在监视之下。我迫切地希望能够保护他们，希望斯德哥尔摩能够成为我一直梦想的避风港，为维基解密的工作提供一个宁静的港湾。说实话，我觉得A有些神经质。那一晚没什么特殊的。我们发生了几次关系，第二天两人也没有不愉快。

一两天后，A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负责管理麦克风，后来的午餐她也来了。在场的还有其他的记者和一名叫W的女性，她之前在发布会上帮忙，穿了一件好看的粉色毛衣。就凭我和这些女性发生的事情，我肯定赢不了年度智者的称号了，年度绅士的称号就更别想了。不过，当时的气氛很轻松，我也没有注意到谁有危险，谁做了错事。W说她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邀请我去参观一些不对外开放的展室。我欣然同意，吃完午饭，去买了些计算机配件后，我们就离开了众人，前往博物馆。博物馆的一些员工似乎认识她，我们四处逛了逛，看了场关于海底生物的电影，然后就分开了。

当晚，A办了一个小龙虾派对，庆祝瑞典传统习俗，我也参加了。后来她声称我强奸她的那天就在这个派对的前一天。A也在派对上，看起来特别高兴，与我、我的朋友和她的朋友欢声笑语，杯盏交错，一直到深夜才散。我们坐在外面，接到她一条推特短讯，说她 “和世界上最酷的一群人在一起”。这时得知她已经告诉大家我们上过床，后来我又得知她曾趁我在她床上熟睡时拍了一张我的照片，放到了Facebook上。我当时本该搬出她家，几位新室友是瑞典海盗党成员 （海盗党支持版权改革等事务），可是A坚持让我回来，继续与她同住。本来安排在A旅途完回家后，我就搬到那几位男士的公寓去，但她说继续待在她家没问题，所以我又回去了。接下来的五个晚上都是在她家度过的。

其他的夜晚我都是同W度过的，但A一直和我围绕政治会议等事务合作，其中还有一次陪同我出席了与海盗党党魁里克·法尔温格的晚宴。法尔温格提出维基解密的一台服务器可以安置在他那里，挺有意思的，因为这就意味着服务器会由海盗党保管，这就有了政治保护。还有一晚，一次颁奖晚会后，我与W碰面，一起回到她家，远在斯德哥尔摩50英里外的恩科平。我的行为听上去很冷血，当时也的确是这样，是我的错误，但我没有犯法。我已经在A家住了不短时间，意识到要是再住下去可能会出问题。请记住，我当时特别疑神疑鬼：不喜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和A的关系逐渐公开化，这似乎也是她希望的。

和W的关系也没有什么前途。她言辞有些含糊，不过恩科平那一晚很好玩，我觉得两人那晚都特别开心，不过可能也就那么一次而已，以后不会再有。她自己也挺淡然的，翌日清晨我们用完早饭后，就骑她的自行车去火车站了。她为我付了车票钱 （我的银行卡仍然用不了，而且也身无分文），两人吻别，她让我在火车上给她打电话。我没打，结果这通没打的电话反倒成为我一生最昂贵的电话。接着我去新闻工作者工会开会，讨论入会事宜：别忘了，别看我四处瞎胡闹，我去斯德哥尔摩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各类政治保护，让维基解密能在当地运营业务，如果机会允许，我还会找到一个容身之处，不用再害怕被引渡到美国。

之前提过，我当时不怎么用手机。（身边总是携带好几个手机。）我的确在某个时间同W通了电话，是她给我打的，可是电话电量不足，打着打着就没电了。我当时满脑子都是国际形势，尽管我和这两名女性度过了一些时光，但没有怎么关注她们，也不回电话，也没有摆脱美国人的威胁和声明对我造成的压力。我的一个错误就是指望她们能够了解这点：她们的确知道我的处境，因为那一周我们谈过五角大楼派120人与维基解密斗。所以，我不是一个可靠的男朋友，甚至都不算一个特别关心人的性伙伴，因此问题初现端倪。当然了，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我从一开始就被盯上了。

我住在A家的一天晚上，她没回家，她说之前与一位正在写我的记者上了床。我觉得很是蹊跷，那个男的又是谁？不过我自己也不是就守着一个女人，而且我们很明显是非常随便的关系，不过星期五早上我离开时，的确注意到她举止有点奇怪。当天晚些时候，唐纳德·博斯特伦打电话告诉我，他刚和A交谈过， A之前刚和W交谈过，W告诉A她在医院里。我一下子就懵了。两个姑娘彼此来往，其中一个还在医院？我那些手机都完全用不了，但用其中一个接了唐纳德另一通电话，他这次又引用A的话，提到W、警察和DNA检测的事情。我纳闷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所以我给W打了电话，她对此完全否认，说她提到警察，可能只是因为想咨询他们关于检测性病的事情。

W想让我立刻去医院检测性病。我说我那天不行，有要紧事要办，第二天可以去，她说可以。然后她问我是主动给她打的电话，还是因为我之前和A通了电话。此时事态已经非常荒谬了。唐纳德一遍又一遍给我打电话，说A想帮我处理W的情况，我就说： “不用了，没事。我已经和W通了电话，明天见她。”整个事情非常荒唐，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你说我说越来越乱，使我起了很大疑心。我又和A通了电话，问她警察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她说我不知道瑞典的情况：瑞典人可以就性病和类似的事情直接咨询警察，没什么要紧，也不算正式投诉。这时也许我应该对事态发展疑心更大一些，可是我自己当然清楚没做坏事，所以完全没料到接下来会与警察打交道。

我想再向W核实一下情况，所以把一个手机充满电，下午给她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我需要自己静一静，所以当晚住进了一家旅店，开始为瑞典报纸专栏写第一份稿子。大概六点半左右，我刚写到 “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这句，顺便查了下推特，发现警方因双重强奸对我发出逮捕令。一开始我觉得肯定是小报垃圾，凭空捏造的。我只想到，这些报纸还能再下作一些么？诽谤一个人还有没有底线了？随后我在一家更严肃的报纸网站上也看到了逮捕令，才知道是真的，一瞬间全部信念体系都崩溃了。

回过神之后，我意识到我是刷信用卡住进旅店的，有好几个人也看到了我，我必须立刻离开那里，准确评估形势，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请一定记住，当时我对什么事情都疑神疑鬼，各种阴谋论统统相信。我无法想象A和W竟然会采取这种行动，也死活想不通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所以我离开旅店，上了火车，去瑞典北部一个朋友家。我不可能去找警察，因为我深信警方肯定在四处撒网。整件事情太不真实，太出乎意料。此时此刻，很难判明到底是我被陷害，还是两个姑娘心生妒意，因为坦白地讲，当我静下心思考，与朋友讨论之后，我当时觉得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但我清楚肯定是其中之一。

我没有强奸两位女性，也无法想象我和她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两人发出如此指控，除非是事后起了坏心，两人合谋陷害我，或者两人之间产生了重大误会？我也许有点大男子主义，但我不是强奸犯，只有扭曲的性政治才会将我打造成强奸犯的模样。两人都自愿与我发生性关系，并乐意在事后和我共处。这就是全部事实。

然而，在现代瑞典，光有事实并不够。某些方面，可以将瑞典视为一个与欧洲其他部分隔离开的地方。瑞典传统上趋于中立，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社会，人口不到1000万，国家由斯德哥尔摩的几家强大机构管理着。瑞典因政治稳定、民众齐心而闻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都主宰着全国政治。然而局势一直有所变化，而且并不能肯定是向好的方向转变。2001年，瑞典在社会民主党的带领下，出兵阿富汗，打破了之前近二百年不向海外派兵参加军事行动的传统，这反映出瑞典开始远离之前的外交中立政策，逐步向美国靠拢。后来我们在电报门事件公布的一份文件 “电报09-141”中披露，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清楚说明了在计算机文件分享和政府监控计算机通信等问题上美国施加的压力和瑞典的顺从。还有更糟的，2006年人权观察公布的一份报告表明，瑞典与中央情报局合作，非法引渡两名寻求政治庇护的人士。难怪，2010年12月我在伦敦被捕的当天，英国 《独立报》发文指出，瑞典政府早已与美国私下交谈，讨论将我从瑞典引渡至美国的事宜。

两位女性的律师克拉斯·博里斯特伦担任社会民主党的性别平等事务发言人。这里我必须满怀敬意地承认，瑞典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绝对女性主义进入主流社会的国家。出兵阿富汗的决定主要是出于女性主义原则的考虑：尽管女性运动传统上是反战的，可是瑞典人谴责 （可以理解）塔利班对待女性的行为，并支持 （难以理解）以轰炸方式来反对塔利班。老一辈瑞典女性主义者经常提到 “国家女性主义”的概念，直到最近， 2011年2月份左右，瑞典媒体才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我的案子，思考本案是怎样反映出瑞典的体制和瑞典人自己的斗争的。

A这几年来在瑞典是一个颇有抱负的政治人物。她在女性主义运动中人脉很广，在社会民主党内也有很多关系。在党内，她是兄弟会的主要成员，我8月来瑞典就是该组织安排的。起了什么事端先不说，令人担忧的事件马上就出现了。我得知，A已经删除了与我有关的推特短讯。她最后一次公开的推特短信是2010年12月12日发布的，其中写道：

现在的事让人烦透了。还有没有完？不管怎样，我要对（阴谋）理论家说， “另一个人”（W） （和A）一样坚持自己的说法。

《快报》于2011年3月10日披露，第一个与W交谈的警官是A的朋友。而且，两位女性去找警察后的第二天，A 接受《快报》采访，否认她和W都害怕我。她说我不是个暴力的人，而且我和两人的性关系都是自愿的。警局档案表明，两人最初都不是要投诉我，只是想咨询性病而已。她们曾说，她们在电话上威胁我说，如果我不立刻接受性病检测，就去报警。两人的律师克拉斯·博里斯特伦在小报 《晚报》上一篇文章中指出，两人一开始去找警察时不是为了要举报我，只是为了让我接受检测。

还有一些其他问题。2006年A在一篇名为 《强奸？》的博客中，描述了一个场景，最后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性行为开始时女性是自愿的，那么男性最后却被判强奸的案子，到底历史上有没有？警官与两人的面谈没有被录下来，完全没有遵守警方推荐的规程。连检察官玛丽安娜·尼都认为，本应有面谈记录，这话是她针对新性犯罪法向司法当局的发言中说的。W的朋友的证词表明，W只想知道是否警察能迫使我接受艾滋病检测。直到正式报警之前那段时间内和W一直保持联络的一位证人指出，W当时觉得好像她被一些有背后动机的人左右摆布。这就与2010年8月21日 《快报》一篇文章引用的A的故事有矛盾之处，文章称，是W主动找的A，因为W想报警指控我强奸，A对她表示支持，因为A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泄露出的一份报告 （还未得到W的证实）指出，面谈警官中途打断面谈，因为她发现面谈刚开始不久，警方就下了逮捕令，这让她无法集中精神完成面谈。就本案接受警方面谈的W的朋友 （M. T.）透露，W觉得她受到了警方和周围人的 “逼迫”。

我可以继续说下去，不过还是算了吧。这里不是全面重申被告方辩词的地方。我只想说，在我看来，指控又荒唐，又阴险。我准备了一份长达46页的报告，对本案、声明和矛盾之处做了详细阐述。报告秉承了科学式新闻的精神，分析虚假事实是如何一步步经过沟通体系，最终形成绝对谎言，对当事人造成威胁的。

之前说过，我在斯德哥尔摩那一周的行为并不算体面，但强奸指控对我的污蔑已经毁了我一年的生活，对我的声誉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由于我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建立在正直和道德行动之上的，对我的污蔑一下子成了我敌人的利器。就在写这本书时，我正处于英格兰乡间一名保释担保人的家中，夜晚禁止外出，腿上戴着电子铐。电子监视设备的使用可以追溯至1983年，是因为一位名为杰克·洛夫的新墨西哥州法官在漫画中读到恶棍将电子追踪装置安到蜘蛛侠身上而获得的灵感。我就像 “老蓝”一样，人生比虚构作品还奇怪。我没有收到任何正式指控，但与 “他双手沾满了鲜血”异曲同工，在搜索引擎内输入 “朱利安·阿桑奇强奸”几个字，会找到400万条搜索结果。强奸指控提出，撤销，再提出，从头到尾我都因为2010年8月在斯德哥尔摩和两名女性自愿发生性关系这么罪大恶极的事而受到了法律制裁。

他们想让我见血，也成功了。我不会再为各位挖掘更多细节，各位已经清楚是怎么回事了。按理说，自传通常不会花这么多篇幅来讲这么古怪的事。以上事情都发生了，应该有人讨论，但我绝对不想说了。在我工作生涯中最风光得意的这一年，怎么不是火车撞车，怎么不是突然皈依摩门教，怎么不是其他莫名其妙的事件吸引我的注意力，反而是双重强奸指控，关于此事，我能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除此之外，生活其他方面还算正常的部分仍然运转着。发出指控后，我在瑞典又停留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什么动静也没有，瑞典检察机构似乎也没有找我谈话的意思，因此我坐上了开往英格兰的飞机，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很快欧洲逮捕令就会杀上门来，但现在是与提心吊胆的合作媒体携手准备电报门的时间，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件曝光行动铺平道路。

[1] 本丢·彼拉多：下令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罗马行政官。

[2] 瓦努努：以色列科学家，曾因泄露以色列核机密被捕。

14电报门

曝光不仅仅是一个行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曝光兼顾理智与情感：你的知识造就了你的人格，国家无权削弱你的人格。很多现代国家都已经忘记，它们的建国基础正是启蒙运动的原则，即知识是自由的保障，国家没有权力随意赐予正义，正义不是权力的施舍。实际上，正义若得以维系，是对权力的约束，我们只有确保政治永远不能完全控制信息，才能保护人民大众。

上面说的是常识。这曾是每个媒体自由的国家中新闻界的第一原则。网络让审查变得更加容易，只要轻点鼠标就可以删除真相的存在，而网络监视私人信息的方式会让第三帝国的邪恶官僚喜笑颜开。秘密通常是权力的专利，然而在今天，只要有人这么说，不仅会被视为宣扬过时的自由派观点，散播伪民主的谎言，还会露出自己 “破坏国家安全”的无政府主义洋尾巴。仔细分析一下美国宪法吧，其中凝聚的原则在今天会被众多美国人视为激进。杰斐逊会被看成国家敌人，麦迪逊会被视为左派游击队分子。

信息解放人类。信息能让我们质问那些希望剥夺我们质问手段和答辩权利的人。维基解密虽然现代气息浓厚，运用先进技术，但在约翰·威尔克斯等18世纪智者的眼中，一定是一个合乎传统、合乎常理的组织。我们因为维护原则而屡受抨击，而很多批评我们的政府被人民选上台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维护相同的原则。我们是人民的制衡局，跨国运营，深信政府和外交官的幕后行为我们完全有知情权。人民选举政府，养着政府，信任政府，是政府的主人。任何放纵自己忘记这点的政府，都会听到人民的声音从每所聊天室里、每个博客中、每条推特短讯上，最终到每个广场上响起，从特拉法加广场到纽约时报广场，四面楚歌，天怒人怨。任何反对这个真相的政府都会灭亡。

与合作媒体开展工作初期，我就意识到早晚应该邀请他们共同公布一大批外交电报，电报之前已经泄露给我们，正在准备过程中。我推迟了曝光外交电报的时间，为的是尽量有条不紊、小心谨慎地披露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日志。材料信息量庞大，需要时间阅读、筛选、组织、展现，每走一步都要考虑法律和其他方面的可能后果。我们最关注的是履行对线人许下的承诺：如果材料符合我们的编辑政策，意义重，内容新，受到某种形式的压制，我们就会尽快公布，提供支持，大力宣传。最新一轮的电报描绘了世界各地使领馆的活动，揭开了政府各个级别行动的面纱，秘密行动、根深蒂固的偏见、各国尴尬丑事和人文事务统统一览无遗。与之前的曝光一样，外交电报会让民众更加看清世界运转的方式，尽管有人拼命想要模糊我们眼中的世界。电报也会改变我们对政府做什么、为什么做的了解。

由于处于密切监视之下，五角大楼也不断对我发动人身攻击，我希望能复制电报副本，妥善保管。和 《卫报》的纠结让我很不开心，《纽约时报》的做法更是卑鄙无耻，但我对前者的态度是 “明枪易躲”。《纽约时报》的行径已经证明它们是懦夫，我不想和它们再次合作。当时感觉似乎重锤马上就要落到我们头上，因此我拷贝了25万份文件，首先交给东欧和哥伦比亚的联络人保管，然后放在了一台加密笔记本电脑中，寄给了当年五角大楼文件案中的英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将文件交给丹，对我们两人都有象征性的意义。我们也知道一旦发生危机，丹一定会成功曝光文件。

请记住，材料的哲学价值并不大。如果我们愿意，本可以以数百万美元的价格卖掉电报，甚至在我们开始披露后还有人出钱购买，但我们不是这样运作的。话虽如此，我还是希望能够让合作伙伴重视材料的价值，在协商公布条件时好让他们意识到材料的重要性。《卫报》是发布材料的正确人选，我也打消了忧虑。我要求报纸总编艾伦·拉斯布里杰写一封签名信，保证会秘密妥善保管材料，准备万全之前决不许泄露任何内容，绝不将材料存在连接因特网或任何内部网的计算机上。拉斯布里杰答应了请求，我们在信上署了名。作为回报，我制作了一张附加密码的加密碟，将材料交给了对方。此时，那位资深新闻记者乐呵呵地去苏格兰度假了，准备阅读材料，和我就未来计划保持联系。

瑞典案悬在头上，我真真切切感觉到合作媒体内有一种叽叽喳喳的三八劲头。我很惊讶，因为很多人都是调查记者，本应该对政治弃儿所遭受的污蔑和歇斯底里有一些认识。比如，调查新闻局的一个人突然和同事说，他不想与一个强奸犯同台共事。至于各报刊不愿意自己的标识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的横幅上，他们这种听风是雨、狐疑满腹的心态也不是第一次了。这其中有些人的丑事一箩筐，却明显对我的麻烦幸灾乐祸。没有一个人问我事情的经过如何，我感觉怎样，有什么能帮我的地方；他们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就好像是说这些阴险的指控如同虚无缥缈的 “烟”，但他们的人生经验又在暗中嘀咕 “无火不生烟”。这些人一生坐在高处评判别人，天天希望千万别有人将灯光对准他们。当然了，大体上来讲，从来没有人将灯光对准他们，因为这些人代表了媒体，舰队街[1]的编辑从不揭彼此的短。

两家合作媒体甜言蜜语从我们这里骗走了一些独家内容后，行为举止有所变化，就好像我有道德风险一样。材料还是原来的材料，我们曝光的热情也没有降温，可是对我的不实指控让这些人的举动愈发出格，对我的僵化看法也到了疯狂的地步。也许我本可以挽救局势，我也真的努力了，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后，对付如此自私自利到极点的人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所限。他们为所欲为，我也犯了几个错误，最新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给了他们电报的拷贝。

电报里有一些轰动性的事件：美国外交官明显乐呵呵地在一旁看着印度政客受贿2500万美元，美国不断干预海地政治，秘鲁总统候选人接收毒贩嫌犯的献金，美国外交官代表美国企业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游说外国政府，立陶宛政客付钱购买记者的正面报导，甚至还有美国外交官在联合国暗中窥探其他同事的事件。

电报一经披露会轰动全球，但当时筹备工作还没做好。我们的系统还无法张贴文件，也无法应付披露后会随之而来的巨大流量。针对保护不知名线人的问题，还存在法律和其他未解决的敏感问题，因此我之前才将材料存放在合作伙伴处，还要求对方同意未得到许可不得公布。任何像样的出版商都懂得，比起独家报导，保证材料准备完全、保护信息来源的工作更为重要。这是重中之重。然而《卫报》却不懂。资深记者刚度完假回到伦敦，就开始就出版的问题骚扰我。他说《独立报》的一位女性记者也有电报拷贝，对他们的独家新闻性构成了威胁。

我对此做了一番调查，发现我们的冰岛同事斯马利·麦卡锡的确曾在焦急之中将材料交给 《独立报》的记者。本来请他在短时间内帮忙处理格式，结果他被工作量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明智地将材料与她分享，请她分担一下涉及到的工作量，并立下了严格的合作条件。然后他远程侵入对方计算机，删除了电报，但搞不清对方是否已经制作了副本。《卫报》记者的说法是，她正四处兜售材料。跟大家讲，我们已经见过太多这类人，觉得自己是社会运动人士，但一见到感兴趣的商品，就摇身变为张牙舞爪的股票经纪人。当他们给对手最后致命一击时，你都可以瞥见他们脸上的奸笑。虽然我们已经把 《独立报》的问题弄清楚了，《卫报》记者还是说风险巨大，一份 “野种”拷贝流失在外。他希望加速提前公布。我和他说，我们还没准备好，而且双方签了协议。他在惊慌失措中离开了，再没和我们联系。

后来才得知，他之前已经将材料拷贝给《纽约时报》。他们想匆忙公布，文件涉及的所有重要问题—关系到生死的问题—一概不管不顾。就像贪婪、莽撞、无法无天的土匪一样，他们要让世界陷入枪林弹雨，谁也拦不住。《卫报》记者的行为不但懦弱，更是触犯了法律，一面急着讨好自己的报纸和大西洋另一边的偶像，一面突然就将整个烂摊子倒在了我们头上。连初学新闻的学生，都不会这样毫无原则，内容本身爱怎样怎样，材料提供者爱怎样怎样，怀里揣着自己的肮脏计划，背后捅我们刀子。上一波披露没怎么得到 《纽约时报》的支持，他们后来又对我心怀敌意，这一次没有理由同他们继续合作。毕竟，这是我们的工作。可是 《卫报》根本不关心这个：他们想拉 《纽约时报》入伙，共筑防卫墙，而维基解密可以去自挂东南枝了。

我们必须要留出时间准备。对这些常常被交稿期限逼疯的人来说，这一点显然超出了他们幼稚的智力范畴。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要留时间准备。于是我给拉斯布里杰打了电话，他同意我可以去报社谈。还记得我与拉斯布里杰签署的协议吗？《纽约时报》的卷入是非法的，可是没有人敢承认，不过我还是怒气冲冲地走进了 《卫报》报社。我清楚他们出卖了我们，又没有胆量承认。我们和我的律师马克·斯蒂芬斯一起走进了大楼，巧的是，在楼梯旁正好正面撞见了那位资深新闻记者。

“你好。”我说。

“哎呀。”他有些讶异。

“我们一会儿下来和你谈，”我说， “艾伦·拉斯布里杰给我们看的几样东西我们想要澄清一下。”

我这一辈子从来也没有见过有谁像他一样瞬间表情崩溃。他脸色一下子煞白。我们走开时，都说这名新闻记者看起来像一个手里还拿着杀人凶器就被当场发现的犯人一样。

我们上楼找艾伦·拉斯布里杰。《明镜》的总编也来了。我大声咆哮着，直截了当地问他们是否将材料交给了《纽约时报》。拉斯布里杰将问题搪塞过去。我说： “首先要做的，是确定谁手中有拷贝。谁没有拷贝，谁有？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公布。”他的双眼环顾房间，不知道往哪里看好。 “你到底有没有把电报拷贝交给《纽约时报》？”

《独立报》记者的事情给了他们一些叽叽喳喳的说辞，但没有站住脚，我则不停逼问他们。 “我们要清楚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我说， “我们面对的是可以信赖的人，还是不可以信赖的人？因为如果我们面对的人连签了书面协议都没法信任，那……”这时他们的眼睛都开始四下张望。他们的形象就像讽刺漫画中画的一样滑稽，这些成年人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因为对他们大嚷大叫，后来我被描述为一个疯子。可是事关重大利益，换谁谁不喊呢？眼看着这些玻璃办公室中胆小如鼠的卑鄙小人，谁不会火冒三丈呢？很快大家就意识到，艾伦不愿意回答问题，其实就代表他承认了。只是出于法律原因才不说 “对”或 “不对”。我对他的敬意烟消云散。瞅瞅这个衰人吧，身任一家大报的总编，一个社会中流砥柱机构的领导，一个年岁比我大的长者，面前摆着如此重大的事件，唯一能做的就是眼睛贼溜溜地四下张望。真是难以置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肯定围绕诚信等等话题做了一番长篇大论。这种情况下，也是很正常的。总之，我们花了七个小时争论，后来下楼起草计划。《卫报》从一开始就清楚自己的目标：立刻公布。《明镜》则希望做老好人，谁都不得罪。关键在于，我之前说过，我们还没准备好，可是这些人几个礼拜一直来烦我们，现在准备发动最后一击。他们沉浸在自己巨大、丑陋的虚荣心中，已经忘记我们是谁，忘记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在他们眼中，现在的我们就是一群古怪黑客和性变态而已。不过我们清楚手上有什么材料，运用科技也是手到擒来；这些人却耍一些最古老、最过时的伎俩来对付我们。我暗示道，我愿意立刻将全部材料送给美联社、半岛电视台和新闻集团。我也不愿意真给，但如果他们不合作我就要下手了。

他们清醒了过来，开始更加理性地讨论如何处理曝光问题。我则继续发动反击，指出我可以告他们违反合约。我的组织是非营利机构，依赖捐款维持开支，如果公布材料后我们还没准备好，收入就会大打折扣。他们肯定明白这会对我们造成多大的打击：我们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团队，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组织，为实现远大目标数年来任劳任怨地工作。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存，因此我会采取一切手段，不让他们得逞。就这样我们开始了谈判。起初他们坚持要立刻公布，但最后双方同意往后拖一个月，给我们足够时间准备。当时我坚持要让 《国家报》和《世界报》加入，冠以 “合作媒体”这个让《纽约时报》恨之入骨的头衔。我们现在清楚看到 （比他们清楚），双方的合作会肮脏到什么地步。那时那刻我所做的，正是吸取经验教训，为未来铺路。

我特别强调，曝光本身不应该是新闻重点，我们是为了文件内容才曝光，不是为了曝光而曝光，因此要避免自己招致关注，要让世人关注材料实际内容，所以我坚持一个一个陆续曝光。先公布最重要内容，不提以色列，不提古巴，不让美国有一锅端反对整个电报门的机会。他们应该、我们都应该每次只侧重一个泄密。我还坚持，必须遵守合作关系重新包装后的规定，《纽约时报》要同意停止自私自利、卑鄙下流的宣传攻势，不再发文攻击我和布拉德利·曼宁—曼宁在他们的笔下简直成了一个可笑、可恨、可悲的基佬。虽然这样做五角大楼就不会杀上门来，但怎么看都是无耻行径。幸运的是，比尔·凯勒第二天同意停止恶意中伤，一段时间内也没食言。

后来，《明镜》的人告诉我们，《卫报》从一开始就想搞我们。他们和 《纽约时报》同流合污，甚至不想通知我们，不给我们好好准备数据、准备防御的机会。《卫报》就是这样坚持原则问题的。开放性？开玩笑。新一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才不在乎。世界各地人民竞相起义，点燃 “对权势说真话”的精神？《卫报》这个世界上最名不副实的报纸可以从开罗解放广场发回一张又一张图像，然而埃及运动为之奋斗的崇高原则，我们为帮助埃及人民而为之奋斗的崇高原则，《卫报》统统都可以转手卖掉。那位资深新闻记者想在退休前再为报社立一大功，结果生生掐灭了报纸的自由气息。当美国右翼呼吁我人头落地时，《卫报》连一篇为我辩护的文章都没登。相反，他们请来我的老朋友、那位特别调查记者发文向我放箭。

“呀，天哪！”过去的我们常会这样说。糖蚁沿着腿往上爬，咬得人浑身是包的快乐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当年我起码还有阳光做武器，但在如今这个行当里，保守势力会对你落井下石，时间一长其实就习惯了。我们花了一个月整理好电报，这个月是我一生中最精神抖擞的时光。电报让现代世界看到它是如何真正看待自己的，我们在英格兰乡间的一座房子内熬夜工作，赶在期限前完成。雪花纷飞，诺福克乡间银装素裹。我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座房子不久之后会成为囚禁我的狱所，释放之日遥遥无期。

[1] 舰队街：伦敦的报馆街。

跋

朱利安的自传就到这里，但维基解密的工作仍在继续。

2011年1月14日：宰因·阿比丁·本·阿里总统解散突尼斯政府，宣告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随后逃往沙特阿拉伯。他在利比亚的盟友卡扎菲上校发表讲话，谴责突尼斯起义，声称抗议者是被维基解密公布的有关本·阿里家族和政府腐败行为的详细文件所误导。

1月22日：秘鲁报纸 《商报》接到维基解密的电话，向其提供利马使馆的约4000份电报。随着电报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维基解密与世界各地其他媒体机构签署类似协议。

1月28日：抗议者在开罗展开 “愤怒之日”抗议游行，四面楚歌的穆巴拉克政府在埃及各地切断手机、卫星和网络通讯。全世界目光聚焦中东局势，维基解密继续公布中东地区电报。

2月15日：希拉里·克林顿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言宣称，网络自由是巴拉克·奥巴马政府的 “外交政策优先目标”。她又指出： “网络自由要想获得真正意义，必须转化为现实行动。”同一天，美国政府告上法庭，要求推特披露三名维基解密员工的账户信息。

2月16日：穆巴拉克2月11日下台后，维基解密继续支持埃及抗议者，一天之内公布450多份开罗使馆电报。

2月23日：前总统小布什原计划参加在丹佛举行的全球领袖峰会，当得知朱利安·阿桑奇 “这个一再故意严重损害美国利益的人”会出席会议时，他宣布取消出席。

3月4日：维基解密员工克里斯廷·赫拉芬松荣获冰岛2010年 “年度新闻工作者”奖。

3月15日：有关电报门的报导登上印度报纸《印度教徒报》。该报在几个星期时间内披露了印度议会贿赂现象、美国利用武器销售换取政治影响力、巴基斯坦情报机构与塔利班联系及其他更多新闻。

3月20日：由于公布电报中显示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卡洛斯·帕斯夸尔曾批评墨西哥安全部队，后引发与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的争吵，当天大使辞职。

4月7日：以色列报纸 《新闻报》开始报导最新曝光的电报，内容包括以色列情报部门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紧密关系等老话题，也有一些让人吃惊的新闻，如摩萨德和巴林国王的深厚交情，与前埃及政府成员针对武器走私进加沙的协商等内容。

4月8日：有关中东的电报继续公布，全区大部分抗议活动继续进行。2009年、2010年的一些电报显示，美国驻也门使馆反复收到当地联络人的情报，称美国盟友萨利赫总统政权不稳，不得民心。萨利赫总统目前正面临也门人的愤怒抗议。

4月21日：一份发自迪拜的电报称，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正在培养其幕僚长埃斯凡迪亚尔·拉希姆·马沙，准备让他在未来接替自己的职位。马沙被视为伊朗强硬派的对手，他反对神职人士扩大政治参与。

4月25日：维基解密和九家媒体机构开始公布关塔那摩文件，该文件是关塔那摩联合特遣部队保管的 《拘留人员评估简报》档案。文件内容涵盖了779名囚犯中的765名，包括健康评估记录、被拘过程、继续拘留理由及罪证。

数十名，也许数百名囚犯的拘留罪证极其站不住脚，有时候甚至一点证据都没有。一名男子被拘留的理由是，他曾为半岛电视台新闻频道工作，因此被认为可以提供有关该频道或工作之际接触过的人的有用信息；另一名男子被关押的理由是，他曾做过出租车司机，可能知道某一区域的恐怖活动。其他拘留人员的评估显示出美国更深层次的战略考虑—比如，尽管巴基斯坦是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关键盟友，但如果某人与巴基斯坦情报机构有关联，该人就会被列入 “威胁指标矩阵”。

美国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指出： “美国拘留体系是多么的残酷，罪证是多么的不可靠……放手允许政府凭借未经证实、未经法庭审理的秘密证据来关押囚犯，任何一个有良知、有一丁点理性的人都会对此感到恶心，然而这些最新公布的文件表明，特别是这条无限拘留政策究竟扭曲到了什么地步。”

5月11日：美国政府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召开大陪审团听证会。听证会秘密召开，计划决定是否用 《间谍法》起诉WikiLeaks.org及其创始人。同一天，朱利安因其 “在追求人权事业中无与伦比的勇气”被悉尼和平基金会授予金奖。

5月13日：大赦国际在年度报告中特别表扬维基解密及其合作媒体，称其在阿拉伯世界各地反抗压迫政权的起义中起到了催化作用： “2010年度也许会被后世视为分水岭，这一年中，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运用新科技向权势说真话，并因此推动人权获得更大的尊重。”

5月23日：萨尔瓦多报纸 《灯塔》开始报导电报内容。报导披露了《中美洲自由贸易协议》的磋商细节、美国遣返萨尔瓦多移民、前左翼游击队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试图与美国改善关系、美国对该国政治人物的看法等内容。《灯塔》的报道开篇讲到： “萨尔瓦多国内有数十个外国使团，但只有一个使馆，或只有一个不需要点名、其国旗不需要描述的使馆……多年以来，声名显赫的政府官员、党派领袖和商界领导走访使馆，与美国外交官分享他们的担忧、个人见解和秘密政治战略，而这些他们都不愿意向萨尔瓦多公民公开披露。”

5月31日：有关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的电报内容登上 《爱尔兰独立报》。有几篇报道涉及爱尔兰共和军，其中一份来自洪都拉斯的电报称爱尔兰共和军曾在该国活动，还有一份来自都柏林的电报援引前爱尔兰司法部长的话称，一位被曝光是英国间谍、后在看似报复性袭击中遇害的新芬党政客其实是被英国人曝光的。其他电报则描述美国外交官涉及监控爱尔兰穆斯林人群，并称中央情报局利用爱尔兰秘密引渡恐怖嫌疑分子。

6月1日：维基解密继续安排媒体合作事宜，这一次是在美国杂志《国家》和海地报纸 《海地自由报》之间穿针引线，披露有关美国与这个加勒比海岛关系的电报。电报揭露，2004年政变后，海地的富人精英阶层在支持阿里斯蒂德的街区武装部署警察部队，本质上将警察当成了私人军队；另一份电报表明，美国外交官发动游说攻势，尽力压低海地的最低工资，反对将其升至一天5美元；还有一份证实，和其他西方政府一样，美国完全清楚2010年海地选举的舞弊现象。

6月2日:朱利安荣获2011年玛莎·盖尔霍恩新闻奖。评审官称朱利安 “勇敢、坚毅、独立：是一个人民的特工，不是权力的特工……维基解密被描绘为一个高科技时代的现象。的确如此，但远不止此。它通过提倡透明度来实现正义，这一直是新闻界的优良传统。维基解密为公众披露的独家消息量之大，是大多数新闻工作者都无法想象的：它讲的真话赋予全世界的人更大的力量。”

6月21日：一份2002年11月来自梵蒂冈的电报显示，委内瑞拉天主教的众多主教在2002年4月积极参与政变，试图推翻总统乌戈·查韦斯，甚至反抗教宗本人让这些主教在政治活动方面 “冷静些”的命令。

7月2日：朱利安与斯洛伐克哲学家斯拉沃伊·齐泽克和美国记者埃米·古德曼一同在伦敦出席活动。齐泽克将电报门比作皇帝的新衣：文件曝光的力量不仅仅来自于揭露的信息，甚至都不是来自于揭露的信息，而是因为这些信息第一次在最直接、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处得到了证实，再也无法抵赖了。 “我们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但一旦有人公开说皇帝没穿衣服，一切都会改变。”

7月13日：朱利安的生父约翰·希普顿来到伦敦，在儿子最新的引渡听证会上表示支持。他称朱利安是 “一个伟大的异见者……世界上有很多聪明的人，但大多数都不是好人，而朱利安有道德上的勇气和能力来实现他的目标。他极度渴望为世界正义而战”。

截至本书送印之日，朱利安仍然被软禁在诺福克的埃林厄姆庄园。[1]

[1] 截至本书中文版送印之日，朱利安·阿桑奇已在厄瓜多尔驻英国使馆政治避难逾一年。

附  录

解密文件

如自传所述，以下列举一些最值得关注的解密消息。

附录1 美国军事装备数据库（节选）

维基解密公开的这个原始数据库相当庞大，约有2000页，信息涉及驻伊拉克美军的供给物资。维基解密在公布原始数据的同时，也公布了对数据库的分析情况，随之生成的是一系列观察资料。其中包括武装分子花费高昂物料成本制成的路边炸弹（经相关装备的购买数量得到证明）；还包括在遭到入侵后，伊拉克混乱不堪的经济中无处不在的美元现钞，这由美军购买的39台自动数钞机证实。

美军的化学武器目录及化学武器在伊拉克的使用情况有一份超长的清单，以下仅节选一部分内容。

军事单位

北约军品料号（NSN）

物品名称

数量

977军事警察部队（977TH MP CO WHMJAA）

1040014541625

XM7型催泪瓦斯榴弹发射器（DISCHARGER GRSCL XM7）

105

128军事警察部队

（128 MP CO WP71AA）

1040014541625

XM7型催泪瓦斯榴弹发射器（DISCHARGER GRSCL XM7）

99

总部及总部服务1营101野战炮兵

（HHS 1 BN 101 FA WPFST8）

1040014541625

XM7型催泪瓦斯榴弹发射器（DISCHARGER GRSCL XM7）

90

46军事警察部队

（46 MP CO WPTVAA）

1040014541625

XM7型催泪瓦斯榴弹发射器（DISCHARGER GRSCL XM7）

68

总部及总部部队 2-152师（HHC 2-152 IN WPPUT4）

1040014541625

XM7型催泪瓦斯榴弹发射器（DISCHARGER GRSCL XM7）

56

防空炮兵部队 1-178师（A CO 1-178 IN WP5XA0）

1040014541625

XM7型催泪瓦斯榴弹发射器（DISCHARGER GRSCL XM7）

54

410军事警察部队

（410 MP CO WHL9AA）

1040014541625

XM7型催泪瓦斯榴弹发射器（DISCHARGER GRSCL XM7）

52

551军事警察部队

（551 MP CO WCUUAA）

1040014541625

XM7型催泪瓦斯榴弹发射器（DISCHARGER GRSCL XM7）

48

984军事警察

（984TH MILITARY POLICE WGDHAA）

1040014541625

XM7型催泪瓦斯榴弹发射器（DISCHARGER GRSCL XM7）

45

总部及总部部队 2 特种部队营

（HHC 2 STB WJLKT0）

1040014541625

XM7型催泪瓦斯榴弹发射器（DISCHARGER GRSCL XM7）

37

23军事警察部队

（23 MP CO WJJEAA）

1040014541625

XM7型催泪瓦斯榴弹发射器（DISCHARGER GRSCL XM7）

36

B 2-505空降步兵团

（B 2-505 PIR WABVB0）

1040014541625

XM7型催泪瓦斯榴弹发射器（DISCHARGER GRSCL XM7）

35

附录2关塔那摩标准执行程序手册（节选）

这份手册讲解三角洲营地 （关塔那摩湾监狱）的标准执行程序，当时旨在仅供监狱内部工作人员阅读。手册涵盖关塔那摩湾监狱所有运作事项，如保护、处理囚犯。美国民权同盟曾尝试向美国国防部索取该手册，但遭到拒绝。

4-20 行为管理计划

a. 第一期 行为管理计划（最初30天或由联合情报组指定天数）。该行为管理计划旨在使刚刚入狱的囚犯在审讯阶段感到迷失、混乱，并增强他们的这种感觉。计划重点在于隔离囚犯，培养其对审问官的依赖度。囚犯在三角洲营地的前两个星期，要划为五级罪犯，关押在最高安全等级牢房。在押期间，适用以下条件：

(1) 限制联系人：禁止联系红十字会，禁止联系牧师；

(2) 不享有读书、收发信件特权；

(3) 每餐只提供预制食品；

(4) 仅提供基本生活用品：

(a) 标准尺寸垫子

(b) 一张毯子

(c) 一条毛巾

(d) 牙膏、指套牙刷

(e) 一个保丽龙杯

(f) 一块肥皂

(g) 营地规章

(h) 不提供《古兰经》、念珠、祈祷帽

(5) 寄写信件需按照要求进行。

b. 第二期 行为管理计划 。第一期接下来的两个星期，要继续隔离囚犯，培养其对审问官的依赖度。囚犯级别仍划分为五级，适用以下条件，直至联合情报组司令修改级别：

(1) 继续关押在最高安全等级牢房；

(2) 审问官发放《古兰经》、念珠、祈祷帽；

(3) 审问官决定可否联系他人；

(4) 审问官决定何时将其划为普通罪犯。

第五章

拘留中心执行程序

5-1 交战规则、动武规则

a. 参考文献

(1) CJCSI 3121.01A ROE, DODD 5210.56  RUF, & USCINCSO SER ONE

(2) JTF-GTMO ROE/RUF 30 NOV 02

b. 美军以及美国在押囚犯的人身安全最为重要。要动用最少的武力完成任务、保卫军队。

c. 自卫权：在遭遇敌对行动或发现敌对意图时，权利不受任何限制，可动用一切必要可行手段进行自卫、保卫军队。敌对行动指对美军进行攻击或发生其他动武行为，或者动用武力直接阻止、干预美军的行动和（/或）任务。

敌对意图指对美军进行威胁，欲即刻动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阻止、干预美军的行动和（/或）任务。

d. 保护囚犯：就像你自己将要遭受敌对行动、发现敌对意图、受到死亡威胁，或身体受到严重伤害时。

e. 武力优先权：当有必要动用武力保护或控制囚犯时，如果时间、条件都允许的话，执行如下步骤：

(1) 口头劝说；

(2) 展示武力；

(3) 使用胡椒喷雾或催泪瓦斯；

(4) 使用物理攻击、再使用非致命性武器；

(5) 出示致命武力；

(6) 动用致命武力（权限如下）。

f. 致命武力：指可能会导致死亡或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武力。当力量稍弱的手段均已用尽、不可用或无法有效使用时，可动用致命武力；当无辜人员面临死亡或身体遭受严重伤害的风险并未明显加剧时；目的如下：

(1) 自卫；

(2)  保护其他受到死亡威胁或身体即将受到严重伤害的人；

(3)  防止盗窃或破坏武器、弹药或其他敏感物品，以防产生能够造成他人死亡或身体遭受严重伤害的潜在危险；

(4)  防止他人受到死亡威胁或身体遭受严重伤害，如谋杀、攻击；

(5)  逮捕有上述任意一条违例的人员，或者：

(6)  防止处于拘留营外围栏之外的囚犯逃跑。如果发现囚犯试图逃跑，执行如下步骤：

(a)  大喊三声停止；

(b)  动用最少的有效力量阻止逃跑；

(c)  如果囚犯逃到拘留营外围栏以外，且并无其他有效手段阻止逃跑，即有权限动用致命武力。（如果除了囚犯逃跑还有其他正当理由，可不必等到囚犯越过外围栏之后再动用致命武力）；

(7)  不预先警告射击；

(8)  开枪，阻止激起你开枪的人继续妄为；

(9)  开枪时适当考虑无辜局外人的安全；

(10) 除非你希望使用手枪，否则不应把手枪从皮套里拿出；

(11) 向你所在的指挥系统汇报使用武力情况。

附录3 费卢杰战役报告 

这份美国陆军情报是关于2004年4月第一次费卢杰战役的调查报告。报告原本旨在帮助陆军进一步了解武装分子采用的战术，但也大体上讲述了其他许多关于这场战役的细节信息。

（未加密）费卢杰战况，2004年4月29日

（未加密）美国海军陆战队旋翼飞机（AH-1W眼镜蛇直升机、UH-1N休伊武装直升机）提供了联合近距空中支援，发射了地狱火导弹、陶式导弹、2.75火箭高爆弹、箭弹，以及20mm口径弹、.50口径弹和7.62mm口径弹。出动了1000架次F-15E“攻击鹰”轰炸机、F-16CG战斗机、F-16C+战斗机、AC-130U幽灵式空中炮艇、F-18C战斗机以及F-14B舰载战斗机，进行固定翼飞机近距空中支援，投掷了70枚GBU-12制导导弹、2枚GBU-31制导导弹、1枚AGM-65H空对地导弹、1枚地狱火导弹，以及大量20mm口径弹、105mm口径弹、40mm口径弹和25mm口径弹。对武装分子最具震慑力的是AC-130；AC-130的火力再加上无人机的实时巡逻监控，迅速打击了大多数武装分子的夜间行动。

（机密//传达美国，驻伊多国联合部队）据多项报告显示，武装分子规模达到500至1000人。他们使用的主要武器有小型精准武器、火箭助推榴弹、机枪、路边炸弹以及迫击炮。武装分子组成小规模火力小组进行游击战，为了保持隐蔽，他们在建筑物之间来回转移，还撤退至预装武器地点或武器藏匿地点。

（机密//传达美国，驻伊多国联合部队）经过了两个战斗日之后，2/1部队深入了东北部约兰（Jolan）地区，1/5部队在东南部工业区占领了一处大型据点作为集结地，供后续到来的海军陆战队巡逻队进一步深入费卢杰使用。巡逻队几乎立即开始向着10号公路（贯穿费卢杰东西部的主要公路）南侧推进。

（未加密）战斗期间，联合部队允许未至参军年龄的青年以及儿童撤出包围圈（6万人以上），并向他们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援助。2004年4月9日，海军陆战队向长达1.5英里（约2.4公里）的车队提供了预制食品和饮用水。

（机密//传达美国，驻伊多国联合部队）约有2000名伊拉克士兵和警察也参与部署，协助作战。但战斗刚开始不久后，大多数伊拉克士兵或警察逃跑，迫使海军陆战队重新部署一部分兵力，填补环城包围圈空缺出来的预定地点。例如，4月5日，伊拉克新军第二营的700名士兵在前往费卢杰的途中，其中有38%的兵力在车队着火后从岗位上蒸发了。也有例外情况，伊拉克国民警卫队第36营（400名伊拉克士兵、17名特种部队顾问）在约兰地区的战斗中与2/1部队合作良好。

（未加密）武装分子进行纵深防御，同时也采用非对称战术，他们从清真寺开火，在美军部署外围移动迫击炮进行射击，并从居民区展开游击战（参阅《（未加密）伊拉克：迈赫迪军费卢杰非对称战术、技巧及运用过程》，获取更多信息）。

（未加密）政治压力减少军事进攻行动

（未加密）要求美国停止军事行动的政治压力即刻开始升级，原因如下：

●（未加密）4月2日，穆克塔达·萨德尔的民兵组织迈赫迪军开始对联合部队发动进攻，因为联军关闭了萨德尔创办的《哈瓦扎报》，还逮捕了他的一名高级助手。这起与费卢杰战役同时爆发的什叶派起义进一步迫使战役速战速决。美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与逊尼派在安巴尔省作战，还与什叶派在巴格达、库特、纳贾夫作战，战线拉得过长。

●（未加密）其他逊尼派成员和组织加剧了在费卢杰以外地区（尤其是在拉马迪）的攻势。仅4月6日就有12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安巴尔省阵亡。

●（未加密）英国要求停止向费卢杰进攻。

●（未加密）4月末，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丑闻被曝光，事件进一步燃起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怒火。

●（未加密）半岛电视台声称美军攻击造成多达600名伊拉克平民死亡。遇害儿童的画面在全世界电视屏幕上反复播放。

●（未加密）伊拉克管理委员会开始解散。其中有3名成员退出，5名成员威胁要退出，迫使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头目保罗·布雷默同意在4月8日与伊拉克管理委员会会面，探讨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警惕决心”行动。对此，逊尼派官员考虑实施“集体惩罚”，而伊拉克管理委员会则认为这将引发大规模游行示威。

（未加密）4月9日，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说服了阿比扎伊德将军下令停止费卢杰的地面攻势。

（未加密）包围再续三周

（未加密）停火这个词用得有些不恰当。虽然美军单方面停火，但战斗仍在继续，随后愈演愈烈。尽管武装分子保持作战型防御姿态，也不对固守的海军陆战队发动直接地面进攻，但他们一直在进行远程攻击。迫击炮进攻仍然常见。作为应对，美军则稍做调遣，加固防御姿态。联合空袭仍在继续。双方均动用狙击手，局势因而变得复杂危险。

（未加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费卢杰众族长和领袖与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伊拉克管理委员会或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军举行会面，就永久停火条件进行谈判。美国国家指挥当局敦促结束费卢杰清洗行动，同时还应采取其他方案。4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军和第七联合特遣部队终止作战，正式将其在费卢杰的职责移交给新成立的费卢杰旅—一支由前伊拉克部队军官领导的逊尼派民兵组织部队。许多武装分子整编进了这支队伍，因此对于提升费卢杰的安全状况而言，这支队伍影响微乎其微。

（未加密）伤亡情况

（机密//传达美国，驻伊多国联合部队）在经历了26个作战日之后，18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阵亡，约有96名队员受伤。4月，在整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军的作战区，共有62人阵亡，565人战斗负伤。

（机密//传达美国，驻伊多国联合部队）据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军估计，有600至700名武装分子死亡，受伤人数未知。约150次空袭摧毁了75座建筑，包括两座清真寺。

（未加密）敌方武力

（未加密）战略

（机密//传达美国，驻伊多国联合部队）武装分子防御费卢杰所运用的战略旨在实现两个目标：其一，吸引媒体的注意与同情；其二，利用城市地形发动近距离步兵作战，尽量造成联军最大伤亡。仍在费卢杰继续作战的成员打算尽可能拖延战斗，促使政治压力空前、信息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未加密）作战计划

（机密//传达美国，驻伊多国联合部队）费卢杰武装分子可与其他部署在萨拉维亚赫镇、拉马迪镇、阿马里亚镇、卡尔玛镇的武装力量进行合作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因此，“警惕决心”行动在安巴尔省各地捅了马蜂窝，尤其是在拉马迪，武装分子成员扩大行动规模，使联军拉长战线。他们安放了大量路障、路边炸弹，在拉马迪交通干线进行全面细致地埋伏，阻断联军补给车队和巡逻队。武装分子把大量精力集中在莫比尔和密歇根这两条主要补给线上。他们企图摧毁横跨塔塔尔运河等关键位置的桥梁。

（机密//传达美国，驻伊多国联合部队）贯穿战斗始终，武装分子的作战行动都极为自由。士兵及补给以各种方式穿越海军陆战队包围圈，渗透到费卢杰城内：

●（未加密）武装分子熟悉当地地形，从未被入口检查点封锁的乡村小路、隐蔽小道进城。

●（未加密）“平民”在通过海军陆战队检查点时，将禁运品偷运进城。

●（未加密）伊拉克警察似乎自愿与武装分子合作，也可能是受到了武装分子的贿赂。

附录4 克罗尔《肯尼亚腐败报告》

这份报告长达100多页，详细指控了肯尼亚前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及其家人、同伙的腐败罪行。姆瓦伊·基巴基2002年取代莫伊当选总统，调查报告受基巴基委托进行，但从未公开。节选内容列举了指控的性质、基调和严重性。

资金动向

前总统莫伊家族和其亲密同伙先发制人，试图阻止财产流向政府，他们种种慌乱行动引发了轩然大波。

2003年11月，前总统莫伊在其位于卡巴拉赫的官邸与儿子菲利普、吉迪恩、老助手库雷以及备受信任的家庭律师基普拉加特博士会面。会谈期间，他们讨论的核心议题是遍布国内外的家族财产。

前总统莫伊的律师建议他们把资产转移到安全的海外银行。他表示，在海外不会有法庭判决他们的财产为非法所得或受贿所得。有了这一先决条件，肯尼亚政府就无权联系任何外国政府冻结他们的资产。律师还建议莫伊家族联系成熟的信托基金机构，这些机构有宽松的洗钱政策，在躲避司法体系、掩藏受追查资产方面经验丰富。

达成协议的还有：库雷受前总统莫伊所托代理的资产应当全部撤离，资产转移到莫伊儿子旗下的公司。这件事引发了库雷与吉迪恩和菲利普之间的严重摩擦。库雷在菲利普家会谈时受到了人身威胁。此后，库雷找到了图姆先生，与肯尼亚种子公司一道，希望通过图姆与前总统莫伊斡旋。库雷认为，要求他交出的财产要多于他为前总统莫伊管理的或代为管理的财产，莫伊的两个儿子没能将他的财产与莫伊的财产区分清楚。

卡巴拉赫会晤结束之后，各方均采取种种行动，都按照事先商定努力保护财产。表面上看，他们之间的计划似乎并无关联，但实际上，一个相当协调的计划正在执行中。

约书亚·库雷

运作手段

据报道，数年间，库雷一直代表前总统莫伊经营肯尼亚国内50余家公司，公司遍布各行各业。

库雷在国内经营的公司无法提供足够的现金等流动资产作为股利，据信这些现金等流动资产由库雷掌控。不计股利支出，只按照缴税时申报的利润计算，库雷的实际财产与收入来源没有任何关联。

库雷本来就十分富有。大约在三年前，库雷与莫伊家族产生了严重的摩擦。当时吉迪恩不断劝说前总统莫伊，让他认为库雷利用他的名号赚钱，反倒变得比他更为富有。这很容易解释，因为当时库雷正打算离开肯尼亚，搬往伦敦居住。

2003年12月之后，库雷收到了检察官的警告，警告称莫伊兄弟曾雇凶杀他灭口。根据客户提供的信息，因与肯尼亚管道诈骗案有关，库雷几乎被捕。

公司名

所有权结构

跨国银行（Trans-National Bank）

莫伊、比沃特（Biwott）、尼亚奇（Nyachi）、康瓜纳（Kangwana）、吉迪恩和其他五人

莱基皮亚某牧场（A Laikipia ranch）

莫伊100%

埃尔多雷特某农场（An Eldoret farm）

莫伊100%

裂谷省某农场（A Rift Valley dairy farm）

莫伊100%

卡巴拉赫农场（The Kabarak farm）

莫伊赠给卡巴拉赫大学

马乌山农场 （The Mau farm）

莫伊赠给非洲内地会教堂

彻罕伽尼农场（The Cherengani farm）

现归政府所有

基尔戈里斯农场（The Kilgoris farm）

由莫伊租出

美国人寿保险公司（Americ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跨国银行、莫伊、比沃特、库雷

可布里可诺里石油公司（Kobli and Kenol Petroleum）

莫伊50%、库雷50%

内罗毕机场服务公司（Nairobi Airport Services）

莫伊、蒙加伊（Mungai）、恩代格瓦（Ndegwa）

埃尔多雷特拉伊胶合板厂（Rai Plywood of Eldoret）

莫伊6%、拉伊家族94%

肯尼亚萨法利通信公司（Safaricom Kenya）

比沃特、查理斯·菲尔德·马香（Charles Field Marsham）、吉迪恩40%；邮政局60%

非洲货运公司（African Cargo Handling）

自此出售给肯尼亚航空

肯切克有限公司（Kenchic Ltd）

莫伊、查尔斯·恩琼乔（Charles Njonjo）、P.K.贾尼（P.K. Jani）、J. 基雷尼（J. Kiereini）

莫里斯公司（Morris and Company）

库雷曾任总经理，后于1992年离开

首都运输工程（Capital Project Transport）

博内特（Boinett）50%、菲利普·莫格（Philip Murgor）50%

MDI咨询公司（MDI Consultancy）

迈尔斯·唐纳利（Miles Donnelly）

安豪特路公寓（Anhalt Road Apartment）

迈尔斯·唐纳利

吉迪恩·莫伊

运作手段

2004年11月，吉迪恩从肯尼亚出发旅行，绕经南非、英国，最后抵达卢森堡。

都知道吉迪恩在过去曾频繁经由美国迈阿密前往大开曼岛、开曼布拉克岛。

附录5 《鲜血的哭泣》—肯尼亚非法谋杀报告（节选）

这份报告以大量篇幅、详尽的证据控诉肯尼亚警方涉嫌非法谋杀数百人，这些人被怀疑是当地犯罪组织群众帮成员。报告节选内容介绍了调查背景、调查结果，以及肯尼亚政府和警方对报告的反应，报告也叙述了一些失踪者的惨剧。

调查背景

1. 自2007年7月以来，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开始针对肯尼亚警方涉嫌的行刑与人员失踪指控进行调查。

2. 依照前述，2007年11月5日，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发布初步报告，表明在2007年6月至10月间，肯尼亚警方涉嫌参与法外处决近500人，尸体被停放在国内多家太平间，有些被丢弃在荒野，有些被倾倒在森林、废弃农场、河沟、大坝等地。

3. 此报告送交了肯尼亚共和国总统H. E. 姆瓦伊·基巴基，也发送给所有相关政府部门，以呼吁有关部门针对调查结果采取措施。令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感到意外的是，警察总长侯赛因·阿里并没有意识到报告中所提问题的严重性，却反过来认为人权委员会此举毫无意义、多管闲事，只是毫无根据地参与指控警察，不仅如此，他还指责人权委员会缺乏专业的调查技能。警察总长还质疑该委员会，让后者“给这些相当稚嫩的指控提出点儿证据来”。随后，肯尼亚警方正式驳斥了这份报告。警方反驳时并未否认人员死亡这一事实，但只是申明已经开始了审讯工作。

4. 即便如此，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仍继续深入调查、完成报告，随后的调查结果再次确定了初步调查报告的基本内容。他们揭露肯尼亚警方在处理疑似群众帮成员和其他犯罪嫌疑人时，犯下了完全无视法律、违背最基本人权等极为恶劣的暴行。

5. 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绝不容忍针对群众帮等非法组织犯下的种种暴行（参见附件1，了解群众帮运动的相关背景），谴责通过非法杀害嫌疑人这一手段应对非法组织。报告中记录了警方动用的手段，这些手段简直是严重违反人权，尤其是生存权和在法庭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

6. 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不断收到数量惊人的控诉，仍有警方造成的人员失踪和法外处决情况发生，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还敦促政府紧急介入，制止种种侵犯人权行为。

针对死刑、虐待等嫌疑暴行的调查发现

目击报告

2007年7月以来，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开始从受害人亲属、朋友或其他目击者手中接收目击证词，证词表明受害人被抓捕，目击者认出抓人者是警察，或者看到有些抓人者开着警车。目击者报告称，在抓捕后不久，有些受害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些受害人则被发现已经停尸太平间。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已经核实了以下列举的目击者报告：

班森·姆旺吉·瓦拉伽（Benson Mwang Waraga）（55岁）是内罗毕河畔路（River Road）边的裁缝，2007年5月19日，尸体在市太平间被人发现。两天前，在他工作地点附近发生了一起枪战，他被警方逮捕。2007年5月17日下午1点左右，警察与匪徒之间发生了枪战，有3名匪徒嫌疑人和1名警察在枪战中死亡。枪战事件被电子媒体和印刷媒体广泛报道，姆旺吉被捕，被警方塞入警车。该事件两位目击者向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做了报告。他们报告了在姆旺吉位于河畔路的裁缝店吉达库屋工作时，警方在2007年5月17日下午2:30左右是如何突袭搜查大楼的。刚才提及的警察据称正在搜捕大楼内的窃贼。其中一个警察命令两个目击者和死者躺下，大约15分钟后，三人被塞入一辆警用路虎，车里已经绑了15个嫌疑人。他们被带至卡姆昆吉（Kamukunji）警察局，共计18人。目击者接着叙述，在等着用记录簿登记期间（他们始终没进行登记），其中一个警察要求瓦拉伽到楼上的犯罪办公室报告。第二天，2007年5月18日，其他人获释。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进一步收到了瓦拉伽家人的报告，瓦拉伽的哥哥在收到逮捕瓦拉伽的通知时，就于2007年5月17日赶到卡姆昆吉警察局探视弟弟，但因为过了下午6点便遭到拒绝。第二天上午9点，他又赶到卡姆昆吉警察局，但却找不到弟弟了。他和家人一起在内罗毕各个警察局寻找弟弟，但未找到。第二天（2007年5月19日），他们来到了市太平间，发现了他的尸体。太平间管理员告诉家人，死者是由公园警察局的人带来的，因其在市公园内逃跑而遭到射杀。彼得·恩代格瓦医生（Dr. Peter Ndegwa）的尸检报告表明姆旺吉死于“多处枪伤造成的多处器官损伤”，法医认为，“致命的子弹从后部射入。受害人与杀人者的距离一定曾在20厘米左右。他似乎也曾有过移动（如，子弹路径与股骨平行）。腿上其他枪伤似乎是从前部射入，距离更近。是否有可能他在被枪击后又被要求逃跑？”

杰弗里·昆吾（Geoffrey Kung’u）以贩鞋为生，于2007年10月8日上午11点左右失踪，此前他刚刚在内罗毕汽车总站和妻子见面。据昆吾的妻子讲，昆吾打算去买鞋，然后在当天去内地（穆拉雅）。几分钟后，妻子不断给他打电话，但无人接听。下午5点左右，当她再次打电话时，电话已经关机了。第二天，她去了卡姆昆吉、沙乌里莫约（Shauri Moyo）、马空戈尼（Makongeni）警察局以及中央警察局，但无功而返。星期三，她又去了工业区监狱，也没找到人。星期四、星期五，她又去了兰加塔警察局、莱伊（Ruai）警察局，仍然没找到人。到了星期五（2007年10月12日），她在收看肯尼亚电视网的节目时，认出了属于昆吾的衣物，再具体点就是他穿的那件带着黄白补丁的绿夹克了。当地居民发现了几具尸体，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与媒体随后一同前往，并于当天早些时候将消息公之于众。她告诉人权委员会，昆吾之前曾被魁克威（Kwekew）警察小队逮捕过两次，他们指控他是非法组织群众帮的成员。警察第一次逮捕他的时候，威胁要杀了他，昆吾缴纳了2000肯尼亚先令后获释。据称在2007年9月7日，昆吾第二次被捕，被带到了马空戈尼警察局。她去警察局探视时，一个仅仅被称作穆里先生（Mr. Muli）的康巴族警官和另一个叫彼得的警官要她交钱。要么交1万肯尼亚先令放人，要么处以死刑。她恳求警察宽限时间让她去筹钱，2007年9月9日她交了钱，得到了放人的保证。2007年10月24日，昆吾的尸检在市太平间进行。尸体被食肉动物啃食得面目全非。整个左腿齐根断掉。右小臂的肌肉和组织全都不见了，腹部的器官也全都不见了，只剩下骨头和韧带。法医认为，死因为“头中两枪导致头部严重受伤。开枪位置离头部很近，使人联想到了行刑”。

帕特里克·姆旺吉（Patrick Mwangi）是吉斯乌莱（Githurai）45路沿线的小巴售票员，于2007年10月17日失踪。失踪当天，姆旺吉吃过午饭后，站在吉斯乌莱44站等司机来接他。几个自称是警察的人突然逮捕了他，同时还抓了一个叫作丹尼尔·穆塔希（Daniel Mutahi）的人，他们将二人带上一辆车牌号为KAM 294R的白色私家小车押走。姆旺吉的司机和父亲去了若干警察局和太平间找人，均一无所获。他们已经向卡萨拉尼（Kasarani）警察局报案。2008年10月11日此报告汇编时，姆旺吉仍然失踪。

附录6 宝盛银行

宝盛银行隶属瑞士私人银行集团—宝盛集团，集团总部位于苏黎世。维基解密公布了大量文件，内容涉及宝盛银行开曼群岛分行的客户账户信息。维基解密因此在美国遭到起诉，但该案以维基解密胜诉告终。

附录节选内容包括由鲁道夫·埃尔默提供的报告（部分）以及一份与某个人银行账户相关的文件。鲁道夫·埃尔默此前曾为宝盛雇员，正是他透露了这些信息。

鲁道夫•埃尔默的报告：

宝盛银行正在系统地将应税基金转移至境外的开曼群岛（以及卢森堡和“避税天堂”根西岛），以此为银行及客户实现税负最小化甚至零税负。我将这些实体称作“小婊子”。有时，我会觉得自己像这些“女士”身边的护卫，本质上来说，她们是在遭受侵犯。我要说的内容涉及下列宝盛控股旗下的有限公司，这些公司作为宝盛控股在开曼群岛的境外实体开展服务：

开曼群岛宝盛银行及信托有限公司（银行）

开曼群岛宝盛信托有限公司（管理公司）

开曼群岛URSA有限公司（保险公司）

开曼群岛选择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公司）

开曼群岛CreInvest有限公司（对冲基金）

开曼群岛shaPE有限公司（私募公司）

上述公司的共同目标是：

●开展只能在开曼群岛进行的交易，与监管制度健全的国家相比，开曼群岛缺乏金融监管和金融管辖权；

●在瑞士和其他国家，为宝盛旗下各公司及其顾客减少应税收入；

●为瑞士及外国顾客避税甚至骗税提供工具；

●帮助瑞士及外国受托人在加曼群岛（以及根西岛和卢森堡）建立公司，以从中获利；

●保护投资者；

●为宝盛集团降低税负。

只有母公司加曼群岛宝盛银行及信托有限公司（银行）直接隶属于苏黎世的宝盛控股公司，其他所有公司均（直接或间接）隶属于加曼群岛宝盛银行及信托有限公司，因此只有该公司为外界所知。这样的做法行之有效地将其他所有公司都隐藏起来。无论是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还是税务管理机构，都从未见过这些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或计利方式，因为根据加曼群岛保密法（类似瑞士银行法），它们无权审查这些内容。

少纳的税额可根据文件最后的算式估算出来。但得出的并不是反映瑞士政府税收损失的精确数字，而是一个数量级，更是一种境外实体的避税方法。得出的数字还只是反映本世纪初的情况，按宝盛集团的发展来看，目前的数字很可能更高。

下面这封信件内容涉及一位美国居民在加曼群岛开设的账户。鲁道夫·埃尔默称，信件提供了顾客与宝盛银行勾结并利用在该行账户进行骗税的例子。（注意信中标记出的内容。）

日期： 1999年5月12日

发件人：瓦莱丽·马伦(Valerie Mullen)，信托部

电话：345 949 7212

传真：345 949 0993

主题：温斯顿·莱恩信托（Winston Layne Trust）

今天我与温斯顿·莱恩谈了信托税等问题。我向他解释说，根据1996年的委托人税务改革，近期已经明确了对受益人和受托人的实际要求。我表示，虽然我不是税务专家，但我知道，只要你是一位美国的信托受益人，那么无论你是否得到信托收益分配，都有义务就受益人这一事实进行申报。

温斯顿·莱恩对我提出这件事情并将我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他表示感谢。但他提出，他不希望向美国纳税人公开任何信息。他承认，我们已经尽到告知他税务改革的义务，但他希望为信托及受益人保密。

与温斯顿·莱恩交谈时，我弄清了一件事，与审阅信托书副本相比，他宁愿等到迈普达律师事务所寄来一份最终版的信托书。

最后他表示将会为我们重写整份意愿书。

瓦莱丽·马伦

附录7 纳达米·奥奇

纳达米·奥奇（Nadhmi Auchi）是一位伊拉克裔英国公民。2003年，奥奇因卷入埃尔夫—阿奎坦公司的丑闻而在法国被判欺诈罪。英国 《新政治家》杂志记者马丁·布赖特（Martin Bright）发表了一篇博文，希望引起注意：奥奇正通过诉讼或诉讼威胁，迫使在线文库撤掉针对他的批评文章。随后，《新政治家》杂志收到了奥奇律师寄来的律师函，而布赖特则删改了自己的博文。

维基解密公布了博文原文和删改后的博文。两篇博文见于：

http://www.wikileaks.ch/wiki/Eight stories on Obama linked billionaire Nadhmi Auchi censored from the Guardian, Oberserver, Telegragh and New Statesman

或

http://tinyurl.com/3edqwed

附录8 南非竞争委员会报告（节选）

竞争委员会是南非一家法定机构，负责促进并规范经济领域的公平竞争。附录内容节选自一份由竞争委员会编纂的南非银行业竞争报告，报告原文共590页。竞争委员会最初发布报告时，应相关银行要求，删除了报告的关键部分。维基解密公布了报告全文。

在对各银行提供的个人交易账户及相关业务的盈利能力进行评估时，我们参考了南非联合银行提供的财务数据，数据来自该行弹性银行业务和零售银行业务两部分……

南非联合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2002年至2005年间，弹性银行业务利润复合年增长率为24%，收入（营业收入）复合年增长率为23%（与利润增长率大致相同），支出复合年增长率则为22%。由此表明，弹性银行业务利润的增长“主要归功于业务量的增长，而不是边际利润率（按占收入百分比计算）的增长”。

零售银行业务的利润增长更快，2002年至2005年间，该部分利润复合年增长率达40%。但该部分的收入（运营收入）复合年增长率仅为9%，营业支出复合年增长率为5%。由此可以明显看出，边际利润率确实有所增长。鉴于在此期间零售银行业务的顾客数量年均增长率也仅为5%，利润增长的根本原因可归为较高的交易量和较低的单位成本。南非联合银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表明，2002年至2005年间，零售银行业务边际利润率的增长主要归功于规模经济。”这一点，我们也同意。简而言之，单位成本大幅下降为这期间40%的利润年复合增长率奠定了主要基础。

可以明显看出，南非联合银行没有通过降价的方式将单位成本节约的成果转移至顾客身上，而是选择了将大多数节约的成本作为利润入账。尽管南非联合银行已经从规模经济带来的大幅单位成本下降中获利，但在2002年至2005年间，它仍提高了主要交易账户产品的价格，几年间，产品价格增长率基本与通胀率持平或略低于通胀率。

我们未能就其他银行进行同样的具体分析，主要原因在于其他银行并未提供足够长时期内的营业支出数据做分析之用。但毫无疑问，从扩张市场这一普遍情况来看，所有大银行都已从规模经济中获益。正如南非联合银行提供的数据所证明的，其他银行并没有带来足以推低价格的真正竞争压力，这表明，这些银行可以将大多数降低单位成本节约的成果留作利润，而不是通过降价的方式将其转移至顾客身上。事实上，在这个市场上，竞争对手之间通常缺少彼此间的有效价格竞争压力。

如果这是一个存在有效竞争的市场，那么无论是来自潜在新对手的压力，还是来自既有对手的压力，都必然会迫使南非联合银行降价，以维持其相应的市场份额并在此领域扩展其业务。但事实情况是，这并不是一个存在有效竞争的市场，这表明，在个人交易账户产品的定价问题上（尤其是在零售银行业务和中间市场业务中），各银行都避开了竞争压力。

附录9 沙丽布·阿旦都雅

沙丽布·阿旦都雅 （Altantuya Shaariibuu）是一位蒙古人，2006年10月在吉隆坡附近遇害。该文件由维基解密发布，是一份由在线新闻网站 “今日大马”编辑拉惹柏特拉 （Raja Petra）签署的法定声明，内容关于沙丽布·阿旦都雅的遇害。“今日大马”也在网站上发布了该声明。声明发表前后，马来西亚副总理的一位亲信正因涉嫌指使此次谋杀在受审，但不久便被无罪释放。

拉惹柏特拉的声明见于：

http://www.wikileaks.ch/wiki/Raja Petra Kamarudin statutory declaration on Altantuya Shaariibuu murder

或

http://tinyurl/com/3ele19y

附录10 冰岛银行业（节选）

考普辛银行是冰岛一家跨国银行，总部位于雷克雅未克。2008年10月，考普辛同冰岛其他高杠杆银行一样，开始无力还债。银行已由冰岛金融监管局接管，目前正在进行清盘。

附录内容是考普辛的大额放款账簿，记录了该行多笔巨额贷款。文件中披露了多笔贷款的详细信息，这些信息使考普辛的做法招来大量严重质疑，特别要提出的是，该行在向与其过从甚密的个人提供大额贷款时，往往没有担保。冰岛银行业崩溃之后，国内外有一些人被捕。该文件于2009年7月末泄露。

附录节选的部分提供了考普辛向艾克吉斯塔集团（Exista Group）旗下各公司提供贷款时的贷款评估。这些贷款总额约为14.3亿欧元，大部分没有担保。艾克吉斯塔是考普辛的大股东，持有银行约23%的股份，这向考普辛董事会牺牲储户利益的 （不当）资产管理方式提出了严重质疑。

艾克吉斯塔集团hf.

百万欧元

贷款

未使用

股权

债券

衍生产品

货币市场

总计

艾克吉斯塔hf.

627.4

4.7

34.1

51.5

40.4

33.1

791.2

Bakkabrædur控股

BV

252.5

252.5

艾克吉斯塔投资

ehf.

0.9

0.9

Lýsing

hf.

2.5

2.5

Ufsastaðir

ehf.

0.9

0.9

Vátryggingafélag群岛hf.

0.2

0.2

Fiskifréttir/Framtíðarsýn

0.9

0.2

1.1

Guro休闲有限公司（KS&F）

193.1

5.0

198.3

Bakkabrædur集团（KBLUX）

128.7

128.7

艾克吉斯塔子集团（KBLUX）

35.4

35.4

Gudmundsson

&Reynisdottir

（KIOM）

13.6

13.6

总计

1252.5

12.6

34.1

51.5

41.3

33.1

1425.3

艾克吉斯塔 — 艾克吉斯塔hf.

敞口

贷款        627.4

未使用        4.7

股权          34.1

债券          51.5

衍生产品  40.4

货币市场  33.1

总计        791.2

艾克吉斯塔的业务领域为金融服务，重点为保险和资产财务。艾克吉斯塔是Sampo集团、考普辛银行和Bakkavor集团的最大股东。Skipti、VIS和Lýsing为艾克吉斯塔公司全额所有。

艾克吉斯塔的业务模式主要是利用生成现金的业务收入来支持精挑细选的少数投资活动，操作由专业投资团队负责，监管和服务由高度集中的财务、风险管理、法律咨询和沟通部门负责。因此艾克吉斯塔的运营基于两个基础：运营业务和投资业务。

艾克吉斯塔于冰岛股票交

易所上市，最大股东包括Bakka-

brædur 控股 BV、Kistafjárfestin-

gafélag ehf. Giftfjárfestingafélga ehf. 和 Gildilifeyrissjóður

抵押与担保

总贷款价值比：无信息

贷款大部分都没有担保，也没签保证契约。例外是一份1亿欧元的循环融资，担保为同样数额的存款。

财务表现

净营业额  105.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23.4

总资产   6924.7 

目前资产  1096.4

股权   2284.2 

股权比   32.99%

-30.6.2008

信用评级：BB

风险因素

        主要的风险因素是市场风险，以及全球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长期低迷与动荡。因此，艾克吉斯塔存在流动性风险，因为在当前环境下，目前贷款的再融资可能会有困难，出售上述公司的现有股权以维持流动性也可能会有困难。此外，因为艾克吉斯塔的资产集中在大金融股权上，公司会受到金融市场风险的影响，而金融市场近期非常动荡。

艾克吉斯塔—Bakkabrædur控股 BV

敞口

贷款    252.5

总计    252.5

Bakkabrædur控股 BV是艾克吉斯塔hf.股份的控股公司。公司的所有人是阿古斯特·格维兹门松和利苏尔·格维兹门松。该公司是艾克吉斯塔的最大股东。

抵押与担保

总贷款价值比约为89%

作为担保，考普辛银行购买了艾克吉斯塔640.8万的股票。当前股票市值约为2.83亿欧元。

财务表现

无信息

信用评级：无信息

风险因素

艾克吉斯塔hf.的股票价格和运营。详情见艾克吉斯塔及其风险的具体文件。

艾克吉斯塔集团 hf.

敞口

贷款    193.1

未使用    5.0

股权

债券

衍生产品

总计    198.3

从事本业务的原因在于艾克吉斯塔对合约对方拥有所有权。这是一起逆回购交易，我们已经对英国零售集团JJB体育股票的购买提供了融资。

抵押与担保

公司在伦敦的股票价值为1.079亿欧元

总体安全性主观评价：无法接受

财务表现

无信息

无评级

风险因素

购买的股票价值已经跌了超过一半，因此我们现在要依靠JJB分拆后的潜在价值，该价值要比市价高出许多。

艾克吉斯塔—Bakkabrædur集团（考普辛卢森堡）

敞口

贷款    128.72

未使用    0.00

股权     无信息

债券     无信息

衍生产品  0.01

总计      128.73

Bakkabrædur集团的所有人是阿古斯特和利苏尔·格维兹门松，两人是冰岛上市公司Bakkavor集团的创始人，也是艾克吉斯塔hf.的最大股东（有关艾克吉斯塔子集团的信息请参考其他汇报）。敞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与集团的投资公司相关，此外KBLUX也存在：

1.Barello全球S.A——英国1275万英镑地产融资

2. 自动点唱机L.P.——2300万美元飞机融资

3. 奥古斯特·格维兹门松——法国750万欧元+140万欧元地产融资

抵押与担保

1. 个人担保 L.格维兹门松

2. 飞机第一抵押权（市值2850万美元/贷款价值比约为80%）

3. 进行地产抵押

不同投资公司之间没有直接质押，有一些融资项目既没有个人担保，也没有KBLUX标准条款规定的其他资产担保。考虑总体担保缺失的情况，实际空头头寸为4367万欧元。

集团证券组合分布得很广，主要为艾克吉斯塔的股份（3.714亿欧元）和Bakkavor集团的股份（市值6350万欧元）。

财务表现

艾克吉斯塔子集团的财务情况在附件报告中列出。

信用评级：无评级

由于负责管理与英国相关的运营业务的框架监管条例（要求清偿债务时需要本国国内支付）有所变动，集团结构需要部分重组。

风险因素

集团业绩也许会受到持续下行市场环境的影响，因为集团风险敞口大部分都与投资业务相关。

艾克吉斯塔—艾克吉斯塔子集团（考普辛卢森堡）

敞口

贷款      35.37

未使用     0.00

股权      无信息

债券      无信息

衍生产品  无信息

总计      35.37

艾克吉斯塔子集团隶属Bakkabrædur集团，于2001年6月由一些冰岛存款银行和考普辛银行hf.组合成立；2002年12月，Bakkabrædur成为该公司大股东。艾克吉斯塔的业务模式主要为利用生成现金的业务收入来支持精挑细选的少数投资活动。2007年，艾克吉斯塔从一家纯投资公司成功转型为一家金融服务公司，专业领域包括保险和资产融资。转型使收入流多样化，也直接生成现金流。

迄今为止，KBLUX为艾克吉斯塔安排并联合敲定了两起交易：

1. 艾克吉斯塔B.V.：2005年9月，价值1.5亿欧元的担保银团贷款融资，自身融资2900万欧元。2008年9月到期（一次性偿还）。

2. 艾克吉斯塔hf.：2005年11月，价值3亿丹麦克朗的银团定期贷款融资，自身融资4750万丹麦克朗（637万欧元）。2009年11月到期（一次偿还）。

抵押与担保

1+2. 考普辛银行hf.股票第一优先质押权

2. 艾克吉斯塔B.V.的担保

1+2风险覆盖率为150%（拿所持股份进行抵押借款）；为防止违约情况，借款方还必须通过协议提交更多股份。

财务表现

年中财务报表2008年6月（百万欧元）

营业额   105.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24.4

总资产  6924.7 

当前资产  无信息

股权    2284.2 

股权比   

33.0%*

（* 没有计算3.414亿欧元的商誉）

由于业务性质原因，财务表现受到了严峻市场环境的严重影响。主要由于股票重新估值（-2.372亿欧元）和相关股票收入的大幅下跌（约为-4.829亿欧元，与2007年6月相比），艾克吉斯塔在受审核期间的净亏损为8220万欧元。

风险因素

集团的财务表现严重受到（投资）市场发展的影响，也许会进一步恶化；规定于2008年9月偿还的1.5亿欧元银团贷款不会再融资，而做偿还处理。

附录11间接谋杀

维基解密收到一份视频副本，这是一段从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上拍摄到的视频，内容是2007年7月12日发生在巴格达的两起事件，事件中至少12人遇难。www.collateralmurder.net网站上提供了39分钟完整版和18分钟编辑版两个版本的视频，网站上还可找到其他相关资源。

附录12阿富汗战争日志

日志由事件短报构成，记录了2004年至2009年阿富汗每一起美军认为值得注意的事件。维基解密收到的文件中记录了约9万起事件，但最终只公布了约7.5万起。

附录中的七份事件报告详细记录了2008年10月至12月间由英军引起的平民伤亡事件。和日志中的其他报告一样，这七篇报告洞悉战场混乱的本质以及联军的错误带来的重重危机。为了阅读方便，每篇报告中都删除了部分内容，同时还将一些缩写补充为全拼，读者可通过编号识别出每篇报告的原文，进而在维基解密网站上阅读全文。有些日志在发布时已由维基解密删节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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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14日

英国皇家海军45突击队扬基连在车辆检查站执勤，此时，1名阿富汗当地人驾驶摩托车接近检查站并无视停车信号。友军向摩托车前方地面示警射击1次。子弹触地反弹，击中驾驶员脚部。伤者被护送前往印克曼（INKERMAN）前线作战基地。由医务官对伤情进行判断，为伤者提供车费，将其送往泊斯德（BOST）医院。战斗损伤评估：1名阿富汗当地人受伤（CAT 未知）。

更新

友军5.56毫米步枪示警射击1次

更新 15日01时12分 *10月8日

南区指挥部报告称，摩托车现置于“翡翠”巡逻基地。南区指挥部不准备进行进一步赔偿。1名阿富汗当地平民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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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2日

阿富汗国民军（2/3/205）与英军军事过渡小组共同执行地面控制巡逻任务。1名阿富汗当地人驾驶摩托车朝友军高速行驶，在友军示警射击后未停车。友军随即向摩托车发起攻击，阿富汗当地人被击毙。友军已证实，该名阿富汗当地人并非自杀式爆炸袭击者，他的尸体正被运往桑金（SANGIN）医院。伤亡情况已报告。

更新 13时52分

该名阿富汗当地人被桑金医院拒收，送返桑金地区中心。

现已证实，开枪者为一名军事过渡小组士兵。

更新 16时44分

***事件根据目击报告重写*

本次巡逻目的为探清“先知”巡逻基地与某红色标准集装箱（地理坐标GR 41 SPR 7355 5012）之间的路线，以便与从桑金赶来的路边炸弹处理小队接头，并将它们带到“先知”巡逻基地执行未爆弹药清理任务。12时3分，由10名军事过渡小组成员组成的步行巡逻队从“先知”巡逻基地出发，前往红色标准集装箱处。友军到达目的地后，拉起警戒线等待路边炸弹处理小队。12时55分左右，地理坐标GR 41 SPR 73706 50328，1名过渡小组成员看到1名阿富汗当地人驾驶摩托车由南侧向其所在位置驶来。小组成员认为这名阿富汗人是自杀式爆炸袭击者。最近两周，情报部门多次报告称，桑金集市内部及周围活动有两名驾驶摩托车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在疑似武装分子距其35至40米时，过渡小组成员向疑似武装分子附近示警射击4枪（5.56毫米步枪）。疑似武装分子未改变速度和方向，继续径直驶向过渡小组成员。在距其20米处，过渡小组成员向疑似武装分子身体重心位置进行连续射击（具体射击次数有待确认）。摩托车冲进壕沟，起火。

经检查随即确认，该名阿富汗当地人已死亡，亦并非自杀式爆炸袭击者。13时45分，友军将胸部有多处枪伤的尸体送往桑金地区中心医院后，立即返回此前所在位置，以便护送路边炸弹处理小队前往“先知”基地，开始执行清理未爆弹药任务。

***事件于16时44分结束，1名阿富汗（AFG）当地平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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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9日

英国皇家海军42突击队朱丽叶连正在执行向拉什卡尔加（LKG）主作战基地行政转移的任务，发现一辆阿富汗当地汽车驶向护卫部队，队员发射2枚迷你信号弹示警。阿富汗当地汽车未改变方向或减速，因此，友军向汽车前方路面发射2发9毫米子弹（示警射击）。车辆突然转弯后停下。对该汽车进行目视检查后，巡逻队继续执行任务。后续调查显示，车内当时有一名儿童，被一发子弹射中，受到致命伤。事件已由该名儿童的亲属哈吉·哈克宾（巴拉克扎伊部落长者）汇报给阿富汗国家安全理事会。

***事件于26日18时08分结束*1名当地平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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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29日

阿富汗国家警察与英国警务培训队在执行训练巡逻任务时报告称，有1辆白色汽车在接近巡逻队伍，汽车高速行驶，并未停车。友军使用小型精确武器向汽车发起攻击。驾车者是一名阿富汗国家警察（未着警服）。事发位置拉起警戒线，快速反应部队被派往进行支援。

更新 29日14时23分*11月8日

南区指挥部报告称，1名阿富汗当地人前往巡逻部队声称，他的女儿在事件中腿部受枪伤。女孩目前在泊斯德医院接受治疗。调查工作已经展开。

未有进一步报告

***事件于19时50分结束*1名阿富汗国家警察受伤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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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4日

英国皇家海军45突击队威士忌连在执行保障性巡逻任务时报告称，友军发现1名疑似武装分子侦察员（坐标GR 41 SPR 72034852）。友军示警射击1次，疑似武装分子无视示警射击，仍尾随巡逻队。友军认定此人对自身生命造成威胁，对其展开攻击，使用小型精确武器发射1发子弹。

***事件于5日15时30分结束*

更新18时36分

南区指挥部报告称，这是一名阿富汗当地人，并非武装分子。已收到目击报告。伤者身份已由武装分子变更为阿富汗当地人。这名阿富汗当地人已接受治疗，并被送往当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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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24日

英国皇家海军42突击队利马连在执行清理巡逻任务，同时为“红色匕首”行动提供支援。2名阿富汗当地人驾驶1辆汽车接近巡逻队，二人无视友军发出的停车信号。友军使用机枪向汽车发动机发射3发7.62毫米子弹，但汽车继续前进。随后友军向汽车挡风玻璃射击3次，汽车停下。

未有进一步报告

***事件于18时03分结束*1名当地平民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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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海军45突击队威士忌连正在进行NFO巡逻任务，报告发现1辆汽车（白色厢式货车）高速向友军警戒线行驶。友军向驾驶员发出喊话警告及手势信号，驾驶员未停车。友军随即向汽车发动机组发出1次示警射击，汽车停下。一名12岁男性乘客被跳弹擦伤。受伤的阿富汗当地人已由民用交通工具送往桑金前线作战基地。

***事件结束于21时15分*1名当地平民受伤

附录13 伊拉克战争日志

与阿富汗战争日志十分相似，伊拉克战争日志同样记录了美军士兵报告的重要事件，但这次时间是在2004年到2009年之间，地点是伊拉克。总共约有40万份独立事件报告。附录中节选的报告表明，在目睹伊拉克军队和警察的虐囚行径时，美军士兵只是按照上级指示对这些事件进行记录，根据制度要求，他们并没有采取其他行动阻止这些暴行。我们对这些日志采取了与阿富汗战争日志相同的处理方式，删除了一些敏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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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17日

人物：泰勒阿费尔反恐部队

事件：虐囚

时间：2007年6月17日（2009年5月6日由P-PiTT发现，2009年7月2日向3/1突击队报告）

地点：泰勒阿费尔反恐部队

原因：2009年5月6日由P-PiTT发现，2009年7月2日向3/1突击队汇报。2007年6月15日前后，泰勒阿费尔反恐部队向基德·阿贝多·贾比尔·奥默·阿尔巴卡尔（Khither Abedal Jaber Omer Albakaar）汇报虐囚指控。扣押原因：疑似路边炸弹安装者

受害人在摩苏尔总医院接受了全面的治疗，右腿膝关节以下、左脚多个脚趾以及双手多个手指进行了截肢手术。由于化学（酸）灼伤，受害人身上留下了大面积疤痕，经诊断，鉴定为三度灼伤，伴有皮肤溃烂。2007年6月30日以来的医疗报告显示，受害人背部还有瘀伤。医疗报告中出具了受害人的照片，一部分照片可能拍摄于2007年，还有一部分照片是P-PiTT小组2009年5月5日在反恐主战部队见到受害人时拍摄的。

受害人于2007年6月15日被伊拉克军队逮捕并移交至泰勒阿费尔反恐部队。受害人声称，在接受关于恐怖主义活动的审讯时，阿里中尉、阿德南中尉和穆罕默德中校对其实施了酷刑，在他的双手上倒化学药品并砍掉了他的手指，而在联军视察泰勒阿费尔反恐部队时却将他藏匿起来。

摩苏尔反恐主战部队在2007年9月8日发现上述事件后展开调查。2007年9月11日签发了穆罕默德中校、阿里中尉、阿德南中尉的逮捕令，但三人无一人被捕。2007年9月省警察总长获悉该事件，随后向内政部副警务长报告了这一事件。P-PiTT成员在摩苏尔反恐主战部队见到了受害人，他似乎已于2009年5月出院。表面看来，他似乎已被反恐主战部队释放，但目前仍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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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日

2/1 突击队视察伊拉克利雅得警察局，发现多名囚犯似乎曾遭受伊拉克警务人员虐待，囚犯下肢出现由殴打造成的严重瘀伤，需要就医。有的囚犯被铐在办公室，有的遭到殴打后被关进密室，处于脱水状态却得不到饮水。突击队成员还在局长办公室发现了疑似虐囚工具。这些工具上带有“血迹”，已被突击队扣留。突击队已与当地警方主管部门取得联系，对方已做出回应并对囚犯采取了必要的医疗措施。利雅得警察局局长在就其警局内疑似虐囚问题进行对质时，回应称他知道殴打囚犯一事，并且支持以此方法进行调查。突击队会继续介入当地主管部门的工作中，并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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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23日

2006年10月23日14时13分，卡拉克哈迪巴（Qal at Hadi Bak）附近， 38S MB 41100 59300上尉（匿名）4/6 IA S2训练员和一名中尉（匿名）2/4/6 IA S2训练员前往4/6 IA S2囚犯处理中心时，偶遇IA AS2（匿名）和IBIF军士负责人（匿名），发现疑似虐囚行为。在办公室里，他们发现了看似电池的东西，上面连着裸头的电线。行军床的床头和床尾放着黄色的绳子和类似塑胶管的东西。进入办公室前，（匿名）听到似乎有人挨打并发出呻吟。囚犯正坐在屋子中央抽泣。（匿名）制止了疑似虐囚行为，经向上尉（匿名）询问，获知了囚犯的名字。报告小队采取的措施：向指挥系统通报，写宣誓证词，等待15-6向2-10旅汇报，通知4/6 IA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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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3日

一名囚犯声称，审讯者对其脸部、腹部、腿部进行拳打、脚踢、掌掴，并电击其双手、右耳、下体，持续时间为15至30分钟。他还声称，他被问询是否曾计划或协助过放置路边炸弹。这名囚犯坚称自己没有。他不知道接受审讯的具体时段，只记得是接近中午。这名囚犯说，只要他一想喊叫，嘴就会被封住，并被告知要保持安静，因为美国人可能会听到他的喊叫。他没有看到任何一名对他施虐的人。随后他被带回了自己的牢房，在牢房前，他晕了过去，被抬到了自己的床上。

补充信息：这名囚犯展示了手铐留下的痕迹和其他遭受虐待的体征。他曾得到医生许可，能够接受审讯。体检时，这名囚犯并没有向医生汇报曾遭受虐待，而是随后由翻译人员告知医生，他曾遭受虐待。囚犯还拒绝就他声称的受虐事件提供宣誓证词。

其他信息：因为这名囚犯为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忧，所以我们还制作了删节版情况报告。我们按照补充命令273的汇报要求发送了报告。我们还附上了一份原始情况报告。我们的军事行动法律师也向驻伊拉克多国部队发送了独立报告。但多国部队只向内政部提交了删节版（及附件），不会公布囚犯姓名。情况报告将会录入到海外安全与司法援助机构的虐囚事件追踪记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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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12日

1. 事件描述/疑似违规行为（事件报告人和施虐类型）：2006年3月12日12时00分左右，中士（匿名）看到2-1-2治安营的【xxxxx】用脚掌踩囚犯HP031130的颈背。事件发生时，HP031130跪在地上，双手被塑料手铐铐在背后，眼睛被蒙住，头被外套裹着。

2. 日期/时间和虐囚事件发生地点：2006年3月12日12时00分左右，拉马迪飓风点军营。

3. 被控虐囚的作战单位和人员：2-1-2治安营【xxxxx】

4. 收集到的证据，考虑就指控的有效性提出意见：中士（匿名）的证词。

5. 就指控的有效性提出的意见：有效。

6. 提出意见的根据：（匿名）是一名诚实的陆战队队员，我与他曾共事过7个月。他没有捏造事实的动机，此外，还有另外两名陆战队队员目击了攻击过程。

7. 建议：无需调查。医务兵在囚犯颈背发现一小块红色痕迹，可能是被踢部位。我将此事告知了驻 2-1-2治安营联军代表[DSN 302-5212-228少校（匿名）和DSN 302-3609-131少校（匿名）]，二人已将此事呈交至绿区军营指挥官。建议在治安营内部解决此事。

8. 联络人：（匿名），DSN 302-3609-369

附录14 美国大使馆电报（节选）

维基解密陆续公布被称为 “电报门”的美国大使馆电报，这是迄今为止最受瞩目的维基解密泄密事件。全世界各地美国大使馆就某一主题发出的逾25万份电报被告密者泄露给维基解密，这些电报大都篇幅很短，一两千字。2011年8月，维基解密公布了其中的2万份文件，最初只是该组织五位核心成员公布机密，之后全世界的媒体组织联合起来，曝光了这些解密文件，而目前的媒体已超过了50家。

这些电报与战争日志的形式不同，是流畅的散文体，不仅传达了一小部分的事实，而且涉及了一般意义上美国外交政策方面更为广泛的问题。鉴于此，电报中包含的信息不仅在于内容上，还在于内容的传达方式上。

公布的电报信息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外交官认为本国大公司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

节选一：前两条电报发自于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电报内容为土耳其航空公司可能购买波音公司的飞机。土耳其交通部部长暗示说美国政府若能协助把一名土耳其宇航员送上太空，土耳其航空公司会更愿意购买波音飞机。奇怪的是，美国大使形同波音公司的销售代理，对这笔买卖进行游说，但他同时却声明对这种交易下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感到愤恨，他表示：“土耳其交通部部长耶尔德勒姆把两国之间的交往和看似是私营企业之间的商业交易混为一谈，势必会带来令人反感的政治影响。”在欧洲，政府作为飞机制造商销售代表并进行游说的行为广为人知，西方国家对此也习以为常，而他对于欧洲政府的这种行为表示很不满。

04安卡拉2680

创建时间：2004年5月12日，12:22

主题：波音公司在土耳其市场中倍感压力

1. (C) 概要：土耳其正发党内阁一名高级官员试图向波音公司施压，要求他们雇用一名他的同事为波音在土耳其的销售代表，波音公司对此要求表示忧心。土耳其航空公司意欲购买19架宽体飞机和窄体飞机来扩充其公司机队，所以波音公司一直与欧洲宇航防务集团子公司空中客车争夺这潜在的客户。除了购买19架客机以及延长B737-400型飞机租约协议外，土耳其航空公司预计需额外增加35架飞机以满足未来的需求。

2. (C) 本周早些时候，波音公司代表约见美国使馆官员，商讨波音公司争夺土耳其市场等相关问题，波音公司对土耳其正发党施加的压力表示担忧。土耳其航空公司是土耳其国营航空公司，目前意欲购买19架客机来扩充其机队，除此之外，他们还打算延长租期到2006年、8架机型为B737-400波音飞机的租约，并预计需要增加35架飞机来满足未来的需求。这个项目价值29亿美元（约占到美国出口额的85%），是土耳其过去几年来最大的订单之一。在此之前，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和法国总统雅克·勒内·希拉克作为空中客车公司的代表，已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进行商讨，在讨论中提出了关于订购空中客车飞机的计划。

3. (S) 通过波音公司的联系，以色列国营航空公司前总经理拉菲·哈尔莱夫在2004年3月与波音公司商谈，并把波音公司介绍给土耳其埃尔坎公司集团主席穆罕默德·埃明·埃尔坎和Exa国际合作伙伴管理合伙人、以色列商人拉米兹·埃达斯吉尔。埃尔坎建议波音公司会见财政部长，并表明财政部长有兴趣与他们商讨有关土耳其航空公司的订购事宜，而且还自愿安排双方的见面。（评论:土耳其航空公司高层管理向财政部长汇报。）

4. (C) 在会议上，财政部长向波音公司推荐埃尔坎，说他熟悉航天业务而且充分了解土耳其航空公司的要求。会议结束不久，埃尔坎要求波音公司聘用他为销售顾问，他会确保波音公司在市场中取得成功，但波音公司拒绝了他的要求。

5. (C) 评论：电报中仍然关注欧盟高级官员、德国以及法国首脑形同空客公司的销售代理进行广泛游说的行为。土耳其财政部长预计本周晚些时候在巴黎会见空客公司代表，电报中建议华盛顿机构利用一切可行的机会使土耳其政府代表铭记：我们重视交易过程中采用透明的方式。电文中美国使馆将继续代表波音公司积极地表示对双方交易的支持。

10安卡拉74

创建时间：2010年1月19日，05:39

主题：美国官员与土耳其交通部部长就购买波音飞机进行商讨

参考（REF）：伊斯坦布尔 17

1. (C) 概要：土耳其交通部部长比纳里·耶尔德勒姆向美驻土耳其大使杰弗里保证说，目前价格是土耳其航空公司考虑是否购买波音飞机的主要因素。然而，耶尔德勒姆强调，价格并不是唯一考虑的因素，他表示土耳其航空公司一直关注一些连带的条件，以此来证明双方间长期的合作关系以及相互信任。他补充道，土耳其政府希望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民航领域加强合作，取得的成果有望改善与波音公司之间的经贸环境。最后他再次谈到土耳其总统居尔希望奥巴马政府为土耳其一名宇航员的航天飞行提供帮助，并暗示这将关系到双方之间的商业交易。杰弗里强调波音公司与土耳其当地公司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在其社会直接投资，与土耳其建有长期的投资合作关系，他还承诺与联邦航空管理局讨论可能的合作，调查美国航空航天局是否能够帮助土耳其进行太空飞行计划。

2. (SBU) 杰弗里于1月14日在使馆商务参赞和经济处的陪同下会见了土耳其交通部部长比纳里·耶尔德勒姆，美国官员作为波音公司的销售代理，支持土耳其航空公司采购波音飞机来扩充机队。土耳其航空公司最近宣布已确定购买空客公司20架单通道客机，他们后续可能会增购10架。土耳其航空公司正在与波音公司协商，欲购买20架左右的737飞机（见参考电文）。这次的订单交易额大概为34亿美元。

3. (C) 美国官员杰弗里提到奥巴马总统和埃尔多安总理之间的讨论，并表示他了解目前交易协商中的主要症结看似是价格（正如电文中土耳其航空公司CEO对CG 维纳表述的那样）。耶尔德勒姆证实价格是最为重要和突出的问题，讨价还价是所有商务协商中正常的环节之一。然而他继续表示价格并不是考虑的唯一因素，土耳其航空公司以及土耳其政府一直谨慎地关注对方所能提供的售后服务以及双方长期的合作关系。杰弗里强调长期以来对土耳其的支持，与土耳其当地制造商建有的长期合作关系，强调其世界级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以及品质上乘的产品。

4. (C) 耶尔德勒姆补充道，土耳其政府会考虑与美国在民航领域的合作，来评估波音公司的报价，特别是考虑到政府部门与联邦航空管理局之间的合作。他注意到土耳其需要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和提高旅客容纳量来满足民航服务业日益增长的需求，并希望联邦航空管理局在以上这些方面提供帮助。他说加强此领域的合作将营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却没有进一步明确哪种帮助是必不可少的。美国一位大使颇感失落，但据他观察联邦航空管理局与民航总局之间的合作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他向土耳其政府保证将与美国政府研究如何给予最大的帮助。

5. (C) 除了希望获得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帮助外，耶尔德勒姆旁敲侧击，表示土耳其希望把一名宇航员送上太空—这在土耳其总统居尔写给奥巴马的信中有提到—这关系到双方的商业交易，而政府会积极地看待美国宇航局为支持土耳其新兴太空项目给予的帮助。美国大使杰弗里认为安排一名土耳其宇航员参与一次美国的航天飞行将极为困难，但是在土耳其太空项目实施中，美国宇航局有可能提供其他技术性的帮助。

6. (C) 评论：耶尔德勒姆把两国之间的交往和看似是私营企业之间的商业销售混为一谈，这势必会带来令人反感的政治影响。他的此番言论或许阐明了为何总理埃尔多安在会上向奥巴马总统隐晦地提出补偿条件—如果土耳其政府确实是根据美国政府给出的条件来评估双方的交易，而不是依赖于波音公司，那么土耳其想要的补偿可能来自于美国政府而非波音公司。尽管联邦航空管理局/美国宇航局对发展土耳其民航业和航空航天事业提供的帮助不应该牵扯到这单交易，但是提供这样的帮助有利于双方的利益，而且值得进一步地研究。我们不太可能把一名土耳其宇航员送上轨道，但我们能够实施各种项目增强土耳其在航空领域的能力，这也符合我们为提高土耳其区域民航业安全性的目标。无论如何，如果想要创造最大的机会成功地完成交易，我们必须就土耳其交通部部长的隐晦要求做出一定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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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二：这封电文同样涉及到波音公司销售飞机给国家航空公司，援引电文中一句话：“美国使馆为推动交易进程所做出的努力远不仅是每天以示支持，它在帮助波音获得成功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著的。”

08马纳马47

创建时间：2008年1月27日，12:25

主题：美国使馆的支持促成波音公司获得60亿美元大单

概要

1. (C) 在美国外交官进行了几个月紧锣密鼓的游说后，巴林王国王储和国王否决了海湾航空公司关于购买空中客车飞机的提议，转而指示航空公司与波音公司进行交易。海湾航空公司于1月13日与波音公司签署了价值60亿美元的合约，那天正值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巴林王国。这份合约体现了美国使馆在商业支持上取得的重大成功。法国总统萨科奇讨论访问巴林群岛，这是法国政府在紧要关头的奋力一搏，借此希望帮助推销空客飞机。

交易最终顺利达成

2. (C) 1月13日海湾航空与波音签署协议，首批将购买16架波音787，价值34亿美元，第二批再购买8架波音飞机，价值26亿美元。在签署协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海湾航空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哈茂德·库赫杰表示，事实上，海湾航空公司有把握履行再购买8架飞机的协议规定。1月14日，继周末发言之后，波音公司股价开盘后急剧上涨。

交易过程一波三折

3. (C) 海湾航空公司主席詹姆斯·霍根宣布预计增加中、远程飞机来替换一些年久的客机，波音得此消息后，在2006年5月首先向美国政府寻求帮助，根据霍根的商业计划，波音有望最多供应25架787和22架737。海湾航空公司由巴林政府和阿曼政府联合拥有，美驻马纳马使馆和美驻马斯喀特使馆作为波音的营销代表，分别游说当地政府。但是霍根与董事会发生管理上的分歧，使得他离开公司，他那份雄心勃勃的计划也由此泡汤。

4. (C) 阿曼政府在2007年5月宣布放弃持有的海湾航空的股权，巴林财政部长谢赫·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阿勒哈利法亲自监督管理海湾航空，旨在减小公司每天高达100万美元的亏损。艾哈迈德表示空客飞机320或者波音737将符合高频率区域交通日益发展的需求。艾哈迈德指派安德烈·多斯代替霍根出任海湾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安德烈·多斯说：“长远来看客机应多考虑窄体机而不是宽体机。”不久后他向使馆办公室证实，海湾航空公司将缩减机队数到只有空客飞机（参考电文）。

5. (C) 然而，多斯轰轰烈烈地缩减机队，势必要减少飞行航线和裁减员工，这使得他与董事会之间发生抵触。2007年7月，工作四个月之后，他辞职离任，由副执行官比约恩·纳夫接替他的职位。

6. (C) 现在的海湾航空公司完全由巴林政府全资拥有，公司董事会清楚地向纳夫表明对公司的构想，希望公司发展强劲，充满活力，而不是缩小规模。2007年10月，海湾航空公司签署一项购买波音梦想飞机的谅解备忘录，但是之后不久董事会就取消了订单，说是空中客车开出更低的折扣价，担心面对议会无法自圆其说。据报道购买空中客车整套飞机可节省4亿美元。

7. (C) 同年12月12日，海湾航空公司告知波音一个不幸的消息—董事会已经选择购买空客飞机，该决定预示着海湾航空与波音的合作结束，并要求波音退还订金。波音执行官立即把订单落空、空客胜出的消息传给美国大使以及经济参赞，然而美国使馆传回的电文表明较量还远没有结束。海湾航空公司的选择依然需要得到政府的认同。美国大使直接质问马纳马00000047 002 OF 003高级巴林政府官员，并了解到政府还没有做出正式的决定。因此，美国大使建议波音静待，现在退出还为时过早。

8. (C) 波音再次要求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大使和经济参赞游说海湾航空公司管理层、董事会成员、政府官员以及议会代表，美国大使反复指出波音飞机运营成本更低而且产品可靠，相比于空客的低首付要更胜一筹。许多事实表明订购波音替换空客A-350的计划正在酝酿筹划中。

9. (C) 库赫杰急切要求与美国大使在12月30日见面，以告知大使王储和国王已经否绝了海湾航空公司购买空客飞机的提议，且指引他在1月12日、13日奥巴马访问之时与波音进行交易。库赫杰说他将接受与波音的交易，但是如果波音回应说先前的交易条件已是最好，恐怕他无法为董事会更改决定做出合理的解释。波音公司有必要表现出诚意，做出些妥协，这样库赫杰才能为改变决定做出解释。

10. (C) 美国大使通知波音公司，要求波音代表迅速赶回巴林群岛并准备好一份最终的协议。波音执行官多少有点怀疑，起初回应说在1月14日之前回到巴林群岛有点困难，这位大使指出如果14号之后回来就太晚了，波音随即赶回巴林群岛并于1月3日会见了大使，大使告诉他们说他已经以波音公司的身份直接与王储进行了会谈，王储已经向他保证政府会真心诚意地促成与波音的交易。这不仅仅是使空客公司做出妥协的最后部署。

11. (C) 得到政府高层真诚的保证后，波音公司备受鼓舞，回应说愿再降价5%，这次的再次让价果断地给库赫杰一个支持董事会决定的合理解释。

12. (U) 巴林海湾航空公司在1月13日与波音签署价值60亿美元的协议，波音梦想飞机预计于2016年交付。与此同时，库赫杰表示海湾航空公司欲通过租赁市场来满足其需求。这次订购以巴林政府为后盾，并且得到商业和进出口银行的资金支持。

法国最后的努力

13. (C) 巴林政府官员通知使馆办公室，说正在做区域访问的法国总统萨科奇紧急电联巴林国王哈马德。据报道，萨科奇说他将在1月13号那周访问巴林群岛，但条件是政府能够签署订购21架空客飞机的协议，法国官员当得知海湾航空与波音已达成交易后取消了访问。巴林外交大臣哈立德告知法国大使，他将在当地法国大使馆给她致电，让她知道：“我们并不赞同以这种方式进行交易。”

评论

14. (C) 尽管海湾航空公司刚进行了对远程飞机的重大订购，但是购买还没有完成。库赫杰已经表示海湾航空仍然需要购买飞机来替换掉8架中程飞机，但他说此次交易依然公开招标。看起来海湾航空意欲从空客公司购买新的飞机来换掉机队中的A320。然而最近波音赢得了订单，由此可见空客公司想获得海湾航空的订单并不是顺理成章的事。电文中美国官员一定会不断盛赞购买波音飞机的优势。

15. (C) 美国使馆为推动交易进程所做出的努力远不仅是每天以示支持，它在帮助波音获得成功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著的。海湾航空公司依靠美国使馆不但是与波音进行了交流，而且实现了尽可能有利的交易；波音向我们了解事实背后的真相（真相有时候会盖过表面现象），而美国使馆作为助推器，在各个层面上传达波音公司的优势，这些努力造就了双方的互利共赢。在寄给美国大使的一封感谢信中，波音说：“您不断地去努力接触合适的领导，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波音，为最后的结果带来巨大的转机。您及您的团队与波音之间的合作确实应该继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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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三：一些欧洲国家已禁止种植美国孟山都公司研发的转基因改良玉米种子MON-810，美国对这些欧洲国家的拒绝行为做出回应，美国驻巴黎大使表示美国会核准一份报复目标名单，这份名单会给欧盟地区带去一点教训。

07巴黎4723

创建时间：2007年12月14日，16:23

主题：法国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农业生物技术事件

1. (C) 巴黎工作组建议美国政府在延长的合理期限到期时公布报复名单，以便加强与欧盟关于农业转基因产品方面的协商。美国认为欧洲在这个问题上只退不进，法国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还有奥地利、意大利，甚至欧洲委员会。法国正在通过实行“格勒内勒环保会议”流程来规避以科学为基础的决策，追求对“共同利益”的评估。与预警原则相结合，这项环境计划是一个先例，不仅仅是暗示种植转基因玉米种子MON-810会产生一种名为BT的毒素。实行报复清楚地表明目前的计划会打击到欧盟的利益，有助于增强欧洲支持转基因产品的呼声。事实上，法国支持转基因的一方，包括农场工会部分成员，已经告诉我们进行报复是在法国唯一一个可以开始扭转事态的方法。

2. (C) 这不仅仅是双边关注的问题。欧洲是否考虑接受转基因作物，法国将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而法国对于环保法规的制定愈加普遍。法国期望利用今年下半年作为欧盟主席国的身份，在今年1月初的时候，即斯洛文尼亚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带领欧盟成员国解决转基因农产品的问题。我们的联络明确说明欧盟将试图把法国国策广泛地扩大到欧盟，它们认为法国在发表欧洲有关转基因作物的意见时最有话语权。法国注意到欧盟成员国不愿委员会对奥地利颁布违法的国家禁令实行制裁。法国把十年来对委员会授权种植的MON-810的调查结果作为关键性的机会，把欧洲食品安全局的民意调查当作另一个机会（参见电文）。

3. (C) 正是因为转基因作物的危害性符合法国政府的“预警原则”，格勒内勒环保会议其中一个关键性决定就是禁止在法国种植MON-810。萨科奇公开地拒绝阿塔利委员会(旨在调查法国竞争力的委员会）希望取消“预警原则”的建议—这个原则是在希拉克执政期间被加入法律章程的。

4. (C) 法国在农业生物技术方面改革原“最高权力”，以便扭转现有的、基于科学的决策。最近，原有的权力机构被一分为二，第一个为科学部，第二个部门由市民、社会科学家组成，工作是评估法国的“共同利益”，新的权力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审查研究MON-810。与此同时，法律章程初稿紧急提交给立法机构以及参议院审议，然而法律一旦实践起来，任何生物技术类作物的种植都将成为不可能的事。这条法律规定农场主和种子公司对花粉散播造成的后果负有法定赔偿责任，迫使他们过度地拉大种植距离。考虑到反转基因活跃分子有可能破坏田间的转基因作物，以地块为单位公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清单可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解决方法。

5. (C) 由于法国政府和欧洲委员会仅仅是禁止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而不是禁止进口，它们曾暗示说它们各自的行为不该让美国感到恐慌，而它们认为禁止种植是第一步，至少是反转基因支持者的第一步，它们将有新一轮的禁止或是进一步限制进口。（环境部长的高级助手告诉我们人们有权不买吃生物饲料长大的动物的肉，尽管他知道他对可能区分饲料的科学基础一无所知。）进一步说，我们不准备在禁止种植方面退让，因为我们在欧洲有相当大的种子种植的生意，而且一旦农场主体验了转基因农产品，他们会成为我们最忠实的支持者。

6. (C) 巴黎工作组建议我们核准报复目标名单，这份名单会给欧盟地区带去一点教训；因为这是一项集体的责任，但也要有所针对。这份名单应该慎重衡量，而不是恶性的，必须打持久战，因为我们不应该奢望早期就能成功。

7. (C) 萨科奇在华盛顿国会（美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美法两国紧密联系，但并不处于一条线上”。我们与法国和欧盟就农业生物技术问题较量的同时，我们两国在一系列事情上的合作仍然要继续，我们要设法同一时间平衡好合作和争端，不该优先考虑一边，而损害到另一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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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四：以下电报时间追溯回2009年夏，当时海地议会试图通过提高最低日薪到5美元的议案，这些电报清楚地表明美国大使馆与海地制造商站在同一战线上，为了保持海地的最低工资进行游说。

创建时间：2009年6月10日

主题：海地欲提高最低工资，民众焦急等待

1. (SBU) 概要：海地议会打算提高企业和工厂的最低日薪的决定将持续损害海地总统普雷瓦尔与议会成员之间的关系。自5月中旬以来，普雷瓦尔鼓励议会成员和私企进行对话，私人企业提出更低的或者现有的最低工资可以保证海地民众的就业，吸引更多的投资，普雷瓦尔推迟签署提高最低工资的议案，议会对于他无心做出明确决定的行为表示不满。海地工业协进会资助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天HTG 200（200海地古德）的最低工资会摧毁海地的纺织业，提出保持每天HTG 100的最低工资水平才能使纺织业兴旺。私人企业说服议会成员说，希望他们考虑到提高最低工资会造成失业，使海地的经济情况更加恶化。然而，议会成员一意孤行，没有任何党派愿意在讨论中因为做出让步而担上污名。

海地总统无动于衷困扰议会

2. (SBU) 包括海地参议院议长凯利·巴斯蒂安在内的一些首要参议员表示他们愿意做出让步，巴斯蒂安在6月8日的国民大会发表演说，强烈要求抗议者采取和平的方式，响应学生们的重要要求，这些学生要求权力部门释放在6月4日、5日被警察逮捕的抗议者（参见电文B）。参议员琼·赫克托·阿纳赛瑟斯和约瑟夫·兰伯特分别呼吁抗议者保持冷静，静待总统做出最后的决定。从巴斯蒂安的一位主要顾问那儿得知立法人员在6月5日的会议上离席，普雷瓦尔仍不确定是签署议案还是驳回到议会重新修正。（备注：参议院在5月初对最低工资的议案进行投票，投票之后议会暂时中断，在6月8日下一轮会议结束后，议会必须再次向总统递交法案，即日起，总统将有八个工作日来签署议案，使之成为法律，或者提出反对意见驳回到议会，巴斯蒂安的幕僚长于6月9日向政治处证实议会确实在6月8日再次把议案呈交到总统府。）议案倡导人、下议院议员斯蒂文·贝努瓦号召工厂所有者在6月10日参加议会会议，要求他们给出证据证明提升最低工资会使他们无利可图。

3. (C) 一些立法人员辩称颁布这项法案无缓冲期，也不会有变数。下议院议员肖尔泽·尚西告诉记者他于6月5日在总统府会见了普雷瓦尔，但是并不赞同总统给出的理由，而且他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签署议案会让国会遭受困难，参议员尤里·拉托图批评总统迟迟不与议会就议案进行商量，参议员吕迪·埃里沃声援以和平方式进行抗议逼迫总统签署议案的学生。埃里沃于6月8日与政治处进行谈话，他在谈话中表示作为参议院公共健康委员会的委员长，他没有做好学生和大学管理部门的调解工作，他试图在6月1日那周平息争端，但是随着街头抗议者的势头愈加强劲，学生们的抗议也愈演愈烈。对于警察强硬逮捕抗议者他表示很遗憾，24名抗议者被带走进一步激怒了学生。

4. (C) 海地议会的很多成员被普雷瓦尔和工厂代表不合时宜的游说激怒。下议院议员索雷尔·弗朗索瓦反对提升最低工资，他告诉政治处说在6月9日，即使是那些之前赞成法案而现在有所动摇的立法人员，也会迫于巨大的公众压力而拒绝任何修改法案的提议。工厂代表与11位下议院议员在6月1日的那周开展会谈，在会上许多人乐于接受工厂代表的意见，但认为应在议会通过法案之前进行游说而不是之后。参议院议员埃里沃和米歇尔·克莱里都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们强调最近的学生抗议也仅仅是让他们在修改法案的问题上倍感压力而已。

普雷瓦尔预计采取下一步行动

5. (C) 根据海地宪法规定的立法程序，议会呈交法案之后，总统应在八个工作日内签署或反对法案，这迫使普雷瓦尔必须在6月17日之前做出决定。执行《海地机会伙伴促进法案》总统三方委员会（CTMO-HOPE）成员莱昂内尔·德拉图尔在6月8日告诉经济处和政治处说总统不太可能做出正式的决定，他将不断要求议会与私人企业进行会谈。（备注：普雷瓦尔于5月18日寄信给参议院和众议院议长，信中要求议会考虑提升工资将会对就业和整个投资环境造成的影响。）普雷瓦尔预期于6月10日离开海地前往圣基茨参加第六次加勒比石油首脑峰会。然而，外事部国际组织主任阿扎德·贝尔福特于6月10日向政治处报告说普雷瓦尔计划委派外事部长处理这个事务。

工业研究报告：提高最低工资将摧毁纺织工业

6. (U) 海地工业协进会就提升最低工资对纺织业造成的影响提出一份研究报告，研究报告作者莱尔米特·弗朗索瓦采访了25个工厂主中约一半的人以及索纳比工业园区、银行业和海地工业协进会的代表，共同讨论HTG200的工资对于企业、工人、《海地机会伙伴促进第二法案》（HOPEⅡ）以及银行业的重大意义。海地的服装业大概有27,000名工人。研究报告表明目前纺织业53%的工人的平均工资为HTG154（HTG90-200，合2—5美元/天），38%的工人的平均工资为HTG218（约为5.5美元/天）。总体算来，纺织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为HTG173（4.33美元）。研究报告还提到目前的工资结构有利于提高生产率，是具有竞争性的薪酬。（备注：处在海地—多米尼加边界自由贸易区里的工人的最低日工资大概为6美元。）弗朗索瓦得出报告结论说，提升最低工资到HTG200会导致纺织业中一万名工人失业。

7. (SBU) 海地工业协进会执行董事格雷戈尔·阿夫里尔和HOPEII法案工厂主克利福德·艾派德坦言目前全球经济疲软，这条法案有可能已经在上个月造成一千人失去了工作。受惠于HOPEII法案的一个工厂关闭了，而其他工厂已经停止运营且解雇了新招的员工。据阿夫里尔和艾派德所言，我们得知服装业及其代表海地工业协进会已三次面见了普雷瓦尔，向40多位议员以及政党表达了HTG200的最低工资将带来的后果，并认为他们会支持他们的研究结果。

评论

8. (SBU) 有关提升最低工资的争议不断升级，以下议院议员贝努瓦为主的一些议会成员要求总统签署法案，不愿做修改，与此同时，他们称会重新考虑或分阶段提高最低工资，从而逗私人企业开心，即使仅仅是为了表现他们确实商议过。

9. (C) 尽管普雷瓦尔与议会及私人企业就如何处理最低工资法案使之既不影响投资也不影响就业的问题进行会谈，但是贝努瓦在面对继续游行的学生面前却沉默寡言。海地国家警察以及司法部官员相信有人资助学生游行，这些学生是受到学校以外利益的驱动；谁激发了这次混乱仍不得而知。

10. (SBU) 虽然抗议游行规模相对不是很大，有500到1500人左右，但是国家警察不得不频繁使用催泪瓦斯来控制人群，看似警察也招架不住。尽管随着学期结束学生离开学校，游行规模会逐渐变小，但是不得不担心抗议游行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11. (C) 前总统阿里斯蒂德的亲密合作者热拉尔·让—朱斯特牧师的遗体预计在6月16日运回，参议院决胜选举计划定在6月21日，由此可见海地正进入政治敏感期。普雷瓦尔更加明显积极地做出行动对于解决最低工资问题而言至关重要，由最低工资问题引发的抗议则要承担政治环境失控恶化的风险。

创建时间：2009年6月17日

主题：海地总统就最低工资法案做出决定

1. (SBU) 概要：海地总统勒内·普雷瓦尔在与私人企业及议会代表深入讨论之后计划把最低工资法案退回议会，提议把提升装配业最低工资改为分阶段提升最低工资，而200海地古德的最低工资将应用到当地商业部门及非纺织工业。提升最低工资法案的撰写人对于总统的决定表示不满，他并不赞同按照原定法案提升最低工资会大大破坏经济增长或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

2. (SBU) 在总统府进行几天的会议之后，普雷瓦尔与工厂代表达成了妥协，从而避免了提升最低工资对装配业和纺织业造成的打击。由海地工业协进会带领的工厂代表反对装配业最低日薪立即提高到HTG130（合3.25美元/天），他们表示这将摧毁装配业，并对HOPEII中的优惠政策造成负面影响。海地工业协进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对近三倍地提高纺织工业的最低工资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资助研究，最近他们研究发现把最低工资提高到HTG200将使得纺织业经济上无法运转，结果导致工厂倒闭。

3. (C) 普雷瓦尔预计在6月17日或18日提出反对意见，驳回议会法案。普雷瓦尔经济顾问加布里埃尔·韦雷在6月13日通知使馆代表说普雷瓦尔已经促成与议会成员的交易。海地工业协进会理事长乔治斯·萨辛在6月16日告诉经济处和政治处说普雷瓦尔将提出更改原法案的提议，这些更改后的意见仅适用于装配业：2009年10月，把HTG70日工资提高到HTG100，到2010年10月进一步提高到HTG125，到2011年11月再提高到HTG150。［备注：据报道，普雷瓦尔与工厂代表商讨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帮助减少部分生产成本，如补贴用电，从早上六点开始到晚上六点保障不间断的电力提供以及补贴柴油的税收。（注：许多工厂外区电力不足，为了供电不得不使用柴油发电机。）即使分阶段提升工资的法案成为法律，这些措施是否能够实施仍然不得而知。］

4. (C) 大多数私企代表支持在11月份通过法律，因为有报道说服装业竞争对手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尼加拉瓜也将提升工资水平。海地工业协进会成员、工厂主克利福德·艾派德在6月8日通知使馆经济处和政治处时说，海地商会主席雷金纳德·布洛斯表示他支持商业和非纺织业立即提高最低工资到HTG200，纺织工业的日工资分阶段提高。一些商业和非纺织工业的人士，如电信公司Voila的所有者之一贝尔纳·菲尔斯—艾梅，Comme IL Faut烟草公司所有者里基·希克斯，他们支持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并且声称他们公司的工资已经超过法案里建议的工资了。海地工业协进会理事长萨辛告诉使馆经济处和政治处说纺织工业的工资占到工厂成本的一半以上，但商业和当地工业部门的工资平均占到成本的12%。

5. (SBU) 议会可以拒绝普雷瓦尔提议的修改意见。如果普雷瓦尔在6月17日或18日驳回法案，众议院将在6月23日审查总统的提议。HOPE法案委员会成员莱昂内尔·德拉图尔通知使馆经济处和政治处说最坏的可能就是议会不同意修改，把原法案递交给总统签署。德拉图尔推测发生最坏可能的几率不到15%。虽然总统和议会成员（包括法案赞助人、下议院议员斯蒂文·贝努瓦）之间达成了可能的妥协，但是贝努瓦继续公开地批评总统的决定，一如既往地认为HTG200的日工资应该应用到包括纺织业在内的商业和工业部门。参议院议长凯利·巴斯蒂安在6月17日告诉记者说，与普雷瓦尔进行会谈的议会人员的想法不应该被诠释为整个议会的意见。因此，普雷瓦尔不应该认为他的决定代表他与整个议会达成了妥协。

6. (C) 评论：似乎纺织工业接纳了普雷瓦尔在最低工资的问题上提出的让步建议。然而，从一些议会成员最近的声明来看，他们的言论可能暗示当他们看到修正法案的提议时，会引发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学生继续游行，有时候和平示威，有时候动用武力，要求提升最低工资水平，并应用到纺织业在内的所有行业。议会与普雷瓦尔及私企代表之间的事后对话前后不一致，只能是使局面更加令人困惑和混乱。鉴于协商的对象是选定的国会议员，而且是秘密地进行协商，所以这些议员的观点是否能够代表大多数人还不清楚，或者他们为了安抚总统和工厂代表有可能在夸夸其谈。没人能够确定握有首要机会的众议院将如何回应普雷瓦尔的提议。

09太子港881

创建时间：2009年10月15日，11:49

主题：更有效的议会是民主之光（节选）

1. (SBU) 概要：一向不得人心的立法机关在本届议会上大有改进，通过的法律数量创下新高。多年来许多议员首次考虑连任。在民粹主义兴起、对立法机关影响越来越大的背景之下，议会愈发专业化。2009年随着立法机构表现出严肃成熟的迹象，议会越加赢得民心。

要想众望所归还为时过早

7. (SBU) 然而当媒体和观察家关注立法机构的时候，议员们已想去推进落实与人民联系日益密切的建议，以便为树立自己的国家形象搭建跳板（有可能为了以后的参议院议员或总统的竞选）。当下议院议员斯蒂文·贝努瓦不顾经济现实提出了提升最低工资的议案时，他得到了失业者以及低收入人民的支持，从而广受欢迎。参议院议员吕迪·埃里沃看似要仿效贝努瓦，他已提出减少商业租金和住房租金的建议，这条提议使得出租房主将无利可图。他们的提议受到了私企及外国投资者等类似企业的反对，但是却有助于他们在拥护他们的人民面前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

8. (SBU) 评论：议员们工作效率有所提高，也对连任表示出了兴趣，这是海地民主政体成熟的迹象。他们努力使这个长期以来被人民和政治阶层视为无关紧要的机构—议会—得到人们的认可。之前提到的格林伯格调查指出在2008年6月到2009年6月这一年间，人民对议会的看法有所改善。尽管如此，考虑到以上谈到的变化仅仅只能代表一个核心的团体，议会中大多数议员的普遍态度仍然只会背道而驰。下一届选举将决定海地机构这一股积极发展之风会持续吹到什么程度。由于本应在11月份举行的选举确定要推迟了，议会与投票人之间缓慢建立起来的信任可能会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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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五：2010年初海地发生毁灭性地震，不久后美国使馆发出以下电文。

10太子港206

创建时间：2010年2月26日，18:34

主题：服装业突显海地经济的回弹

1. (SBU) 海地1月12日发生地震后的两周内，海地服装制造业恢复了对美国的出口而且变更装运路线，重新通过多米尼亚港口进行装运。地震发生之前，海地所有的服装业出口占到海地总出口的75%，从事服装制造业的劳工是正规部门总劳工的1/5。太子港有18家服装生产厂，其中有两家必须搬迁然后从头开始重建；一家工厂完全倒塌，数以百计的工人被压在下面，其中至少有300名工人遇难。尽管工厂失去了大量工人，能获得电等基本资源的途径也很有限，但是许多工厂重新开始运作，同时开始一些大大小小的重修、清洁、重建等的修复工作。海地的船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重新恢复，准时完成了客户期望的订单要求。物流方面的障碍，尽管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也比预期快得多，国际上增加对服装业的支持旨在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振兴海地的经济。

2. (SBU) 地震前，一些国外投资者、国际品牌以及国外制造商表示有兴趣扩大在海地的生产量，地震发生后，他们利用HOPEII中出口美国免税的贸易优惠待遇更新了他们对海地服装业的支持（参见电文A）。2月份，最大的服装贸易展览会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美国贸易代表、美国服装零售商GAP公司、美国哈尼斯品牌服装与美国纺织品和服装进口商协会在会上宣布为增加海地的优势新增优惠政策（Plus One），希望服装零售商在海地投资设厂，他们的所有服装产量中至少要有1%出自于海地。目前，海地政府执行《海地机会伙伴促进法案》总统三方委员会的代表正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一起工作，扩展HOPE法案的优惠政策。

3. (SBU) 考虑到海地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投资者开始考虑不仅在海地设厂，而且通过支持海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如帮助恢复水和电的供应，这对维持工业园区和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是必不可少的。工业园区和自由贸易区中的工厂将会在太子港与包括北部城市海地角在内的其他潜在工业中心建立。一些需求量大的客户，如韩国区的美国服装零售商GAP，来到海地开展业务扩张计划，而这个计划早在地震发生前就制定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对港口情况进行评估，同时专门对港口到底能接纳多少海运集装箱进行考量。

4. (SBU) 评论：海地的服装生产商出货量大、赚取的利润薄、报价低，在此情况下，持续的现金流动对于企业的存亡极为重要。工厂代表告诉我们说海地的服装业将极大地受益于2000万美元的“软贷款”基金，有了这笔基金他们的工厂能立即开始运作，时间长、利率低的优惠贷款使得生产商能够尽快地开足马力进行生产，保留住现有的28,000名劳工，扩大生产并受惠于HOPEII中的特殊贸易条款。优惠贷款再加上美国其他振兴服装产业的计划，向海地及加勒比的美国零售商、生产商传达出积极的信号，也将鼓励25,000多个海地工厂的劳工，这些劳工靠工厂的工作来谋生和养家糊口。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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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英国出版商声明

1禁  闭

2磁  岛

3逃  亡

4第一台电脑

5密码朋克

6被  告

7通向未来的数学之路

8维基解密的诞生

9否极泰来的世界

10冰  岛

11间接谋杀

12编辑的全班人马

13鲜  血

14电报门

跋

附  录